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1973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花园村的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与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
4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欢迎来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对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中国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1973年秋，周恩来跟外宾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會追认。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随后，他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一个月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取得胜利。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的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主席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过两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前不久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与反帝反霸的立场。这番发言，受到了在场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响应。这次活动，在国际和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已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支持国防科技整顿】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整顿。1975年5月18日访法回京，19日上午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即第七机械工业部，曾经负责航天工业的组成部门）整顿的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航天“三步走”规划，特别强调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军委领导听后一致表示赞成。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個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那里闹，而且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限期改正，是铁路整顿创造的一条好经验，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时，他又要求在国防科技整顿中加以运用。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过了“七一”以后，那就不客气了。邓小平还要求，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搞好科研、生产。
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后决定成立导弹工业总局（简称八机总局），对导弹的生产研制工作统一管理。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党委和常委的组成。这些决策、指示与整顿措施，促使国防科技各工业部的形势进一步好转。经过整顿，七机部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取得很大进展；二机部的核武器研制也有了新的突破。
取得的最显著成绩是：1975年下半年，我国接连成功地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人们用中国传统的吉庆语言，赞誉为“三星高照”。“三星高照”中最亮的一颗，是返回式遥感卫星。这种卫星美国经历了12次发射失败才取得成功。我国的这颗返回式卫星被命名为“尖兵”，1974年11月首发失利后，在1975年整顿中又认真复查，解决存在问题。1975年8月，张爱萍听取了关于即将出厂的返回式卫星及发射这颗卫星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到确保质量，力争“一鸣翔天”。
1975年11月26日，我国按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把“尖兵”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入轨后，由卫星地面测控站对其进行跟踪、测轨和遥控。“尖兵”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三天，携带相机胶片等试验资料，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卫星获得的遥感资料，叶剑英高兴地称赞“这颗卫星有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发射、回收成功，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重大决策：恢复高考】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意见。可当时已是8月，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呢？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如果招生考试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当机立断，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教育部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两个估计”，触犯“两个凡是”，对邓小平的主张抱犹豫、观望的态度。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讲话。针对会上的激烈争论，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教育部在邓小平指导下拟订的招生工作文件，国务院也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断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
恢复高考制度得到全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当时，因高校正规招生停止了10年，积压的符合报考条件的青年、学生达3000余万人。1977年冬，全国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有610万考生参加，到秋季，又有30.2万名新生跨进大学校门。
【下决心借钱搞建设】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国的15个城市，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等。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汇报长达7个多小时，从下午3点半持续到晚上11点多。
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第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在提交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听了汇报，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 在这之前，邓小平就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抓紧时间。邓小平又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国贷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此时也正式成为解决外汇不足问题的灵活方式之一。
1978年八九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引进外资问题。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经济战线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要求“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態，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0月25日，在宴会上，他对日本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午餐会上，邓小平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在下午举行的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又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拨改贷”和“利改税”开始。
“拨改贷”就是从银行给国有企业拨款改为银行给企业贷款，这就要充分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上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
他认为，财政体制改革总的方针是，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经济发展。他还特别指出：银行拨款制度必须改革。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10月8日的会上又进一步指出：是不是设想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银行本来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银行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是很灵活的，利息也不是固定的，有高有低。国家今后对企业的建设项目不要用财政拨款的办法，而要用银行贷款的办法，收利息。企业应该从银行借支，银行收利息嘛。建设银行一定要搞起来，要直接开辟门路，要做生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此后，独立经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专业银行开始逐步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称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专司基建贷款，实行独立经营；恢复或单独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形成四个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样，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包括四大专业银行的新的金融体系。对待国际信用和外国资本，也从以往的排斥转向适度发展和利用。从1981年起，国务院决定发行国库券。这些措施，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做法，同时也为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十二大闭幕后不久，邓小平曾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邓小平这句话，是对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这四年历史，最扼要、最恰当的概括。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1973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花园村的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与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
4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欢迎来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对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中国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1973年秋，周恩来跟外宾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會追认。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随后，他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一个月后，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并取得胜利。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的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主席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过两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前不久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与反帝反霸的立场。这番发言，受到了在场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响应。这次活动，在国际和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已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支持国防科技整顿】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整顿。1975年5月18日访法回京，19日上午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即第七机械工业部，曾经负责航天工业的组成部门）整顿的情况。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呆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钱学森汇报了航天“三步走”规划，特别强调重中之重，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军委领导听后一致表示赞成。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又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個人。不管是谁，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不然还得了！起码要有爱国主义嘛！这么多年搞出来了什么吗？还在那里闹，而且还说“有理”。把七机部闹成这个样子，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都没有。
限期改正，是铁路整顿创造的一条好经验，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时，他又要求在国防科技整顿中加以运用。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过了“七一”以后，那就不客气了。邓小平还要求，整顿好各级领导班子，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搞好科研、生产。
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国务院、中央军委随后决定成立导弹工业总局（简称八机总局），对导弹的生产研制工作统一管理。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党委和常委的组成。这些决策、指示与整顿措施，促使国防科技各工业部的形势进一步好转。经过整顿，七机部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取得很大进展；二机部的核武器研制也有了新的突破。
取得的最显著成绩是：1975年下半年，我国接连成功地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人们用中国传统的吉庆语言，赞誉为“三星高照”。“三星高照”中最亮的一颗，是返回式遥感卫星。这种卫星美国经历了12次发射失败才取得成功。我国的这颗返回式卫星被命名为“尖兵”，1974年11月首发失利后，在1975年整顿中又认真复查，解决存在问题。1975年8月，张爱萍听取了关于即将出厂的返回式卫星及发射这颗卫星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情况的汇报，要求做到确保质量，力争“一鸣翔天”。
1975年11月26日，我国按时在酒泉卫星发射场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把“尖兵”成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入轨后，由卫星地面测控站对其进行跟踪、测轨和遥控。“尖兵”卫星在轨道上运行了三天，携带相机胶片等试验资料，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卫星获得的遥感资料，叶剑英高兴地称赞“这颗卫星有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发射、回收成功，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航天遥感技术的国家。
【重大决策：恢复高考】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肯定了这个意见。可当时已是8月，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呢？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如果招生考试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当机立断，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教育部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两个估计”，触犯“两个凡是”，对邓小平的主张抱犹豫、观望的态度。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讲话。针对会上的激烈争论，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教育部在邓小平指导下拟订的招生工作文件，国务院也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断10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
恢复高考制度得到全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当时，因高校正规招生停止了10年，积压的符合报考条件的青年、学生达3000余万人。1977年冬，全国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有610万考生参加，到秋季，又有30.2万名新生跨进大学校门。
【下决心借钱搞建设】
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等国的15个城市，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等。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访问欧洲的情况汇报。汇报长达7个多小时，从下午3点半持续到晚上11点多。
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第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在提交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听了汇报，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华国锋说：原来认为23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13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今年我们起步是3000万吨钢，日本起步时只有2200万吨钢。我们可以赶上去。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 在这之前，邓小平就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邓小平听后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抓紧时间。邓小平又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外国贷款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此时也正式成为解决外汇不足问题的灵活方式之一。
1978年八九月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李先念等提出了引进外资问题。全国计划会议确定了经济战线的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要求“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態，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10月25日，在宴会上，他对日本经济界人士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肯定。在日本经济界举行的午餐会上，邓小平祝酒时说：中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在下午举行的东京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又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资金。我们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但只有这一个还不够，那是两百亿美元，还要加一倍至两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必须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拨改贷”和“利改税”开始。
“拨改贷”就是从银行给国有企业拨款改为银行给企业贷款，这就要充分发挥银行的杠杆作用。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出席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在会上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上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
他认为，财政体制改革总的方针是，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经济发展。他还特别指出：银行拨款制度必须改革。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10月8日的会上又进一步指出：是不是设想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银行本来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银行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是很灵活的，利息也不是固定的，有高有低。国家今后对企业的建设项目不要用财政拨款的办法，而要用银行贷款的办法，收利息。企业应该从银行借支，银行收利息嘛。建设银行一定要搞起来，要直接开辟门路，要做生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此后，独立经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专业银行开始逐步建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称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出来，专司基建贷款，实行独立经营；恢复或单独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形成四个专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这样，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包括四大专业银行的新的金融体系。对待国际信用和外国资本，也从以往的排斥转向适度发展和利用。从1981年起，国务院决定发行国库券。这些措施，改变了改革开放以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做法，同时也为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十二大闭幕后不久，邓小平曾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邓小平这句话，是对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这四年历史，最扼要、最恰当的概括。
（作者系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