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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全国恢复高考时，我刚到电话连。我去找连长，请求参加高考，但连长干脆地否决了。想想也是，我一个新兵，刚下连队，一个电话都还没接呢。到第三年，我自认为可以参加考试了，就再次提出请求，并且是强烈的请求，因为战士考大学的年龄限在21岁以下，我快没戏了。
那时部队战士可以考地方大学，但有名额限制。这一年（1979年）我们总站有7个高考名额，其中2个是文科。但名额分配的关键在总站领导那儿。
我记得那是个晚上。我找到总站政委的住处，敲开门，政委张着一双水淋淋的手出现在门口，原来他正在洗碗。政委并不认识我，他和蔼地让我进去坐，我心咚咚地跳，腿发软，张嘴就开说：“报告政委，我是四营一连长话分队的话务员，叫裘山山，1977年的兵。我想考大学。听说我们总站今年有7个考大学的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让我去考一次？我太想上大学了，我已经想了两年了。如果今年再不让我考我就超龄了，我永远都不能上大学了。
我一口气说完，不敢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我就会失去勇气。
政委愣了一小会儿，大概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然后回答说，想上大学想读书是好事。这样，我会建议分一个名额给你们营，剩下的事情就得靠你自己争取了。
接下来我开始找营长教导员。教导员说，上什么大学啊？你这半年就上了10篇稿子，势头多好啊，马上就能入党、立功、提干，一连串的好事。你要是上大学，还得过４年才能提干呢。营长说，我实话告诉你，你考不上的，邓小平说了，宁缺毋滥，考不上你不是瞎耽误工夫？
营里做不通，我就去找连里。先找副指导员，她说没意见，可连长不想让你走，你是业务骨干啊。我就直接找连长。我们连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在一个女兵一大堆的连队当连长，不严肃不行。好说歹说，连长终于同意我去考。
连长是这样跟营长说的：我们连已经连续两年没考上一个了，影响士气，她是肯定能考上的，她考上了也好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儿。这是我事后知道的。
等所有关卡都通过，已是6月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于是我开始起五更睡半夜，发奋用功。
一个月后我参加了第三次全国高考，考上了。分儿还不低，距重点大学差6分。考之前我们几个战士去街道办理手续时，街道上一个大妈说，你们还是留个地址吧，万一考上了呢？她很强调了那个“万一”，让我心里有受歧视的感觉。
我拿到通知后去体检。拍片，说肺部有阴影。医生说，你再到别的医院做个复查吧。我一个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路上，感觉路两边的房子都朝我压下来，我一路流着泪回到招待所，晚饭也没吃。
晚饭后总站放电影，是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我因为傻了不知做什么好，就端个凳子去看电影，没想到这电影给了我很大影响。电影里有个非常可爱善良的姑娘叫莫妮卡，她也是得了肺结核，那时没有药，只能到空气好的地方去疗养。但莫妮卡很坚强，不但没哭，还不让家人担心，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当时就想，一个资产阶级小姐都能这么坚强，我还是个革命战士呢，怎么还不如她？
第二天我去另一家医院复查，拍片出来还是怀疑是肺结核。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有肺结核，我跟医生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医生问我近期有否感冒过，我回想了一下，复习期间的确感冒过，因为没时间看，是拖过去的。那个医生又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说了分数，医生说，考得不错啊姑娘。最后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先不给你下结论，你去治，如果半个月内能治好，那就是肺炎。如果治不好，那就真的是肺结核了，你就住院吧。
我很感谢那个医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中年男人。
于是我开始了治疗。我仍住在那个招待所里，每天上午下午都到我们总站的卫生所去打青链霉素，大剂量地打，打得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后我去透视，肺部的阴影已大大缩小，这让我信心大增。我又接着打针，并且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给自己增加营养，比如早上到街拐角那家小店去喝一杯牛奶。医生说我得肺炎是复习期间太累而营养没跟上的缘故。
到了最后复查那天，我突然没信心了，我不知道我肺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万一阴影还在那儿怎么办？我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了。于是我给我当时在成都认识的唯一一个女孩子打了个电话，请她帮我个忙，说穿了，就是请她代我去透视，当枪手。她竟一口答应了。两个都不懂事。
我们两个在招生办指定的复查医院碰面了，一起坐在那儿忐忑不安地等着。体检表上没有照片，只有性别和年龄。她和我一样大，也和我差不多高，冒名顶替应该没问题的。但就要轮到我时，医院突然停电了，医生走出来朝我们说，明天再来吧。而第二天女友要排练，无法再来了。回想起来我应该谢谢停电，它让我企图作弊搞假的想法流产了，不然现在想起来心中不安。
第二天我真人去拍了片，心里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拍完片医院说结果不能告诉我，要直接通知招生办。日子一天天过去，都9月了，仍没有消息，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了。
这天上班，碰上某干事，他说你怎么还在连里？你不是考上川师中文系了吗？我亲自把通知书交给你们营长的。
我就跑去找营长，在窗户底下喊，营长打开窗户，我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呢？他一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无奈，进去拿了通知书，然后从窗口给我扔了下来。
我满心欢喜，一点儿也不怨他。
我就这样，走进了大学校门。
那时部队战士可以考地方大学，但有名额限制。这一年（1979年）我们总站有7个高考名额，其中2个是文科。但名额分配的关键在总站领导那儿。
我记得那是个晚上。我找到总站政委的住处，敲开门，政委张着一双水淋淋的手出现在门口，原来他正在洗碗。政委并不认识我，他和蔼地让我进去坐，我心咚咚地跳，腿发软，张嘴就开说：“报告政委，我是四营一连长话分队的话务员，叫裘山山，1977年的兵。我想考大学。听说我们总站今年有7个考大学的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让我去考一次？我太想上大学了，我已经想了两年了。如果今年再不让我考我就超龄了，我永远都不能上大学了。
我一口气说完，不敢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我就会失去勇气。
政委愣了一小会儿，大概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然后回答说，想上大学想读书是好事。这样，我会建议分一个名额给你们营，剩下的事情就得靠你自己争取了。
接下来我开始找营长教导员。教导员说，上什么大学啊？你这半年就上了10篇稿子，势头多好啊，马上就能入党、立功、提干，一连串的好事。你要是上大学，还得过４年才能提干呢。营长说，我实话告诉你，你考不上的，邓小平说了，宁缺毋滥，考不上你不是瞎耽误工夫？
营里做不通，我就去找连里。先找副指导员，她说没意见，可连长不想让你走，你是业务骨干啊。我就直接找连长。我们连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在一个女兵一大堆的连队当连长，不严肃不行。好说歹说，连长终于同意我去考。
连长是这样跟营长说的：我们连已经连续两年没考上一个了，影响士气，她是肯定能考上的，她考上了也好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儿。这是我事后知道的。
等所有关卡都通过，已是6月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了。于是我开始起五更睡半夜，发奋用功。
一个月后我参加了第三次全国高考，考上了。分儿还不低，距重点大学差6分。考之前我们几个战士去街道办理手续时，街道上一个大妈说，你们还是留个地址吧，万一考上了呢？她很强调了那个“万一”，让我心里有受歧视的感觉。
我拿到通知后去体检。拍片，说肺部有阴影。医生说，你再到别的医院做个复查吧。我一个人走在熙熙攘攘的路上，感觉路两边的房子都朝我压下来，我一路流着泪回到招待所，晚饭也没吃。
晚饭后总站放电影，是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我因为傻了不知做什么好，就端个凳子去看电影，没想到这电影给了我很大影响。电影里有个非常可爱善良的姑娘叫莫妮卡，她也是得了肺结核，那时没有药，只能到空气好的地方去疗养。但莫妮卡很坚强，不但没哭，还不让家人担心，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我当时就想，一个资产阶级小姐都能这么坚强，我还是个革命战士呢，怎么还不如她？
第二天我去另一家医院复查，拍片出来还是怀疑是肺结核。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有肺结核，我跟医生说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医生问我近期有否感冒过，我回想了一下，复习期间的确感冒过，因为没时间看，是拖过去的。那个医生又问我考了多少分，我说了分数，医生说，考得不错啊姑娘。最后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先不给你下结论，你去治，如果半个月内能治好，那就是肺炎。如果治不好，那就真的是肺结核了，你就住院吧。
我很感谢那个医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是个中年男人。
于是我开始了治疗。我仍住在那个招待所里，每天上午下午都到我们总站的卫生所去打青链霉素，大剂量地打，打得走路一瘸一拐的。一星期后我去透视，肺部的阴影已大大缩小，这让我信心大增。我又接着打针，并且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给自己增加营养，比如早上到街拐角那家小店去喝一杯牛奶。医生说我得肺炎是复习期间太累而营养没跟上的缘故。
到了最后复查那天，我突然没信心了，我不知道我肺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万一阴影还在那儿怎么办？我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了。于是我给我当时在成都认识的唯一一个女孩子打了个电话，请她帮我个忙，说穿了，就是请她代我去透视，当枪手。她竟一口答应了。两个都不懂事。
我们两个在招生办指定的复查医院碰面了，一起坐在那儿忐忑不安地等着。体检表上没有照片，只有性别和年龄。她和我一样大，也和我差不多高，冒名顶替应该没问题的。但就要轮到我时，医院突然停电了，医生走出来朝我们说，明天再来吧。而第二天女友要排练，无法再来了。回想起来我应该谢谢停电，它让我企图作弊搞假的想法流产了，不然现在想起来心中不安。
第二天我真人去拍了片，心里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拍完片医院说结果不能告诉我，要直接通知招生办。日子一天天过去，都9月了，仍没有消息，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了。
这天上班，碰上某干事，他说你怎么还在连里？你不是考上川师中文系了吗？我亲自把通知书交给你们营长的。
我就跑去找营长，在窗户底下喊，营长打开窗户，我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呢？他一早知道会有这一天的无奈，进去拿了通知书，然后从窗口给我扔了下来。
我满心欢喜，一点儿也不怨他。
我就这样，走进了大学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