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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眼中，天鹅不是一般的飞禽，而带有天使的特征：丰硕的翅膀、挺括的羽毛以及优雅的神态。作为人与神之间的纽带，譬如丘比特，甚至被提拔成了爱神。也曾经有凡人想模仿天使的动作：用蜡联缀着羽毛，粘接在双肩之上，果然飞了起来。可惜太阳的热情很快就把这副蜡制的翅膀熔化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业余飞行员坠海而死。有了这么多的喜剧和悲剧，人们再看见野天鹅，很容易联想到天使。在神与人之间，在人与鸟之间，哦，它们是多么另类！
没有比天鹅更接近艺术的鸟了。芭蕾舞的风行，更是使天鹅成为女人中的女人。人们百看不厌的是俄罗斯的名剧《天鹅湖》。那三十六只踮着足尖行走的小天鹅，成了新时代的小天使：戴着花冠，穿着白雪一样的超短裙，玲珑剔透的舞鞋替代了天鹅的翅膀，构成持久的动力。舞蹈演员们把天鹅的仪态模仿得惟妙惟肖，笙歌四起的舞台无形中成为池塘的延续。至于现实中的天鹅湖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不会是贝加尔湖吧？我希望如此。因为这样会离我、离我的祖国更近一些，我经常梦见天鹅迁徙时从我的头顶飞过。
还有圣桑的名曲《天鹅之死》，如泣如诉，使天鹅的幻影倒映在人们的泪水里。这是一只听觉中的天鹅，以纤弱的羽毛撩拨人类的耳朵。天鹅就像瓷器、玫瑰一样，是短暂的易碎品，随时都可能被命运收回，尽管它同样表现出了对时光的眷恋。布罗茨基说过：“由于某一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要更为具体些。这也许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两个词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含混。几乎是同义词。而‘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产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天鹅。天鹅这个词汇本身所具备的生命力，使它的诞生显得模糊，却又使它的死亡充满悲剧意识，产生了更为刺激、更为强烈的审美效果。这是一种忧伤的美，令人扼腕叹息。
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珍贵。喜剧创造了美，而悲剧则是把美的东西打碎了给你看，以唤醒你的良知与悲悯，它把美的命运表现到了极限，自然拥有非同凡响的感染力。所有的天鹅都将成为美的牺牲品，正如所有的诗人都将放弃歌喉、放弃肉体，而消失于他消耗了终生的激情所臆造的空间。在周而复始的音乐里，为唯美主义的天鹅举行着盛大的葬礼，天鹅因之获得新生，而趋于不朽。
据说古代诗人的笔，都是用天鹅的羽毛制成的。这帮助他们获得了飞翔的感觉，获得了无限地向神靠拢的灵感。是天鹅在写诗？莫非在每一位诗人的身影里，都藏匿着一只隐形的天鹅？普希金一生用过的羽毛笔，如果收集起来的话，恰好相当于一只天鹅的体积。这种论断肯定有些夸张。但反过来说或许成立：一只天鹅，足以养育一个普希金。普希金之死，对美所造成的损失，是否也相当于天鹅之死呢？一只被黑暗与专制所扼杀的自由的天鹅。
因为天鹅曾经现形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神话里，并且是作为世界的主宰宙斯的化身，所以它周身上下都洋溢着神性，而区别于凡俗的鸟类。西方的古典主义是附着在天鹅的翅膀上——崇尚美、高贵与圣洁。天鹅是精神的世袭贵族，承载着伟大的文化传统。而东方人则没有把天鹅神化，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图腾：凤凰。凤凰是一只超现实主义的鸟（传说中的众鸟之王），没有人幸运地看到过它的肉身;但它又无所不在，隐形于所有的火焰里。跟戏水的天鹅相比，凤凰更热爱火。一只火鸟，它甚至不像天鹅那样容易受到死亡的困扰，凤凰是不死的，能够在烈火中复活并且永生。这恐怕跟东方人畏惧悲剧、更偏爱喜剧的审美心理有关。“凤凰涅槃”和“天鹅之死”，也就成为东西方文明可相互比较的两大特征。据说凤凰愿意栖息在清洁的梧桐枝上。每看见梧桐树.我会下意识地联想：莫非这就是那失踪的凤凰的遗址？我个人私下里以为，是中国人根据开屏的孔雀虚构了凤凰的形貌。汉乐府民歌唱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其实孔雀早就不会飞了，它的翅膀早就退化了，会飞的是发挥了中国人想象力的凤凰。孔雀是凤凰的原型，这也很正常。就像西方人通过天鹅虚拟了有翼的天使，凤凰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使。
一个没有见过天鹅的人是不完整的，而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天鹅，却无数次地梦见它的轮廓，伴随天鹅的幻影而成长。这是千万只天鹅之外的一只，这是最后的天鹅，没有肉体，只有灵魂。如同影子的影子，不曾存在过，也就不会消失。它为什么要把巢穴筑在我的内心，并且为我而省略了翅膀与骨头？它比空气还轻，毫不费力地浮了起来。我不得不使劲用手指按捺住它的冲动。是的，我经常像这样捂住胸口，像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乞丐，痛苦而谦卑，我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美敬礼呢！
今夜它又来了，掠过池塘、篱笆乃至传说，它优雅地喙我的门。一个没有见过天鹅的人又是幸运的，他可以拥有天鹅的全部，再没有什么，能破坏他孤独的想象，能使他受伤。在一个没有奇迹的时代，我仍然迷信着绝对的权威。有什么办法呢，连想象本身都能给我带来飞行的感觉，我在向鸟类靠拢，同时梦见了月光、湖泊、爱情以及忧伤的音乐。我收容着一只掉队的天鹅，退伍的天鹅，因而远离人群，严守秘密。我为了概念而活着，天鹅的死期，就是我的末日。好在我无形中也延长了天鹅的寿命，我以自己的习惯使天鹅繁殖。一个最后的古典主义者，在怀念着最后的天鹅。
（编辑/张金余）
没有比天鹅更接近艺术的鸟了。芭蕾舞的风行，更是使天鹅成为女人中的女人。人们百看不厌的是俄罗斯的名剧《天鹅湖》。那三十六只踮着足尖行走的小天鹅，成了新时代的小天使：戴着花冠，穿着白雪一样的超短裙，玲珑剔透的舞鞋替代了天鹅的翅膀，构成持久的动力。舞蹈演员们把天鹅的仪态模仿得惟妙惟肖，笙歌四起的舞台无形中成为池塘的延续。至于现实中的天鹅湖究竟在哪里？我不知道，不会是贝加尔湖吧？我希望如此。因为这样会离我、离我的祖国更近一些，我经常梦见天鹅迁徙时从我的头顶飞过。
还有圣桑的名曲《天鹅之死》，如泣如诉，使天鹅的幻影倒映在人们的泪水里。这是一只听觉中的天鹅，以纤弱的羽毛撩拨人类的耳朵。天鹅就像瓷器、玫瑰一样，是短暂的易碎品，随时都可能被命运收回，尽管它同样表现出了对时光的眷恋。布罗茨基说过：“由于某一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要更为具体些。这也许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两个词来说都具有积极的含混。几乎是同义词。而‘死’，即便是作为一个词，也和诗人自己的产品，即一首诗那样是确定的。”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天鹅。天鹅这个词汇本身所具备的生命力，使它的诞生显得模糊，却又使它的死亡充满悲剧意识，产生了更为刺激、更为强烈的审美效果。这是一种忧伤的美，令人扼腕叹息。
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珍贵。喜剧创造了美，而悲剧则是把美的东西打碎了给你看，以唤醒你的良知与悲悯，它把美的命运表现到了极限，自然拥有非同凡响的感染力。所有的天鹅都将成为美的牺牲品，正如所有的诗人都将放弃歌喉、放弃肉体，而消失于他消耗了终生的激情所臆造的空间。在周而复始的音乐里，为唯美主义的天鹅举行着盛大的葬礼，天鹅因之获得新生，而趋于不朽。
据说古代诗人的笔，都是用天鹅的羽毛制成的。这帮助他们获得了飞翔的感觉，获得了无限地向神靠拢的灵感。是天鹅在写诗？莫非在每一位诗人的身影里，都藏匿着一只隐形的天鹅？普希金一生用过的羽毛笔，如果收集起来的话，恰好相当于一只天鹅的体积。这种论断肯定有些夸张。但反过来说或许成立：一只天鹅，足以养育一个普希金。普希金之死，对美所造成的损失，是否也相当于天鹅之死呢？一只被黑暗与专制所扼杀的自由的天鹅。
因为天鹅曾经现形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神话里，并且是作为世界的主宰宙斯的化身，所以它周身上下都洋溢着神性，而区别于凡俗的鸟类。西方的古典主义是附着在天鹅的翅膀上——崇尚美、高贵与圣洁。天鹅是精神的世袭贵族，承载着伟大的文化传统。而东方人则没有把天鹅神化，他们拥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图腾：凤凰。凤凰是一只超现实主义的鸟（传说中的众鸟之王），没有人幸运地看到过它的肉身;但它又无所不在，隐形于所有的火焰里。跟戏水的天鹅相比，凤凰更热爱火。一只火鸟，它甚至不像天鹅那样容易受到死亡的困扰，凤凰是不死的，能够在烈火中复活并且永生。这恐怕跟东方人畏惧悲剧、更偏爱喜剧的审美心理有关。“凤凰涅槃”和“天鹅之死”，也就成为东西方文明可相互比较的两大特征。据说凤凰愿意栖息在清洁的梧桐枝上。每看见梧桐树.我会下意识地联想：莫非这就是那失踪的凤凰的遗址？我个人私下里以为，是中国人根据开屏的孔雀虚构了凤凰的形貌。汉乐府民歌唱道：“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其实孔雀早就不会飞了，它的翅膀早就退化了，会飞的是发挥了中国人想象力的凤凰。孔雀是凤凰的原型，这也很正常。就像西方人通过天鹅虚拟了有翼的天使，凤凰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使。
一个没有见过天鹅的人是不完整的，而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天鹅，却无数次地梦见它的轮廓，伴随天鹅的幻影而成长。这是千万只天鹅之外的一只，这是最后的天鹅，没有肉体，只有灵魂。如同影子的影子，不曾存在过，也就不会消失。它为什么要把巢穴筑在我的内心，并且为我而省略了翅膀与骨头？它比空气还轻，毫不费力地浮了起来。我不得不使劲用手指按捺住它的冲动。是的，我经常像这样捂住胸口，像一个患有心脏病的乞丐，痛苦而谦卑，我是在以这样的方式向美敬礼呢！
今夜它又来了，掠过池塘、篱笆乃至传说，它优雅地喙我的门。一个没有见过天鹅的人又是幸运的，他可以拥有天鹅的全部，再没有什么，能破坏他孤独的想象，能使他受伤。在一个没有奇迹的时代，我仍然迷信着绝对的权威。有什么办法呢，连想象本身都能给我带来飞行的感觉，我在向鸟类靠拢，同时梦见了月光、湖泊、爱情以及忧伤的音乐。我收容着一只掉队的天鹅，退伍的天鹅，因而远离人群，严守秘密。我为了概念而活着，天鹅的死期，就是我的末日。好在我无形中也延长了天鹅的寿命，我以自己的习惯使天鹅繁殖。一个最后的古典主义者，在怀念着最后的天鹅。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