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南一北有两个报社不约而同地做着一个30年的阅读推选活动，主旨大抵一致：30年中有哪些书深刻影响过中国人。很凑巧，这两个报社都是商报，南边是《深圳商报》，北边是《中国图书商报》。深圳商报社办了一个“30年30本书”的活动。具体操办这个活动的是该报社的“文化广场”主编胡洪侠和他的同事们，胡洪侠是河北人，人称“胡大侠”，而他的同事也都以北方人居多；中国图书商报社办的活动叫“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具体操办这个活动的是中国阅读周刊编辑部。有意思的是，该编辑部的同事居然以南方人居多，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错位。两个报社虽然都称之为商报，但阅读推选却很文化，都知道很费力却未必讨好。从活动的启动到最终成果的体现，两个报社都几乎同步，北边的活动庄重而严肃。南边的活动热闹而深刻，充分体现了地域的特点《1978～2008私人阅读史》，《3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等三本书出版，成为这两场年度活动的最终成果。
　　30年中，有哪些书曾经影响过中国人，并在很多人心中留下过深深的烙印?是一个很重要却又长期被人忽略的社会学研究课题。这个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图书在改变一个人的观念中作用是最明显的，在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中也是尤为重要的。西方政府特别重视图书的阅读推广，他们深刻意识到图书的阅读和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而在中国，图书的阅读重要性才刚刚为人们所认识，仍然有大量的启蒙工作需要去做。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商报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壮举，因为至少’他们为这个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条路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绝对私人的有分量的真实调查报告。
　　《1978—2008私人阅读史》提供了34位专家级别的私人阅读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吴思、贺卫方、周国平、梁文道，陈平原等知名人士，《30年中国人的心灵阅读史》则提供了47位专家的私人阅读报告，有党国英、傅国涌、巴曙松、梁小民、徐友渔、江晓原、胡泳、迟子建、范稳、王树增、麦家等。两本书在体例上略有不同，前者的书目部分则单独成书——《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实际上。加上入围的一共800本)。
　　中国30年的巨变，表面是物质世界的巨大变化，但深层次的巨变是发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首当其冲的是观念的变化。但是，为什么观念会发生变化?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图书的出版与传播如何影响人们观念的变化?某些书为什么会被人们所普遍注意?在图书的传播过程中，口口相传的力量有多大?媒体的传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阅读眼球……
　　这样的课题本来应该是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们来做的，如今媒体却捷足先登了。媒体的特点是敏感而快速，却缺乏应有的深度。如果把上述问题当作课题深入地研究下去，对于一个巨变中的中国来说，这样的研究，对于判断世界未来文明的走向也是有相当意义的。前些天我参加了-一个民间座谈会，韩国总统的哲学顾问金容沃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文明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两个商报对30年的阅读梳理，也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伟大的贡献，其意义在于这种梳理，提供了一种直接的研究途径；另外这种梳理也是一种发现，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逐步回归在书本上体现出来的痕迹。在这个基础上，30年的阅读梳理也是一种期待，我们无比期待后来者在这个课题上有更加惊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