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真诚的朋友、伟大诗人海涅对他的模仿者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句话对马克思同样适用，而这正是恩格斯引述它的原因。
要理解马克思的初心，就要回到经典本身。
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被评为“2014年中国好书”。他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已经被翻译为7种语言。最近，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机敏睿智、渊博深刻、生动幽默的马克思，引导和激励着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重读经典。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来临之际，《南风窗》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
南风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社会生活和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早期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也注意到不同的阶级身份会对同一个问题产生迥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直对劳动大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自己出身犹太律师家庭，家境比较富裕，他的妻子燕妮更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对无产阶级的感情是从何而来？
韩毓海：最初还是从思想理论的批判中来的，首先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入学柏林大学不久，晚上经常失眠，准备出去休养一个星期。去之前他问朋友读什么书能睡着，朋友说你读黑格尔校长的书，读一页就睡着了。于是他就带了《法哲学原理》去休养治疗失眠，结果他没有睡着，反而对黑格尔体系进行了全面反思，最终写了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的基础就是人对物的支配，人能够支配物不就是自由吗？但马克思说现实并不如此，他说，你看柏林街上那些裁缝、鞋匠，他们造的衣服、鞋，他们能支配吗？不但不能，而且劳动者自身还被他们生产出来的物所支配。那么，马克思很自然地往下说：既然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基础是人支配物，那么人类自由、解放，不就是要让劳动者掌握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吗？
他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命题，但这还是纯粹理论上的讨论，这时他还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后来，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去了法国。当时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般的说法是他要“有一个法国母亲和一个德国父亲”，就是说，他心理上应该是法国式感情丰富的，头脑上则应该是德国式严峻冷静的。马克思已经有了一个德国头脑，还需要一个法国的心脏。
在法国，他的理论兴趣，很大程度上转向了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谈到私有财产，他说财产分为内在私有财产的和外在私有财产。继承而来、偷来抢来，都是外在的，只有劳动创造的才是内在的。他其实在重申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观点，就是劳动创造产权。比如你不能说自然界的水是你的，但你把它盛起来了就是你的，因为你付出劳动了。
同时他也比较了洛克与斯密。大家知道，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和地租的旨趣和劳动是一样的，劳动是为了获利，资本和地租也一样，没好处它不会活动的，资本和地租的逐利性，驱使它去追求最有效率的劳动，所以斯密认为这三者（劳动、地租和资本）都创造财富。
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实际上是有些犹疑的。资本和地租是不是劳动创造的？他说资本和地租实际上是使劳动更有效率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没有效率的劳动，不能创造资本和地租。马克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空档，既然斯密承认资本和地租都是劳动创造的，那问题就产生了：分成的比例应该如何？如果资本和地租占据的份额太大，那劳动者就没有积极性，因为是为别人而干活，劳动就被资本和地租异化了。异化，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词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样，构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双重批判，或叫一种“互文式的重读”。
南风窗：在劳动、地租、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中，劳动事实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谓“自由劳动者”甚至处于一种半奴隶状态，而到了马克思手上，劳动就被作为最关键的一种要素予以分析，这和他关注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紧密相关。就像您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里写到的那样，过往的理论家们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有意地遮蔽某些问题，知识变成一种“共谋”，马克思如何通过理论分析摆脱学者们的“共谋”惯性的呢？
韩毓海：还要往下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谈到了对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解，他们观点不一致。黑格尔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基础上，革命推翻了专制，但没有带来自由，随之而来的是雅各宾暴乱。所以他认为，自由只能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个领域，就是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或者市民社会领域，自由必须建立在人对物的支配基础上，一无所有的人谈不上自由。但黑格尔又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短视的，只能看到短期利益，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因此，要纠正市民社会的问题就需要国家。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他认为市民社会解放了人的欲望，就是人的“Wants”，但市民社会混淆了社会需求与欲望，即“Needs”和“Wants”的区别，而马克思把它们区分出来了。举例来说，你想要间房子，就是“Needs”，这是社会需求，而想要一所联排别墅，这叫“Wants”，这是无穷无尽的社会欲望。所以黑格尔说，英国人所谓的“舒服”是没有尽头的，很多欲望是工业本身制造出来的，是它为了追求利润而给人灌输的。 马克思说市民社会不是不好，而是它太狭窄，一批人发财，是以另一批人沦为无产阶级为前提的。所以它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制造了贫困，制造欲望的同时也干扰着需求。市民社会内部是矛盾的，社会主义是对这个市民社会矛盾的积极扬弃。怎么扬弃呢？黑格尔说要靠国家调控，但马克思对普鲁士政治很失望，他认为这需要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到了法国后，马克思比较偏向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描述德国原来那些抽象的范畴，比如对“劳动”、“异化”、“扬弃”的重新思考，尽管它们都是原来德国哲学里的概念，非常抽象，可一旦把它们放进经济学中，就变得很有现实感了。
在法国他遇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接触无产阶级比较早，因为他家里本身有工厂，但恩格斯有一些比较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不赞成。恩格斯相信达尔文关于人是从猴变来的观点，他还把马克思的贡献与达尔文学说相提并论，但马克思认为猴根本不能变成人，因为人有“本质力量”—思想的力量和欲求的意志，这种本质力量是动物根本不具备的。马克思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他不是把劳动简单地理解为“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而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这种本质力量，就是我们中国哲学里所说的人之初心，这个初心，和马克思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没有关系。尽管人会受到所属阶级的限制，都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但马克思17岁时就指出，这种利益还有大利小利之分。为他人而工作是最大的快乐，这是大利益，因为你不但不会失去什么，还会得到他人的褒奖，还能发现超越自己的那一面。
南风窗：马克思的思想能够在后世引起人们的灵魂震动，是不是和其中包含了鲜明的理想主义因素有关？他的博士论文是献给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他说男爵“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
韩毓海：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在当时还找不到样本，但也不能说他是理想化的，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简单地认为人不是猴变的，因为它更强调人有“本质力量”。这种专属于人的能力，哲学家有时候抽象地称之为思想的能力、意志的能力，但马克思认为它最根本的表现是生产的能力，即生产力。这样就很实际了，就在历史辩证发展中真正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
马克思对人的生产能力、发展能力的扩张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更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因为每个人对他人还有需求，而且需求方式在不断变迁，因此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人们根据需求方式的不同进行社会分工，但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一旦固化，并被政治和文化习俗强化，就会反过来限制和束缚生产能力的发展。比如在眼前的社会，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干不了别的，马克思说那可不一定，门口摊煎饼那个老溥，说不定是溥仪的后代，那个大企业的领导者，说不定祖上是个掏粪工，你怎么能说某个人天生只能做什么呢？现在最熟悉的说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革命了。
马克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时代，最大的限制是，资本本身会限制资本。比如说，信贷资本会限制产业资本的发展，今天看来，当然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生产好的时候过度投资，生产一出现坏的苗头马上资金紧缩，这不就是信贷资本反对产业资本、资本反对资本吗？
所以他说，重要的不是取消资本，那样就要退回野蛮状态去了，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反对资本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反对资本只为少数人的利润服务。
韩毓海教授著的《卡尔·马克思》
韩毓海：先说第一个问题。你说到的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马克思说的是对的，而且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信贷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及其相互关系。信贷资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融。《资本论》的第一卷基本上在讨论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第二卷是讲商业资本，讲流通领域，第三卷才是讲信贷资本。我们看《资本论》都是从第一卷开始看，很多人第一卷没看完就已经歇菜了，所以后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没有接触。 對今天的中国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国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许多战略部署，比如说，现代世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根源，就是信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个就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的。
后面这个问题呢，习近平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18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确如此，没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没有黑格尔、康德、卢梭，那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高峰，但这个高峰过去以后，西方哲学就进入了低谷。后面也出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一样，总结前面的体系并创造一个新体系。他们或许对马克思的体系不满，但没有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绩，多数时候是在某个领域发展马克思，或者试图修正马克思。
如果18、19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是西方崛起和资本主义体系诞生，从而铸就了马克思主义，那么，20世纪到21世纪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中国是从长期的领先变成了积贫积弱，又从积贫积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真是数千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国的复兴过程，是一个需要理论和产生理论的时代，首先是毛泽东的创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在战争和商业基础上产生了欧洲的市民社会，它是以城市为主体，在市民社会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你要消灭资本主义，要跟这个模式对抗，除非能以武装的农村去包围武装的城市，这也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到的。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不但是一个理论贡献，还是一个实践样本，而且它真正成功了。
邓小平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对市民社会进行积极扬弃，但怎么做在他那个时代没有看到一个样本。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一种对市场也就是“市民社会”进行积极扬弃的方式。40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要发挥市场的长处，抑制市场的坏处，这套逻辑、这个实践，还真的成功了，如果把里面这些具体措施梳理出来，真正地讲好，让世界接受，当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过程叫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就是富而不强、大而不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在历史上，就是陷入这样一个大而不强、富而不强的陷阱里去的。
习近平说：“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正因为习近平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问题，所以，他就能够提出创新的理论和思想。我们现在主导的亚投行和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创造了世界资本中心和生产中心第一次重合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处于矛盾状态，过去的历史上，所有的资本中心都是和生产中心分离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他们通过掌握美洲白银把中国变成一个生产中心；然后是荷兰，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投资于荷兰的海盗业；之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又投资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是英格兰银行投资美国，都是分离的。而现在亚洲是生产中心，要和资本中心合在一起。这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所以，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脉络来看，我们还是在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方向上不断前行的。
要理解马克思的初心，就要回到经典本身。
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被评为“2014年中国好书”。他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已经被翻译为7种语言。最近，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他的《卡尔·马克思》纪念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机敏睿智、渊博深刻、生动幽默的马克思，引导和激励着读者尤其是年轻人重读经典。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来临之际，《南风窗》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
人有“本质力量”是马克思的初心
南风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社会生活和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早期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写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也注意到不同的阶级身份会对同一个问题产生迥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直对劳动大众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自己出身犹太律师家庭，家境比较富裕，他的妻子燕妮更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对无产阶级的感情是从何而来？
韩毓海：最初还是从思想理论的批判中来的，首先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入学柏林大学不久，晚上经常失眠，准备出去休养一个星期。去之前他问朋友读什么书能睡着，朋友说你读黑格尔校长的书，读一页就睡着了。于是他就带了《法哲学原理》去休养治疗失眠，结果他没有睡着，反而对黑格尔体系进行了全面反思，最终写了一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自由，自由的基础就是人对物的支配，人能够支配物不就是自由吗？但马克思说现实并不如此，他说，你看柏林街上那些裁缝、鞋匠，他们造的衣服、鞋，他们能支配吗？不但不能，而且劳动者自身还被他们生产出来的物所支配。那么，马克思很自然地往下说：既然黑格尔认为自由的基础是人支配物，那么人类自由、解放，不就是要让劳动者掌握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吗？
他已经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命题，但这还是纯粹理论上的讨论，这时他还没有接触到无产阶级。后来，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去了法国。当时对于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一般的说法是他要“有一个法国母亲和一个德国父亲”，就是说，他心理上应该是法国式感情丰富的，头脑上则应该是德国式严峻冷静的。马克思已经有了一个德国头脑，还需要一个法国的心脏。
在法国，他的理论兴趣，很大程度上转向了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谈到私有财产，他说财产分为内在私有财产的和外在私有财产。继承而来、偷来抢来，都是外在的，只有劳动创造的才是内在的。他其实在重申洛克在《政府论》中的观点，就是劳动创造产权。比如你不能说自然界的水是你的，但你把它盛起来了就是你的，因为你付出劳动了。
同时他也比较了洛克与斯密。大家知道，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和地租的旨趣和劳动是一样的，劳动是为了获利，资本和地租也一样，没好处它不会活动的，资本和地租的逐利性，驱使它去追求最有效率的劳动，所以斯密认为这三者（劳动、地租和资本）都创造财富。
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实际上是有些犹疑的。资本和地租是不是劳动创造的？他说资本和地租实际上是使劳动更有效率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没有效率的劳动，不能创造资本和地租。马克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空档，既然斯密承认资本和地租都是劳动创造的，那问题就产生了：分成的比例应该如何？如果资本和地租占据的份额太大，那劳动者就没有积极性，因为是为别人而干活，劳动就被资本和地租异化了。异化，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词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样，构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双重批判，或叫一种“互文式的重读”。
南风窗：在劳动、地租、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中，劳动事实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尤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所谓“自由劳动者”甚至处于一种半奴隶状态，而到了马克思手上，劳动就被作为最关键的一种要素予以分析，这和他关注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紧密相关。就像您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里写到的那样，过往的理论家们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有意地遮蔽某些问题，知识变成一种“共谋”，马克思如何通过理论分析摆脱学者们的“共谋”惯性的呢？
韩毓海：还要往下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谈到了对黑格尔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的理解，他们观点不一致。黑格尔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基础上，革命推翻了专制，但没有带来自由，随之而来的是雅各宾暴乱。所以他认为，自由只能存在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个领域，就是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或者市民社会领域，自由必须建立在人对物的支配基础上，一无所有的人谈不上自由。但黑格尔又认为，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短视的，只能看到短期利益，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因此，要纠正市民社会的问题就需要国家。
如果资本和地租占据的份额太大，那劳动者就没有积极性，因为是为别人而干活，劳动就被资本和地租异化了。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否定，而是积极的扬弃，他认为市民社会解放了人的欲望，就是人的“Wants”，但市民社会混淆了社会需求与欲望，即“Needs”和“Wants”的区别，而马克思把它们区分出来了。举例来说，你想要间房子，就是“Needs”，这是社会需求，而想要一所联排别墅，这叫“Wants”，这是无穷无尽的社会欲望。所以黑格尔说，英国人所谓的“舒服”是没有尽头的，很多欲望是工业本身制造出来的，是它为了追求利润而给人灌输的。 马克思说市民社会不是不好，而是它太狭窄，一批人发财，是以另一批人沦为无产阶级为前提的。所以它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制造了贫困，制造欲望的同时也干扰着需求。市民社会内部是矛盾的，社会主义是对这个市民社会矛盾的积极扬弃。怎么扬弃呢？黑格尔说要靠国家调控，但马克思对普鲁士政治很失望，他认为这需要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到了法国后，马克思比较偏向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描述德国原来那些抽象的范畴，比如对“劳动”、“异化”、“扬弃”的重新思考，尽管它们都是原来德国哲学里的概念，非常抽象，可一旦把它们放进经济学中，就变得很有现实感了。
在法国他遇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接触无产阶级比较早，因为他家里本身有工厂，但恩格斯有一些比较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不赞成。恩格斯相信达尔文关于人是从猴变来的观点，他还把马克思的贡献与达尔文学说相提并论，但马克思认为猴根本不能变成人，因为人有“本质力量”—思想的力量和欲求的意志，这种本质力量是动物根本不具备的。马克思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他不是把劳动简单地理解为“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而是把人的实践活动理解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这种本质力量，就是我们中国哲学里所说的人之初心，这个初心，和马克思出身于哪一个阶级没有关系。尽管人会受到所属阶级的限制，都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但马克思17岁时就指出，这种利益还有大利小利之分。为他人而工作是最大的快乐，这是大利益，因为你不但不会失去什么，还会得到他人的褒奖，还能发现超越自己的那一面。
马克思是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南风窗：马克思的思想能够在后世引起人们的灵魂震动，是不是和其中包含了鲜明的理想主义因素有关？他的博士论文是献给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他说男爵“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
韩毓海：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在当时还找不到样本，但也不能说他是理想化的，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现实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简单地认为人不是猴变的，因为它更强调人有“本质力量”。这种专属于人的能力，哲学家有时候抽象地称之为思想的能力、意志的能力，但马克思认为它最根本的表现是生产的能力，即生产力。这样就很实际了，就在历史辩证发展中真正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了。
马克思对人的生产能力、发展能力的扩张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的能力的发展，更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因为每个人对他人还有需求，而且需求方式在不断变迁，因此就构成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人们根据需求方式的不同进行社会分工，但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一旦固化，并被政治和文化习俗强化，就会反过来限制和束缚生产能力的发展。比如在眼前的社会，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干不了别的，马克思说那可不一定，门口摊煎饼那个老溥，说不定是溥仪的后代，那个大企业的领导者，说不定祖上是个掏粪工，你怎么能说某个人天生只能做什么呢？现在最熟悉的说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革命了。
马克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时代，最大的限制是，资本本身会限制资本。比如说，信贷资本会限制产业资本的发展，今天看来，当然如此。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生产好的时候过度投资，生产一出现坏的苗头马上资金紧缩，这不就是信贷资本反对产业资本、资本反对资本吗？
所以他说，重要的不是取消资本，那样就要退回野蛮状态去了，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反对资本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反对资本只为少数人的利润服务。
韩毓海：先说第一个问题。你说到的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马克思说的是对的，而且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信贷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及其相互关系。信贷资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融。《资本论》的第一卷基本上在讨论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第二卷是讲商业资本，讲流通领域，第三卷才是讲信贷资本。我们看《资本论》都是从第一卷开始看，很多人第一卷没看完就已经歇菜了，所以后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没有接触。 對今天的中国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国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的许多战略部署，比如说，现代世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根源，就是信贷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个就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写的。
后面这个问题呢，习近平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18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确如此，没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没有黑格尔、康德、卢梭，那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的高峰，但这个高峰过去以后，西方哲学就进入了低谷。后面也出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马克思一样，总结前面的体系并创造一个新体系。他们或许对马克思的体系不满，但没有做出什么了不得的成绩，多数时候是在某个领域发展马克思，或者试图修正马克思。
如果18、19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是西方崛起和资本主义体系诞生，从而铸就了马克思主义，那么，20世纪到21世纪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中国是从长期的领先变成了积贫积弱，又从积贫积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真是数千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社会主义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反对资本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反对资本只为少数人的利润服务。
中国的复兴过程，是一个需要理论和产生理论的时代，首先是毛泽东的创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在战争和商业基础上产生了欧洲的市民社会，它是以城市为主体，在市民社会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你要消灭资本主义，要跟这个模式对抗，除非能以武装的农村去包围武装的城市，这也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到的。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不但是一个理论贡献，还是一个实践样本，而且它真正成功了。
邓小平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对市民社会进行积极扬弃，但怎么做在他那个时代没有看到一个样本。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一种对市场也就是“市民社会”进行积极扬弃的方式。40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说要发挥市场的长处，抑制市场的坏处，这套逻辑、这个实践，还真的成功了，如果把里面这些具体措施梳理出来，真正地讲好，让世界接受，当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过程叫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当然就是富而不强、大而不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在历史上，就是陷入这样一个大而不强、富而不强的陷阱里去的。
习近平说：“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正因为习近平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关键问题，所以，他就能够提出创新的理论和思想。我们现在主导的亚投行和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创造了世界资本中心和生产中心第一次重合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基本矛盾，实际上就是信贷资本和产业资本处于矛盾状态，过去的历史上，所有的资本中心都是和生产中心分离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他们通过掌握美洲白银把中国变成一个生产中心；然后是荷兰，当时葡萄牙、西班牙投资于荷兰的海盗业；之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又投资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是英格兰银行投资美国，都是分离的。而现在亚洲是生产中心，要和资本中心合在一起。这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
所以，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大脉络来看，我们还是在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方向上不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