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于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所在。至今,我依然觉得我既熟悉那里,却又对那里永远陌生。熟悉是因为上海和天津在某个时代有着惊人的相像之处,甚至曾经被胡适之博士相提并论,同时也因为我在上海有各种不同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应当都属于上海的一部分,所以熟悉了他们也就在某种意义上熟悉了上海;陌生则在于我所认识的上海无论如何是表面的,还有,近年来上海发展的速度太快,以至于我们这些外地人无论怎样频繁地造访也难以追赶,所以陌生感就只好长久地悬在那里了。
　　幸好往事沉淀下来就成为了记忆的永恒,不会改变。于是回想起自1985年以来和上海文学界亲密友好的往来。记得最初对上海文学感兴趣,不是来自上海的文学创作,而是出于对上海文学批评的敬慕。那时候上海的批评界可谓群星灿烂,而且在全国文坛始终保有锐意进取的势头。他们将如此旺盛的斗志持续了差不多整个八十年代。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口号、所研讨的问题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走向。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著名的,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有意思的是,我和上海的这些年轻的批评家们的相识,竟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1985年厦门召开的“方法论”研讨会上。记得那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家都已经如期抵达,唯有被大家瞩目的那些上海的年轻批评家们却依然漂泊在从上海至厦门的海上。听说那一路他们辛苦至极,以至于周介人先生不无骄傲地把那些《上海文学》培养起来的少年才子一一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他们旅途的倦怠依旧跃然脸上。从此,我和上海的这些年轻的批评家们成为了好朋友。而后,除了和他们一道天南地北地开着各类文学批评的会议,我也时常有机会前往上海,为我所在的《文学自由谈》组稿,并和他们毫无拘束地谈天说地。我一直觉得,在我刚刚进入文坛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些批评界的朋友非常重要。和他们在一起,首先话语的起点上就很高;还能在他们的文章中,感觉到那种思维的创造性。总之这是我的幸运。便是在那个年代,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河东寨》也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当然接下来我也曾有别的作品在上海发表、出版,但都不能替代《河东寨》发表时所带给我的内心的震荡。
　　只是上海当年的那支评论队伍如今好像已经风流云散。大家各奔东西,有的远离上海,有的干脆转行。尽管这可能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无论如何还是令人惋惜。这种惋惜就如同欧洲满含热泪地告别了协和“大鸟”——我们告别的不是某个人、某篇文章,而是被凝聚起来的那种批评界的“上海精神”。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批评的时代。或者这样的时代果真“明日不再来”?
　　1989年后我便很多年不曾去上海。那也是因为到处都不再有关于批评的会议。于是很多年便长久地想念着上海。再后来终于又有了《文学报》、《上海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复旦大学先后为我提供机会重返上海。但这时的上海差不多完全的陌生了,旧日的记忆也早已经成为物是人非的往事了。
　　这样前前后后来来往往将近20年,我在上海有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散落于上海的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今天尽管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我相信他们依然是文学的。我所谓的文学是他们作为人的本质的文学。就如同昆德拉所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载,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文学本身就是理想,就是宗教,那是渗透于我的上海朋友们的血液和骨髓中的,那种文学的精神。当然我的那些上海的朋友也是物质的,因为你只要在上海找到他们,他们就一定会抽暇接待你,请你吃饭,和你聊天儿,陪你逛“巴黎春天”,或者“新天地”,并在交谈中让你回忆起你在上海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仍被记忆或已被忘却了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