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二代”，他们嚣张的行为一直是个话题。最近，31岁来自四川的马驰，举家移民新加坡已3年。5月某个周末晚间开着法拉利豪华跑车、载着美女，疑因酒驾超速，拦腰撞向一辆出租车，除了他自己当场死亡之外，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一名日本女乘客也告死亡。这起富豪开豪华跑车酒驾超速，一场车祸3条人命的事故，已使新加坡爆发了谴责潮，网络上甚至出现“严禁中国公民污染新加坡”、“富豪蝗虫”、“这些强国猪醉酒驾驶，自己死就好，还要连累其他人！”之类的激烈言论。
　　中国人看到新加坡的反中潮，而且“强国猪”这种话都出现，心里一定很难平衡。但若静下来想一想，当知道近年来某些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佳，肯定和中国富人那种财大气粗，恶形恶状的德性有关。如果所谓的中国崛起，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富了，就穷奢极侈，炫耀财富，无法无天，这样的中国崛起，全世界将不会欢迎。中国也永远得不到世人的尊敬。因此，中国人真应该把新加坡的谴责潮当作自我反省的重要起点。中国社会如果有一天变成“富而好礼”、“富而多行仁义”的社会，中国崛起才有正面的意义。
　　由于改革开放，而使中国人有了许多发展致富的机会，我们虽为中国人感到高兴，但在欣慰的同时，也应警惕到，中国人由于久贫乍富，整个社会文化的进化遂进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状态。今天中国富人的那种恶劣形象，就使我想到19世纪中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将近70年间欧美社会那个“镀金时代”。所谓的“镀金时代”指的是当时久贫乍富，突然产生大量百万富豪，以当时的币值换算到今天，百万富豪量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0亿富豪，因此当年那些百万、千万、亿万富豪的富裕程度已可想象，他们可以居住类似皇宫的豪宅，他们生活阔绰，家里养的宠物犬会戴钻石狗圈，如果家里宴客，也会在饭后的点心里放进颗钻石让客人惊喜，一些财大气粗的人还会用美元现钞来点烟和雪茄。那都是惊世骇俗的豪奢场面。
　　而这些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原因乃是经过工业革命的扩张，欧美已进入了第一次的全球化，由于市场扩大，特别是航运和铁路开始发达，金融业也告兴起，这都使人有了成为巨富的机会。为了建港埠、开铁路、都市炒土地，这些巨富自然都会政商勾结。当年马克·吐温写《镀金时代》时，就是政商勾结严重、无官不贪的时代。早年出过两个总统的“亚当斯世家”的子孙辈人物亨利·亚当斯所写的《民主：一部美国小说》也是在谈那个时代的政客贪污。
　　那个时代政治腐化，人称“贼掠政治”，富人无所不为，人称“土匪公侯”（Bobber Barons），指他们聚敛财富的方式和土匪相差无几，发了财就开始过公侯级的生活。主因乃是，每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经济和商人先行。开始时是无序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相信社会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有本领能吃就要吃，至于吃相是否难看则不重要。这就是商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镀金年代”在欧洲延续到一战，在美国则持续到大萧条，社会才由无序变为有序。在这个转变过程里需要：（一）政治要进步，压缩官商勾结和贪污的空间。（二）社会的批判要加强，让恶劣的富人知道别人多么恨他们。（三）富人们要有自觉，重建自己身份的正当性。以美国为例，很多第一代慈善家就是以慈善来赎罪；许多富豪以赞助医学、艺术和教育来为自己取得正当性，不再受人诅咒与痛恨。（四）世界局势发生萧条与动乱，社会团结开始变得重要，富人的自私自利就会受到约制。
　　今天的中国已到了中国人的“镀金年代”，而与此同时，全世界也在美国带头下进入新的贪婪时代，各种夸张式的消费遂告大行。这两者相加，更使得中国的富豪们不加节制，官员贪腐也告大盛。中国的官民与学者，真该努力于社会价值与秩序的重建了，只有从镀金里找出真金，中国才会有希望。这是不好听的诤言，愿中国人重视新加坡谴责潮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