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比我小两岁，一看他那谈老年的信，就觉得他仍是十八岁少年，和我初见他时一样。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们都向《现代》杂志投新诗稿。主编施蛰存先生来信介绍，徐迟正在燕京大学借读，从郊外来城内和我见面，从下午谈到晚上，还请我吃一顿饭。后来他南下回东吴大学，见面只此一次，做了几年通信朋友。
　　他上教会大学，西装革履，一派洋气，又年少气盛，一心骛新。我是蓝布长衫，不学无业，在古书底子上涂抹洋文，被朋友称为小老头。我们一谈话，处处是共同题目、共同兴趣，又处处是不同知识、不同见解。正由于这一点，彼此都像发现了新天地，越谈越有相见恨晚之意。
　　1936年春我到杭州，他来信邀我去南浔他家。他已大学毕业在家奉母。于是拱宸桥下搭船，当天下午在蒙蒙细雨中我由他接到家中。
　　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没译完，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他爱听音乐，有一些唱片。他对天文不感兴趣，我对一窍不通的外國音乐倒有点兴趣，他便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我仍然是不懂却喜欢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又是互相对立的谈论。我说：“我不懂天文，看书懂了一点便译出来给和我一样的人看。你懂音乐，何不把对我讲的这些写出来给我这样的人看？”
　　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他开始写介绍音乐的书。我们的书以后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徐迟和我做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彼此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同的只是题目，这就够了。两人的话一样，还有什么可谈？彼此都听到不同的话，既增长了知识，又磨炼了性情，这才能让彼此都开心，也得益。这次我们两人各写了一封谈老年的信，又是大不相同。我说，像我这样的人，活到八十岁够了。老年来得正好。他说，恨不得把老年一拳打跑。徐迟永远十八岁。
　　有不同，才能結合长久而有味。清一色就是清汤，索然无味。朋友、情人、夫妇，不都是这样吗？我的谬论何其多也，徐迟看到又该笑了。
　　（闫玲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苦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