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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一辈子的雁，却被雁啄了眼。
杜福平至今都还没想明白，自己行走江湖10多年，怎么就掉进了这么一个黑洞里，栽得深不见底。有朋友安慰他：“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别太往心里去。”杜福平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苦笑。
在重庆永川星光电缆厂的股权迷局中，他觉得自己并非马失前蹄，而是从头至尾都如同一个木偶一般，被人提着线牵着走，甚至到了后来，明知道是火坑，也不得不往下跳。他难以对朋友们言说，而又在心里暗自悲愤的，正是这种任人摆布的屈辱感。
一次偶遇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杜福平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以农民身份下海经商多年，凭借自己的市场嗅觉与过人胆量，涉足房地产和旅游开发，逐渐积累了上亿身家。
2012年12月，由于业务需要，杜福平决定对外招聘一位副总。众多应聘者中，一位名叫王小平的人，因为口才不错能说会道，让他印象深刻。他与王小平约定，在重庆一家星级酒店里进行最终面试。
几天后，两人如约见面，正聊得兴起时，一位身着皮草、打扮贵气的中年妇女向王小平打起了招呼。经王小平介绍，杜福平得知，这个中年妇女是王小平的熟人，名叫戴月明，浙江人，在永川经营着一家电缆厂，刚好也在这家酒店喝茶。
于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三个人聊了起来，话题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戴月明身上。她经营的星光电缆厂，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导致无法继续经营，很多债主纷纷上门要债。原本答应贷款的银行也终止了合作，债台高筑的她不得不打算把厂打包拍卖。
说着说着，戴月明还抹起了眼泪。
杜福平与王小平见状连忙相劝，王小平在一旁说道：“杜总是大老板，各方面关系广，实力强，说不定能帮你想想办法。”杜福平心里也起了恻隐之心，他拍了拍胸脯表示愿意帮上一把。他们约定，两天后就去戴月明的星光电缆厂实地考察。
杜福平没有想到，这次偶遇竟然改变了他接下来两年的人生轨迹。
他后来反省，这件事或许从这次偶遇开始，就是一个设好的局，只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认为，只是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帮不了忙，自己再不掺合就是了。但哪知道，鱼儿一旦上钩，便在劫难逃。
在星光电缆厂，杜福平仔细地查看了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他根据当地的地价和房价对厂区做了一个大概的估值，一共5000多万元。戴月明还向杜福平出示了相应的规划手续和营业执照等，其中让杜福平眼前一亮的是，这片为永川开发新区的厂区被注明为商业用地，未来升值空间巨大。
戴月明当时告诉杜福平，星光电缆厂有外债2690万元，如果杜福平可以帮忙还清这笔债务，那么根据比例，他将获得60%的相应股权，成为星光电缆厂的实际控制人。
面对这一绝佳的投资机会，杜福平有些动心了。然而，2690万元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最终让杜福平下决心的，是戴月明随后拿出的一份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这份银行授信是用星光电缆厂的土地作抵押，但由于星光电缆厂后来债务缠身，银行终止了贷款流程。
杜福平认为，自己如果帮助星光电缆厂还清了债务，取得了公司控制权，凭借自己在当地熟络的人脉关系，就能再找银行进行融资。到时候，不但星光电缆厂可以起死回生，而且自己还可以借这个平台发展更多的业务。
一番精打细算之后，杜福平向戴月明表明了接盘的意愿。他觉得，这么多优质的资源，只花2000多万元，是他赚了。
连环债
2012年12月，实地考察后没过几天，双方就签订协议，戴月明转让60%的股权给杜福平，杜福平出资2690万元帮戴月明还清债务，正式成为星光电缆厂的大股东和法人代表。
事情之所以这么急，是因为戴月明告诉杜福平，星光电缆厂即将进入拍卖程序，如果不赶紧签协议，便会错失良机。情急之下，杜福平甚至没有通过尽职调查，就匆匆进行了股权交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杜福平这种泥腿子出身，靠做工程发家的草根商人而言，他们的商业词典里，很难有“尽职调查”这类说法。在他们那个规则晦明不清的商业圈子里，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人情关系。比如，他的副总王小平，跟戴月明是熟人。
这一步的疏忽，成了杜福平后来最悔不该当初的教训。而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教训来得如此之快。
刚签下协议后仅仅三天，正当杜福平筹划着如何重新运作星光电缆厂之时，戴月明又找上门来，告诉他，出情况了。原来戴月明的另一家公司有一笔1900万元的银行贷款即将逾期，银行上门讨债，她又拿不出钱，烫手的山芋自然转到了这笔贷款的担保方——星光电缆厂上。
杜福平一听完全懵了：这么大一笔债，签协议前为什么不说？这不是坑人吗？！面对火冒三丈的杜福平，戴月明连忙道歉，可怜兮兮地表示，自己确实疏忽了这档子事，绝没有想过要连累他。
一番好说歹说之后，杜福平怒火稍退，戴月明随即提出：如果杜老板能再度出手相助，自己愿意再转让星光电缆厂20%的股份给他。
实际上，此时的杜福平已经骑虎难下。帮忙还债，他觉得自己太窝囊；但若不帮，作为星光电缆厂的法人代表，由于担保关系，他也会面临连带责任。本来无比纠结的他，想到戴月明一介女流经营这么大的产业，确实不易，而开出的20%股份作为回报，也算爽快，心中的天平便慢慢倾斜了。
长叹了一口气后，杜福平最后答应了戴月明的请求，东拼西凑甚至动用自己名下其他产业作抵押，才还清了这笔突如其来的贷款。感激涕零的戴月明当场表示，再也没有外债来麻烦为人仗义的杜大哥了。
可是不久后，杜福平很快发现，不但戴月明此后对20%的股权闭口不提，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感激涕零”如同一个笑话，自己吃了为人仗义的亏。
2013年初，一位当地的包工头，气势汹汹地找到杜福平讨债。根据对方出示的凭据，星光线缆厂拖欠其200多万元的工程款和100万元的保证金。 杜福平彻底傻眼了。他一问才知，2010年修建厂房时，戴月明跟这个包工头谈好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合作。可开工没几天，戴月明就开始以各种名目向其要钱，比如100万元的施工保证金。工程完工后，包工头要求戴月明结付200多万元的工程款，并退回保证金，哪知戴月明却以各种借口推搪。“打电话永远都说在外地，要么在北京，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澳门。这笔款就这么一直欠着。”
杜福平怒不可遏地打电话给戴月明。电话那边戴月明嬉皮赖脸地回应：杜大哥，这笔钱太久了，我确实忘了，几千万你都帮了，这点小钱你就再帮我一把吧。
戴月明说是帮忙，其实是给杜福平面子。凭据上的借款人，分明写的是星光电缆厂，而星光电缆厂此时的法人代表，已经是杜福平，这笔钱，他不掏也得掏。戴月明电话里的软磨硬泡，让他如鲠在喉，一肚子的气撒不出来。
把款划给包工头的那一刻，杜福平悲愤地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戴月明的一部提款机，随时准备着为她还债。
谁的公司？
对于接二连三的窝囊债，杜福平打落牙齿吞进肚里，只得认了。毕竟，他和戴月明还有股份上的合作关系，而当务之急还是整顿公司，把本钱捞回来。
2013年以来，他一方面收回了之前由戴月明保管的公章，开除了只会耍嘴皮子的副总王小平，还把工厂保安换成了自己的人，不让戴月明再有可趁之机；另一方面与一家电动汽车厂和一个生物制药机构商量合作，准备利用闲置厂房上马新项目。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星光电缆厂竟然从他手中不翼而飞。
2014年3月，杜福平发现星光电缆厂的工商资料上，法人代表一栏竟赫然写着“何波”两字。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何波是谁？
他连忙找到当地工商部门，发现资料上显示：2013年12月，杜福平所持的营业执照被挂失作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星光电缆厂通过数次股东大会，把杜福平的全部股权和法人代表资格，统统转到了这个叫何波的人名下，还选举戴月明为公司监理，而整个过程都有杜福平的签名和公章。
仿佛五雷轰顶一般，杜福平从头凉到了脚底：“营业执照根本就没有丢失，公章也一直在我手里，股东大会我从来就没开过，公司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他多次打电话质问戴月明，但戴月明先是一口咬死毫不知情：“怎么可能？我一直在外地，怎么会做这些事？”之后干脆不接电话。
如此离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杜福平绝对不会相信。他无比悲愤地带着那份被宣布“作废”的营业执照，赶到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并提交了公章和自己的签名，要求做笔迹和印章鉴定。“肯定有人盗用了我的签字和印章。”
他一直想弄清楚，神秘的“何波”究竟是谁？
根据工商资料显示，法人代表何波的居住地在上海。有人拨通过何波的手机，电话那头的人自称姓何，但不叫何波，并声称工商资料上的身份证号码跟他的也不吻合。据这位何先生说，自己并非住在上海，而是重庆合川人，身在重庆。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4年多了。他不认识杜福平，也不认识戴月明，对于星光电缆厂，他更是从来没听说过。
而对于迟迟不肯现身的戴月明，在报案后，杜福平更难与之取得联系：“她的行踪非常神秘，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她便是一问三不知，说自己人在澳门，随即挂断电话。”
心急如焚的杜福平，只希望尽快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恢复自己的法人代表身份。如果拖久了，那么他跟其他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都很可能作废。“关键是生物制药项目，我已经投了一大笔钱搞研发，如果流产，对方还会找我索赔违约金。”
最近这段日子里，不断有朋友知道状况后打电话来关心。杜福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都说我是老江湖了，怎么连自己的厂都守不住。做生意这么多年，第一次栽得这么惨。”
杜福平至今都还没想明白，自己行走江湖10多年，怎么就掉进了这么一个黑洞里，栽得深不见底。有朋友安慰他：“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别太往心里去。”杜福平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苦笑。
在重庆永川星光电缆厂的股权迷局中，他觉得自己并非马失前蹄，而是从头至尾都如同一个木偶一般，被人提着线牵着走，甚至到了后来，明知道是火坑，也不得不往下跳。他难以对朋友们言说，而又在心里暗自悲愤的，正是这种任人摆布的屈辱感。
一次偶遇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杜福平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以农民身份下海经商多年，凭借自己的市场嗅觉与过人胆量，涉足房地产和旅游开发，逐渐积累了上亿身家。
2012年12月，由于业务需要，杜福平决定对外招聘一位副总。众多应聘者中，一位名叫王小平的人，因为口才不错能说会道，让他印象深刻。他与王小平约定，在重庆一家星级酒店里进行最终面试。
几天后，两人如约见面，正聊得兴起时，一位身着皮草、打扮贵气的中年妇女向王小平打起了招呼。经王小平介绍，杜福平得知，这个中年妇女是王小平的熟人，名叫戴月明，浙江人，在永川经营着一家电缆厂，刚好也在这家酒店喝茶。
于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三个人聊了起来，话题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戴月明身上。她经营的星光电缆厂，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导致无法继续经营，很多债主纷纷上门要债。原本答应贷款的银行也终止了合作，债台高筑的她不得不打算把厂打包拍卖。
说着说着，戴月明还抹起了眼泪。
杜福平与王小平见状连忙相劝，王小平在一旁说道：“杜总是大老板，各方面关系广，实力强，说不定能帮你想想办法。”杜福平心里也起了恻隐之心，他拍了拍胸脯表示愿意帮上一把。他们约定，两天后就去戴月明的星光电缆厂实地考察。
杜福平没有想到，这次偶遇竟然改变了他接下来两年的人生轨迹。
他后来反省，这件事或许从这次偶遇开始，就是一个设好的局，只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当时认为，只是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帮不了忙，自己再不掺合就是了。但哪知道，鱼儿一旦上钩，便在劫难逃。
在星光电缆厂，杜福平仔细地查看了土地、厂房和机器设备，他根据当地的地价和房价对厂区做了一个大概的估值，一共5000多万元。戴月明还向杜福平出示了相应的规划手续和营业执照等，其中让杜福平眼前一亮的是，这片为永川开发新区的厂区被注明为商业用地，未来升值空间巨大。
戴月明当时告诉杜福平，星光电缆厂有外债2690万元，如果杜福平可以帮忙还清这笔债务，那么根据比例，他将获得60%的相应股权，成为星光电缆厂的实际控制人。
面对这一绝佳的投资机会，杜福平有些动心了。然而，2690万元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最终让杜福平下决心的，是戴月明随后拿出的一份8000万元的银行授信。这份银行授信是用星光电缆厂的土地作抵押，但由于星光电缆厂后来债务缠身，银行终止了贷款流程。
杜福平认为，自己如果帮助星光电缆厂还清了债务，取得了公司控制权，凭借自己在当地熟络的人脉关系，就能再找银行进行融资。到时候，不但星光电缆厂可以起死回生，而且自己还可以借这个平台发展更多的业务。
一番精打细算之后，杜福平向戴月明表明了接盘的意愿。他觉得，这么多优质的资源，只花2000多万元，是他赚了。
连环债
2012年12月，实地考察后没过几天，双方就签订协议，戴月明转让60%的股权给杜福平，杜福平出资2690万元帮戴月明还清债务，正式成为星光电缆厂的大股东和法人代表。
事情之所以这么急，是因为戴月明告诉杜福平，星光电缆厂即将进入拍卖程序，如果不赶紧签协议，便会错失良机。情急之下，杜福平甚至没有通过尽职调查，就匆匆进行了股权交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杜福平这种泥腿子出身，靠做工程发家的草根商人而言，他们的商业词典里，很难有“尽职调查”这类说法。在他们那个规则晦明不清的商业圈子里，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人情关系。比如，他的副总王小平，跟戴月明是熟人。
这一步的疏忽，成了杜福平后来最悔不该当初的教训。而当时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教训来得如此之快。
刚签下协议后仅仅三天，正当杜福平筹划着如何重新运作星光电缆厂之时，戴月明又找上门来，告诉他，出情况了。原来戴月明的另一家公司有一笔1900万元的银行贷款即将逾期，银行上门讨债，她又拿不出钱，烫手的山芋自然转到了这笔贷款的担保方——星光电缆厂上。
杜福平一听完全懵了：这么大一笔债，签协议前为什么不说？这不是坑人吗？！面对火冒三丈的杜福平，戴月明连忙道歉，可怜兮兮地表示，自己确实疏忽了这档子事，绝没有想过要连累他。
一番好说歹说之后，杜福平怒火稍退，戴月明随即提出：如果杜老板能再度出手相助，自己愿意再转让星光电缆厂20%的股份给他。
实际上，此时的杜福平已经骑虎难下。帮忙还债，他觉得自己太窝囊；但若不帮，作为星光电缆厂的法人代表，由于担保关系，他也会面临连带责任。本来无比纠结的他，想到戴月明一介女流经营这么大的产业，确实不易，而开出的20%股份作为回报，也算爽快，心中的天平便慢慢倾斜了。
长叹了一口气后，杜福平最后答应了戴月明的请求，东拼西凑甚至动用自己名下其他产业作抵押，才还清了这笔突如其来的贷款。感激涕零的戴月明当场表示，再也没有外债来麻烦为人仗义的杜大哥了。
可是不久后，杜福平很快发现，不但戴月明此后对20%的股权闭口不提，更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感激涕零”如同一个笑话，自己吃了为人仗义的亏。
2013年初，一位当地的包工头，气势汹汹地找到杜福平讨债。根据对方出示的凭据，星光线缆厂拖欠其200多万元的工程款和100万元的保证金。 杜福平彻底傻眼了。他一问才知，2010年修建厂房时，戴月明跟这个包工头谈好以包工包料的形式合作。可开工没几天，戴月明就开始以各种名目向其要钱，比如100万元的施工保证金。工程完工后，包工头要求戴月明结付200多万元的工程款，并退回保证金，哪知戴月明却以各种借口推搪。“打电话永远都说在外地，要么在北京，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澳门。这笔款就这么一直欠着。”
杜福平怒不可遏地打电话给戴月明。电话那边戴月明嬉皮赖脸地回应：杜大哥，这笔钱太久了，我确实忘了，几千万你都帮了，这点小钱你就再帮我一把吧。
戴月明说是帮忙，其实是给杜福平面子。凭据上的借款人，分明写的是星光电缆厂，而星光电缆厂此时的法人代表，已经是杜福平，这笔钱，他不掏也得掏。戴月明电话里的软磨硬泡，让他如鲠在喉，一肚子的气撒不出来。
把款划给包工头的那一刻，杜福平悲愤地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戴月明的一部提款机，随时准备着为她还债。
谁的公司？
对于接二连三的窝囊债，杜福平打落牙齿吞进肚里，只得认了。毕竟，他和戴月明还有股份上的合作关系，而当务之急还是整顿公司，把本钱捞回来。
2013年以来，他一方面收回了之前由戴月明保管的公章，开除了只会耍嘴皮子的副总王小平，还把工厂保安换成了自己的人，不让戴月明再有可趁之机；另一方面与一家电动汽车厂和一个生物制药机构商量合作，准备利用闲置厂房上马新项目。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星光电缆厂竟然从他手中不翼而飞。
2014年3月，杜福平发现星光电缆厂的工商资料上，法人代表一栏竟赫然写着“何波”两字。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何波是谁？
他连忙找到当地工商部门，发现资料上显示：2013年12月，杜福平所持的营业执照被挂失作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星光电缆厂通过数次股东大会，把杜福平的全部股权和法人代表资格，统统转到了这个叫何波的人名下，还选举戴月明为公司监理，而整个过程都有杜福平的签名和公章。
仿佛五雷轰顶一般，杜福平从头凉到了脚底：“营业执照根本就没有丢失，公章也一直在我手里，股东大会我从来就没开过，公司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他多次打电话质问戴月明，但戴月明先是一口咬死毫不知情：“怎么可能？我一直在外地，怎么会做这些事？”之后干脆不接电话。
如此离奇的故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杜福平绝对不会相信。他无比悲愤地带着那份被宣布“作废”的营业执照，赶到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并提交了公章和自己的签名，要求做笔迹和印章鉴定。“肯定有人盗用了我的签字和印章。”
他一直想弄清楚，神秘的“何波”究竟是谁？
根据工商资料显示，法人代表何波的居住地在上海。有人拨通过何波的手机，电话那头的人自称姓何，但不叫何波，并声称工商资料上的身份证号码跟他的也不吻合。据这位何先生说，自己并非住在上海，而是重庆合川人，身在重庆。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4年多了。他不认识杜福平，也不认识戴月明，对于星光电缆厂，他更是从来没听说过。
而对于迟迟不肯现身的戴月明，在报案后，杜福平更难与之取得联系：“她的行踪非常神秘，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她便是一问三不知，说自己人在澳门，随即挂断电话。”
心急如焚的杜福平，只希望尽快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恢复自己的法人代表身份。如果拖久了，那么他跟其他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都很可能作废。“关键是生物制药项目，我已经投了一大笔钱搞研发，如果流产，对方还会找我索赔违约金。”
最近这段日子里，不断有朋友知道状况后打电话来关心。杜福平觉得面子上挂不住，“都说我是老江湖了，怎么连自己的厂都守不住。做生意这么多年，第一次栽得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