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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讲师
【作者简介】
2011版电影《简·爱》剧照 圣·约翰牧师是《简·爱》中一个重要人物，在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属正人君子形象，“精力充沛、热情真诚地为自己的同类含辛茹苦，他为他们开辟艰辛的前进之路，像巨人一般砍掉拦在路上的信条和等级的偏见。” [1]但一经译介到中国文化语境，便成为伪善、冷酷、自私的反面宗教人物。“表面上是一个只热心传教的正派人，实际上是要别人为他牺牲的自私自利的人。” [2]本文拟探索圣·约翰牧师这一形象发生改变的深层原因，旨在说明社会文化环境在人物形象建构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简·爱》作者笔下的圣·约翰
牧师形象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著名英国女作家、诗人，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她的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在豪渥斯圣公会作牧师。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给夏洛蒂带来最初的宗教影响。她不仅从小就对《圣经》里的典故和情节烂熟于心，而且其作品《简·爱》也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夏洛蒂创作《简·爱》，写作进度很快，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黄慧慧在“《论<简·爱>中圣·约翰形象的误读现象》” [3]一文中提及圣·约翰的原型是夏洛蒂深深崇拜着的父亲，范亚男在文章“《圣·约翰形象的再评价——重读<简·爱>》”[4]中也有相同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圣·约翰正是以第一次向她求婚的年轻的“亨利·纳西副牧师”[5]作为原型。然而无论圣·约翰形象的原型是哪一位，值得肯定的是，对于从小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作者而言，她对这一形象并不厌恶，甚至是喜爱的，因为她自己后来嫁给了父亲的助手尼克尔斯副牧师。其实， 夏洛蒂·勃朗特的《圣经》情结不难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基督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西欧唯一的宗教信仰和绝对的意识形态，基督教既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培养了西方人的心理习惯。这就难怪成长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迷茫无助之时深信上帝能指引方向并赐予力量。
因此，牧师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以及基督教文化大环境是夏洛蒂创作圣·约翰牧师形象的文化心理动因。原著中， 作者以简的视角赞扬圣·约翰的温和仁慈和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小说中简离开桑菲尔德府，在荒野中濒临死亡时，好心的圣·约翰收留了她。在宗教责任与世俗感情产生矛盾时， 圣·约翰毅然地抛弃了个人感情。他向简求婚，是因为简具备吃苦耐劳的品格，可以助他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简也清楚地了解圣·约翰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宗教职责，拯救更多的人。
二、圣·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的重构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主要信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众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6]、“麻痹人民的鸦片”[7]、甚至是一种“迷信。”[8]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对外界的不断深入了解，人们也开始越来越宽容地接纳并理解西方社会的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而言，他们不可能不受这种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理解、阐释人物形象时，其人生观、价值观也必定反映在译本中。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十年代，人们排斥宗教，对宗教的化身“牧师”这一形象也怀有抵触情绪。因此，完成于七十年代末的祝庆英译本向中国读者刻画了一个虚伪、冷酷的圣·约翰牧师形象。虽然夏洛蒂把他描绘成德貌双全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在译者祝庆英眼里，圣·约翰牧师“实际上是为殖民者效劳，起了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的作用。”[9]由于译者的视角以及对原作人物形象的理解是圣· 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译者塑造的形象就是圣·约翰牧师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祝译本读者眼中，圣·约翰牧师以上帝的意旨为借口，逼迫简嫁给他，是个伪善的反面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进入经济繁荣发展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对外国文化，尤其是《圣经》文化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译者对宗教文化以及宗教的代表人物牧师这一人物形象在心理上已经可以接受，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并能相对客观地理解他们的信仰与职责。因此，黄源深认为，圣·约翰牧师品行端正，非常有抱负。作为简的救命恩人，他竭力“追求”[10]简，而不是强迫。
·文化艺术李新：《简·爱》中圣·约翰牧师形象 由此，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会出现不同的圣·约翰牧师形象，而译者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 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操纵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对原文本的理解、以及用目的语进行阐释的全过程。尤其在民族危亡、制度更迭、政治动荡等特殊时代，政治权利场的操纵力量会更为强大，甚至会把翻译当作政治统治或者实施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据此，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译者受所处时代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过程。《简·爱》中圣·约翰牧师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然而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都是译入语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
《简·爱》译介到中国后，圣·约翰牧师曾经一直被看作典型的反面人物，遭人厌恶、痛恨。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西方文化、宗教信仰认识的不断深入， 圣· 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读者心中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圣·约翰牧师形象是一个值得广泛关注与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印证了译入语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小说人物形象再现过程的强有力的操纵。
参考文献：
[1]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1994：523.
[2]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李霁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25.
[3]黄慧慧.论《简·爱》中圣·约翰形象的误读现象[J].山东文学，2009（12）：91-93.
[4]范亚男.圣·约翰形象的再评价——重读《简·爱》[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3）：24-28.
[5]金琼.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笔下的牧师形象及其文化蕴涵[J].外国文学研究，2009（6）：94-100.
[6][7][8]王忠欣.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EB/OL]. （1999-01）[2013-01-18]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524.
[9]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8.
[10]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0：4.
【作者简介】
2011版电影《简·爱》剧照 圣·约翰牧师是《简·爱》中一个重要人物，在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下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属正人君子形象，“精力充沛、热情真诚地为自己的同类含辛茹苦，他为他们开辟艰辛的前进之路，像巨人一般砍掉拦在路上的信条和等级的偏见。” [1]但一经译介到中国文化语境，便成为伪善、冷酷、自私的反面宗教人物。“表面上是一个只热心传教的正派人，实际上是要别人为他牺牲的自私自利的人。” [2]本文拟探索圣·约翰牧师这一形象发生改变的深层原因，旨在说明社会文化环境在人物形象建构与重建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简·爱》作者笔下的圣·约翰
牧师形象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著名英国女作家、诗人，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郡的豪渥斯。她的父亲是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学识渊博，在豪渥斯圣公会作牧师。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给夏洛蒂带来最初的宗教影响。她不仅从小就对《圣经》里的典故和情节烂熟于心，而且其作品《简·爱》也深深地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夏洛蒂创作《简·爱》，写作进度很快，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多是她生活中经历过或者非常熟悉的。黄慧慧在“《论<简·爱>中圣·约翰形象的误读现象》” [3]一文中提及圣·约翰的原型是夏洛蒂深深崇拜着的父亲，范亚男在文章“《圣·约翰形象的再评价——重读<简·爱>》”[4]中也有相同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圣·约翰正是以第一次向她求婚的年轻的“亨利·纳西副牧师”[5]作为原型。然而无论圣·约翰形象的原型是哪一位，值得肯定的是，对于从小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作者而言，她对这一形象并不厌恶，甚至是喜爱的，因为她自己后来嫁给了父亲的助手尼克尔斯副牧师。其实， 夏洛蒂·勃朗特的《圣经》情结不难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基督教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西欧唯一的宗教信仰和绝对的意识形态，基督教既塑造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培养了西方人的心理习惯。这就难怪成长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迷茫无助之时深信上帝能指引方向并赐予力量。
因此，牧师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以及基督教文化大环境是夏洛蒂创作圣·约翰牧师形象的文化心理动因。原著中， 作者以简的视角赞扬圣·约翰的温和仁慈和对宗教事业的热忱。小说中简离开桑菲尔德府，在荒野中濒临死亡时，好心的圣·约翰收留了她。在宗教责任与世俗感情产生矛盾时， 圣·约翰毅然地抛弃了个人感情。他向简求婚，是因为简具备吃苦耐劳的品格，可以助他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简也清楚地了解圣·约翰的求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宗教职责，拯救更多的人。
二、圣·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的重构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人们主要信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民众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6]、“麻痹人民的鸦片”[7]、甚至是一种“迷信。”[8]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对外界的不断深入了解，人们也开始越来越宽容地接纳并理解西方社会的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对于从事翻译工作的译者而言，他们不可能不受这种大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理解、阐释人物形象时，其人生观、价值观也必定反映在译本中。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十年代，人们排斥宗教，对宗教的化身“牧师”这一形象也怀有抵触情绪。因此，完成于七十年代末的祝庆英译本向中国读者刻画了一个虚伪、冷酷的圣·约翰牧师形象。虽然夏洛蒂把他描绘成德貌双全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在译者祝庆英眼里，圣·约翰牧师“实际上是为殖民者效劳，起了帝国主义的先遣部队的作用。”[9]由于译者的视角以及对原作人物形象的理解是圣· 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译者塑造的形象就是圣·约翰牧师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祝译本读者眼中，圣·约翰牧师以上帝的意旨为借口，逼迫简嫁给他，是个伪善的反面人物。到了九十年代，中国进入经济繁荣发展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随着对外国文化，尤其是《圣经》文化的深入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译者对宗教文化以及宗教的代表人物牧师这一人物形象在心理上已经可以接受，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宽容，并能相对客观地理解他们的信仰与职责。因此，黄源深认为，圣·约翰牧师品行端正，非常有抱负。作为简的救命恩人，他竭力“追求”[10]简，而不是强迫。
·文化艺术李新：《简·爱》中圣·约翰牧师形象 由此，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会出现不同的圣·约翰牧师形象，而译者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 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操纵着译者的文本选择、对原文本的理解、以及用目的语进行阐释的全过程。尤其在民族危亡、制度更迭、政治动荡等特殊时代，政治权利场的操纵力量会更为强大，甚至会把翻译当作政治统治或者实施某种政治意图的工具。据此，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译者受所处时代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过程。《简·爱》中圣·约翰牧师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然而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都是译入语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
《简·爱》译介到中国后，圣·约翰牧师曾经一直被看作典型的反面人物，遭人厌恶、痛恨。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对西方文化、宗教信仰认识的不断深入， 圣· 约翰牧师形象在中国读者心中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同的圣·约翰牧师形象是一个值得广泛关注与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印证了译入语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小说人物形象再现过程的强有力的操纵。
参考文献：
[1]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1994：523.
[2]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李霁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25.
[3]黄慧慧.论《简·爱》中圣·约翰形象的误读现象[J].山东文学，2009（12）：91-93.
[4]范亚男.圣·约翰形象的再评价——重读《简·爱》[J].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3）：24-28.
[5]金琼.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笔下的牧师形象及其文化蕴涵[J].外国文学研究，2009（6）：94-100.
[6][7][8]王忠欣.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看法[EB/OL]. （1999-01）[2013-01-18]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524.
[9]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8.
[10]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黄源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