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13部经书。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无论“礼乐”的“乐”，或者“诗乐”的“乐”，到了战国，都属于“古乐”一类，已经不时兴了。《孟子·梁惠王下》载有齐宣王的话，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代音乐，只是爱好一般流行乐曲罢了。”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君主或者使者互相访问，已经不用“诗”来表达情意或使命。战国时期，若引用诗句，作用和引用一般古书相同，完全不同于春秋时代用“诗”来作外交手段。那么，依附于“诗”的乐曲乐谱自然可能废弃不用。而且根据目前已知的战国文献，西周以至春秋那种繁文缛节的“礼”也长时期不用，依附于“礼”的“乐”也可能失掉用场。“乐”的亡佚，或许是时代潮流的自然淘汰。《乐经》的失传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汉书·艺文志》没有《乐经》。至于东汉末年曹操从荆州得到雅乐郎杜夔，他还能记出《诗经》中四篇乐谱，而杜夔所记出的《诗》的四篇乐谱未必是春秋以前的古乐谱。
　　“六经”的次序，据《庄子·天运》和《天下》、《徐无鬼》诸篇、《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淮南子·秦族训》、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振篇》以及《礼记·经解篇》、司马迁《史记·儒林传序》，都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唯《荀子》和《商君书》没谈到《易》）。但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六经的次序改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以至现在的《十三经》都把《易》改在第一。为什么到后汉时把“经书”的次序移动了呢？很可能他们认为“经书”的编著年代有早有晚，应该早的在前，晚的在后。《易》，据说开始于伏羲画卦，自然是最早的了，列在第一。《书》中有《尧典》，比伏羲晚，列在第二。《诗》有《商颂》，或许是殷商的作品罢，列在第三。《礼》和《乐》相传是周公所作，列在第四和第五。至于《春秋》，因为鲁史诗经过孔子删定，列在第六。
　　无论《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好，《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好，统称为“六经”，《乐经》亡失，变为“五经”。《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蜀志·秦宓传》都有“七经”之名，却未举“七经”是哪几种，后人却有3种不同说法：1.“六经”加《论语》；2.东汉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3.“五经”加《周礼》、《仪礼》。这3种说法不同，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唐朝有“九经”之名，但也有不同说法：1.《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2.《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唐太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835年）中，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这“十二经”是《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到宋代，理学派又把《孟子》地位提高，朱熹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和《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自己“集注”，由此《孟子》也进入“经”的行列，就成了“十三经”。这便是《十三经》成立的大致过程。
　　《十三经》长短大不相同。长的如《春秋左氏传》，连“经”带“传”，合计19.6万多字：其次是《礼记》，有9.9万多字。最短的是《孝经》仅1800字。《孝经》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它为科举考试的书。唐朝科举，沿袭隋炀帝的制度，有明经科，专考9种经书。因经书有长有短，便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宋朝虽然废除了明经科，但没有废除以经义考士人，便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
　　（摘自中华书局《经书浅谈》编者：《文史知识》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