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困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电灯点亮了人间，灿若星河的城市，使人类步入了理想的天堂。200余年间，在迅猛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快速升温。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两极冰川融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图瓦卢、马尔代夫等岛国面临沉入海底的危机；全球气候变暖，使数万年前沉寂在冻土层下的古老病毒复苏，与因气候变化而改变迁徙路线或逗留地的候鸟携带的病菌相遇、变种而危害人类健康；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洋流、季风规律，使南旱北涝、风沙肆虐，造成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歉收，引发世界粮食危机；全球气候变暖，使城市热岛效应日复一日，造成人类各种疾病频发，逼迫人们更加依赖机械制冷躲避高温，加剧了化石能源的消费；全球气候变暖，使生态系统日益脆弱，全球热带雨林面积锐减，生物多样性即将成为美好的向往与回忆……凡此种种，追踪溯源都是人类发展进程造成的恶果。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绕不过去的千千结，气候变暖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头等大事。人类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以消费化石能源为唯一动力之源的固有轨迹。一切的一切，在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在绝对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到来之前，利用森林吸碳固碳的碳汇作用，大力植树造林是解燃眉之急最可行的办法之一。
　　大国间政治博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终极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的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以来，每年一次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成了国际间政治经济实力拼杀的竞技场。伞型集团、欧盟、77国集团+中国、基础四国、岛国联盟、雨林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三足鼎立之势。为了争夺道义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各利益集团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科学问题，演化为扑朔迷离的政治博弈。问题的焦点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与欧盟无时不把中国是否承诺承担减排义务当做谈判的筹码，以打压中国崛起的态势与速度。因为，承诺承担减排义务就意味着发展速度放缓，意味着发展空间受限。其实，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担减排义务。原因在于，目前的气候变暖，是发达国家200年来工业化行为的后果。按照公平原则，发展中国家要在发展和解决贫困的前提下应对气候变化，走自主减排之路。
　　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设有三个灵活机制，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提供了二氧化碳减排全球合作的平台。在“清洁发展机制”中，根据森林的碳汇作用，将造林与再造林列为碳减排的交易范围。所谓造林，即在50年前无林的地带上植树造林；再造林，即在曾经有林现为（1989年12月30日前）无林的地带上植树造林的人类行为。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建设，无论是否参与碳交易，都应属于造林或再造林的范畴之内。
　　中国正在坚守道义与责任
　　回眸中国三北防护林建设，三十年的栉风沐雨，三代人的坚韧不拔，换来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明显改善，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贡献，还为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自主承担减排义务平添了佐证。事实证明，无论是否承诺承担减排义务，中国都实实在在地展现着发展中大国的风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辽西北挺拔、婀娜的杨、柳；傲岸的樟子松；茂盛的榛子林和倔强的老屈头、崔景明、郑国清、佟宝华、刘斌、郑庆山、宋晓东们的不懈努力，是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走自主减排之路的真实写照。
　　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特别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毁林垦荒等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导致自然界对我们采取了报复式的“回馈”。痛定思痛，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人类不是生态系统的主宰，而是生态链上的一环。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应自然，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必须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定胜天的壮志情怀。因为人胜不了天，天人合一才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它选择。在建设美丽中国、生态中国进程中，辽宁应该遵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林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辽宁省青山保护条例》，按照国家禁止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保护好阜蒙县、朝阳县这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十二五”期间，以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五期工程”为契机，继续将辽西北的生态屏障保护好、建设好。同时，还要让那些默默无闻，一干几十年，为荒山抹上新绿、为辽宁遮挡风沙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W本栏责编/ 陈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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