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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80年代的刘恒以其出色的启蒙叙事成就了自己的辉煌;90年代的刘恒风格突变，但本质相通;21世纪的刘恒跨步影视界，编剧导演两不误。作家、编剧、导演的三重身份展现了刘恒不同的侧面。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编他人的作品、走向原创，每一步都是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刘恒 编剧之路 改编
刘恒影视编剧之路的第一步是从改编自己的小说开始的。1988年步入影视创作领域，担任由他的小说《黑的雪》改编成影片《本命年》的编剧。1990年，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菊豆》，担任该电影的编剧。从小说创作者到剧本改编者，身份的转变为刘恒打开了新的天地。此后，刘恒的名字就屡屡和影视联系在一起。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2007年的《集结号》，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一部部有影响力的影片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地位。梳理刘恒的影视创作历程，可以用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编他人的作品、走向原创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一.改编自己的作品
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表达的情感非常熟悉，因而在将作品改编为电影时具有天然的优势。1989年小说《黑的雪》被导演谢飞改编成影片《本命年》。故事讲述了年轻人李慧泉从劳改所释放回到社会后，生活和情感上的点点滴滴。刘恒对小说进行了移植式的改编，原著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几乎是全部挪移。小说本身对失去理想、精神空虚状况的表达，对人生状态和理想的思索，在影片中都得到传承。由此看来，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无疑属于简单移植。
如果说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还只是简单移植，那么在《菊豆》这部影片中则有了提升。《菊豆》剧本注重了影像思维，把富于动势的情节和鲜明性格的人物溶解在了影像里。如剧本中，“院子里静悄悄的，风吹动坯布，像残破的旗……天青的手悄悄地从房柱上撤下尖刀，放回原处去了。”[1] 这一段描述简洁明了地点明了场面，还烘托了气氛，使我们不仅看到人物的行动，也明白人物的内心，这就使得剧本既有可读性又有可拍性。又如，在处理杨金山死亡这一段，刘恒也运用了“动”的影视效果替代小说的“静”。小说写杨金山的死，是“在山区秋日一个平凡的黄昏之前，悄然地干净利索地死掉了”。而电影以“动”的方式予以展现。这天，杨金山和天白在染池旁玩，天白无意之中拉翻了杨金山的坐篓，使他“轰然一声便翻入红色地池”，在池中上下翻滚作垂死挣扎。从外面归来的菊豆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烈景象，但她却以漠然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早该如此”的心态。这一改编无疑使观众从极其有声有色的大幅度动作画面中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又感悟其中所蕴含的一切。
二.改编他人的作品
随着改编经历的一次次加深，刘恒融合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为日后改编别人的作品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是一篇表现“民告官”的小说。导演张艺谋被故事中“讨个说法”的情节所吸引，决定拍摄成影片，刘恒受邀担任编剧。刘恒保留了原著中“民告官”的故事框架，其他内容则增减重组。首先是对人物设置的改变，包括人名、人物数量、人物造型。为增加秋菊的形象，刘恒将秋菊设计为至少有六个月身孕的妇女。这样的改动，给电影结尾处秋菊生孩子村长帮忙升华内涵打下伏笔。其二，将故事地点由江南水乡搬到了陕西农村，方言演绎更有滋有味。其三，事情的起因由“种油种麦”变为盖房，万庆来要在自家地里盖房，村长不批准。万庆来以村长没有儿子进行嘲笑，村长一怒之下踢了庆来的“命根子”。以生殖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农村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乎传宗接代的话题作为起因，无疑更具文化内涵，也使秋菊打官司的理由更加耐人寻味。其四，重新塑造了村长的形象。与小说相比，剧本中村长的形象更加丰满。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骑车找人抬秋菊到医院。秋菊感激不已，官司不再提了，还邀请村长来喝孩子的满月酒。不料就在秋菊一家满心欢喜地等待村长来喝满月酒的时候，村长却被警车带走了。秋菊官司赢了，却困惑了。望着远方警车留下的滚滚风尘，秋菊的脸上写满了失落与无奈，眼神里也装满了想不明白的“說法”。这样改编，无疑比小说结尾一句空洞的“当时好好说就没事了”更具戏剧性，也更发人深省。改编后的电影赋予了文学原著新的生命，这是影视与文学相得益彰的实例。
电影《集结号》改编自杨金远的小说《官司》。原小说选取的角度非常好，这是最重要的。编剧刘恒对《官司》的叙事方式，包括情节、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结构形式等都做了大幅度的删改。刘恒极力表现的并不是宏大的主题，而是“着力展现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2]。《集结号》作为釜山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放映后，韩国媒体写过一个评论，题目是《你看到的不是一场战争，是一个人》，正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影片传达了社会巨变中的个人正义诉求，“在社会大变迁时代，个人的命运包括其崇高的英雄壮举本身也许终究显得渺小，但是在《集结号》中，看起来渺小的个人却可以凭借其不懈的义举而赢得崇高美誉。”[3]当谷子地为47名兄弟“正名”的时候，就是力证个体生命有其价值的时候。“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的口号便是对普通士兵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从这个意义看，刘恒是成功的，他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心理缝合在了一起。
影片《金陵十三钗》展现了普通个体身上崇高的人性、善良、救赎和爱。编剧刘恒将视角聚焦在了两类人身上。一类是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一类是南陵教会的学生。战争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面临相同的命运。特殊的背景之下，人人都在自我拷问。十三个风尘女子，打一出场，就成为全片的焦点人物。她们却能从最初的“商女不知亡故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甘愿替学生们前往日本兵营，这个独特的视角使寓于影片之中的人性内涵更深刻、更光辉，也更给人以最别样的震撼。“至此，人性的深度，或曰个体的生命价值，在这些普通人物的身上得到了极其鲜明丰富的张扬与呈现。”[4]
三.走向原创 刘恒编剧经历的前两个阶段都是根据已有小说进行改编的，而原创剧本则没有现成的人物、情节、主题可以借鉴。多元形式的尝试也许正在于：刘恒还是想发挥自己的潜质。
刘恒的《张思德》是为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六十周年而创作的。这样一部主旋律题材、红色经典人生的影片，《张思德》却与过去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整部电影没有英雄式的高潮迭起，只有一些细碎的生活情景。影片抓住了观众的心弦：亲切之感。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化为银幕上的美，让观众得到一种寓于平淡善的滋润。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全面肯定了张思德身上那种做人的倾向。忠厚的人品、做事的热情和认真、身心宁静的状态，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是非常有益的启发。而刘恒在这部影片里也是有所表达的：这是一种灵魂的展望、一种信仰的力量。虽然岁月隔开了六十多年的时光，当年那种“人人为人，完全利他”的氛围却仍鲜活有力，让人重新思考“为人民服务”在现阶段新的内涵。
《窝头会馆》是刘恒的第一部话剧，话剧将落脚点置于六十年前的北平。一个名叫“窝头会馆”的小四合院，院里住着好几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家：靠收房租、酿私酒为生的房东苑国钟;靠卖房子、玩文字游戏赖着不走的前清举人古月宗;靠催捐税、算计街坊钱的保长肖启山;打小就得痨病却奋力读书的苑江淼;参加学生游行、散发进步传单的周子萍。“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在现实层面上，忍耐着旧社会将死未死、经济崩溃、生活艰难的困窘;在心理层面上，感受着时代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在精神层面上，无论他们信奉天主、观音还是关公，在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都有灵魂无所皈依的隐痛。”[5]刘恒在窝头会馆里呈现出来的人生况味，以“以小观大”的艺术视角点透了城市贫民的人生。“如果把《窝头会馆》放在刘恒总体的创作脉络中考察，可以看出这话剧是其创作固有倾向和特点的延续——为人物设置极端的生存困境，于其中挖掘人性善恶。”[6]
一路走来，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话剧、歌剧，无论什么题材体裁，刘恒一直在努力。从最初简单移植的改编者到编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刘恒的影视编剧之路实现了突围与超越。这些不同艺术形态的创作，展现了刘恒不同的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他绽放的光彩。创作领域的扩展不仅是自我价值的提升，也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竖立了一个榜样。更甚者，通过刘恒成功的这一窗口，能以点带面地推动文学和影视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刘恒.菊豆、秋菊打官司—刘恒影视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陆晓芳.时代语境·媒介场域——中国新主流电影文化实践的双维审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3]王一川.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取向[J].當代文坛.2012年第1期.
[4]傅逸尘.金陵十三钗影评：烛照战争阴霾的人性光芒[N].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21日.
[5]宋宝珍.窝头会馆，革故鼎新悲欣交集[Z].新浪网.2009年12月10日.
[6]唐宏峰.谈《窝头会馆》与刘恒的创作[J].艺术评论.2010（1）.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关键词：刘恒 编剧之路 改编
刘恒影视编剧之路的第一步是从改编自己的小说开始的。1988年步入影视创作领域，担任由他的小说《黑的雪》改编成影片《本命年》的编剧。1990年，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导演改编成电影《菊豆》，担任该电影的编剧。从小说创作者到剧本改编者，身份的转变为刘恒打开了新的天地。此后，刘恒的名字就屡屡和影视联系在一起。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2007年的《集结号》，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一部部有影响力的影片奠定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电影剧作家在中国影坛上的重要地位。梳理刘恒的影视创作历程，可以用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编他人的作品、走向原创这三个阶段来概括。
一.改编自己的作品
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表达的情感非常熟悉，因而在将作品改编为电影时具有天然的优势。1989年小说《黑的雪》被导演谢飞改编成影片《本命年》。故事讲述了年轻人李慧泉从劳改所释放回到社会后，生活和情感上的点点滴滴。刘恒对小说进行了移植式的改编，原著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几乎是全部挪移。小说本身对失去理想、精神空虚状况的表达，对人生状态和理想的思索，在影片中都得到传承。由此看来，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无疑属于简单移植。
如果说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还只是简单移植，那么在《菊豆》这部影片中则有了提升。《菊豆》剧本注重了影像思维，把富于动势的情节和鲜明性格的人物溶解在了影像里。如剧本中，“院子里静悄悄的，风吹动坯布，像残破的旗……天青的手悄悄地从房柱上撤下尖刀，放回原处去了。”[1] 这一段描述简洁明了地点明了场面，还烘托了气氛，使我们不仅看到人物的行动，也明白人物的内心，这就使得剧本既有可读性又有可拍性。又如，在处理杨金山死亡这一段，刘恒也运用了“动”的影视效果替代小说的“静”。小说写杨金山的死，是“在山区秋日一个平凡的黄昏之前，悄然地干净利索地死掉了”。而电影以“动”的方式予以展现。这天，杨金山和天白在染池旁玩，天白无意之中拉翻了杨金山的坐篓，使他“轰然一声便翻入红色地池”，在池中上下翻滚作垂死挣扎。从外面归来的菊豆亲眼目睹了这个惨烈景象，但她却以漠然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早该如此”的心态。这一改编无疑使观众从极其有声有色的大幅度动作画面中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又感悟其中所蕴含的一切。
二.改编他人的作品
随着改编经历的一次次加深，刘恒融合了他在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为日后改编别人的作品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是一篇表现“民告官”的小说。导演张艺谋被故事中“讨个说法”的情节所吸引，决定拍摄成影片，刘恒受邀担任编剧。刘恒保留了原著中“民告官”的故事框架，其他内容则增减重组。首先是对人物设置的改变，包括人名、人物数量、人物造型。为增加秋菊的形象，刘恒将秋菊设计为至少有六个月身孕的妇女。这样的改动，给电影结尾处秋菊生孩子村长帮忙升华内涵打下伏笔。其二，将故事地点由江南水乡搬到了陕西农村，方言演绎更有滋有味。其三，事情的起因由“种油种麦”变为盖房，万庆来要在自家地里盖房，村长不批准。万庆来以村长没有儿子进行嘲笑，村长一怒之下踢了庆来的“命根子”。以生殖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农村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关乎传宗接代的话题作为起因，无疑更具文化内涵，也使秋菊打官司的理由更加耐人寻味。其四，重新塑造了村长的形象。与小说相比，剧本中村长的形象更加丰满。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骑车找人抬秋菊到医院。秋菊感激不已，官司不再提了，还邀请村长来喝孩子的满月酒。不料就在秋菊一家满心欢喜地等待村长来喝满月酒的时候，村长却被警车带走了。秋菊官司赢了，却困惑了。望着远方警车留下的滚滚风尘，秋菊的脸上写满了失落与无奈，眼神里也装满了想不明白的“說法”。这样改编，无疑比小说结尾一句空洞的“当时好好说就没事了”更具戏剧性，也更发人深省。改编后的电影赋予了文学原著新的生命，这是影视与文学相得益彰的实例。
电影《集结号》改编自杨金远的小说《官司》。原小说选取的角度非常好，这是最重要的。编剧刘恒对《官司》的叙事方式，包括情节、人物性格、社会背景、结构形式等都做了大幅度的删改。刘恒极力表现的并不是宏大的主题，而是“着力展现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2]。《集结号》作为釜山电影节的开幕电影放映后，韩国媒体写过一个评论，题目是《你看到的不是一场战争，是一个人》，正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影片传达了社会巨变中的个人正义诉求，“在社会大变迁时代，个人的命运包括其崇高的英雄壮举本身也许终究显得渺小，但是在《集结号》中，看起来渺小的个人却可以凭借其不懈的义举而赢得崇高美誉。”[3]当谷子地为47名兄弟“正名”的时候，就是力证个体生命有其价值的时候。“每一个牺牲都永垂不朽”的口号便是对普通士兵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从这个意义看，刘恒是成功的，他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心理缝合在了一起。
影片《金陵十三钗》展现了普通个体身上崇高的人性、善良、救赎和爱。编剧刘恒将视角聚焦在了两类人身上。一类是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一类是南陵教会的学生。战争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人面临相同的命运。特殊的背景之下，人人都在自我拷问。十三个风尘女子，打一出场，就成为全片的焦点人物。她们却能从最初的“商女不知亡故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甘愿替学生们前往日本兵营，这个独特的视角使寓于影片之中的人性内涵更深刻、更光辉，也更给人以最别样的震撼。“至此，人性的深度，或曰个体的生命价值，在这些普通人物的身上得到了极其鲜明丰富的张扬与呈现。”[4]
三.走向原创 刘恒编剧经历的前两个阶段都是根据已有小说进行改编的，而原创剧本则没有现成的人物、情节、主题可以借鉴。多元形式的尝试也许正在于：刘恒还是想发挥自己的潜质。
刘恒的《张思德》是为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六十周年而创作的。这样一部主旋律题材、红色经典人生的影片，《张思德》却与过去的主旋律影片不同。整部电影没有英雄式的高潮迭起，只有一些细碎的生活情景。影片抓住了观众的心弦：亲切之感。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化为银幕上的美，让观众得到一种寓于平淡善的滋润。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全面肯定了张思德身上那种做人的倾向。忠厚的人品、做事的热情和认真、身心宁静的状态，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是非常有益的启发。而刘恒在这部影片里也是有所表达的：这是一种灵魂的展望、一种信仰的力量。虽然岁月隔开了六十多年的时光，当年那种“人人为人，完全利他”的氛围却仍鲜活有力，让人重新思考“为人民服务”在现阶段新的内涵。
《窝头会馆》是刘恒的第一部话剧，话剧将落脚点置于六十年前的北平。一个名叫“窝头会馆”的小四合院，院里住着好几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家：靠收房租、酿私酒为生的房东苑国钟;靠卖房子、玩文字游戏赖着不走的前清举人古月宗;靠催捐税、算计街坊钱的保长肖启山;打小就得痨病却奋力读书的苑江淼;参加学生游行、散发进步传单的周子萍。“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在现实层面上，忍耐着旧社会将死未死、经济崩溃、生活艰难的困窘;在心理层面上，感受着时代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在精神层面上，无论他们信奉天主、观音还是关公，在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都有灵魂无所皈依的隐痛。”[5]刘恒在窝头会馆里呈现出来的人生况味，以“以小观大”的艺术视角点透了城市贫民的人生。“如果把《窝头会馆》放在刘恒总体的创作脉络中考察，可以看出这话剧是其创作固有倾向和特点的延续——为人物设置极端的生存困境，于其中挖掘人性善恶。”[6]
一路走来，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话剧、歌剧，无论什么题材体裁，刘恒一直在努力。从最初简单移植的改编者到编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刘恒的影视编剧之路实现了突围与超越。这些不同艺术形态的创作，展现了刘恒不同的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他绽放的光彩。创作领域的扩展不仅是自我价值的提升，也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竖立了一个榜样。更甚者，通过刘恒成功的这一窗口，能以点带面地推动文学和影视创作在艺术审美的维度上取得更为长足的成就。
参考文献
[1]刘恒.菊豆、秋菊打官司—刘恒影视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陆晓芳.时代语境·媒介场域——中国新主流电影文化实践的双维审视[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3]王一川.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取向[J].當代文坛.2012年第1期.
[4]傅逸尘.金陵十三钗影评：烛照战争阴霾的人性光芒[N].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21日.
[5]宋宝珍.窝头会馆，革故鼎新悲欣交集[Z].新浪网.2009年12月10日.
[6]唐宏峰.谈《窝头会馆》与刘恒的创作[J].艺术评论.2010（1）.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