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杨志玖先生（1915—2002），字佩之，山东淄博人，回族，著名历史学家。1934年9月，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39年，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师从姚从吾、向达二位教授，专攻蒙元史。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员，中央研究院（1949年前）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又兼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历史教学》编委会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唐史学会顾问等职。
　　纵观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其研究广泛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且以精于考证和富有创见著称。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元代回族史稿》。诚然，先生倾注心血最多和成就最卓越的，无疑是马可·波罗来华研究。
　　马可·波罗是中古伟大旅行家和中西交通的友好使者。他口述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问世以来，流传甚广，版本和译本达数百种。 围绕着马可·波罗来华及其所著《游记》的真实性，中外学者曾经进行长达七八十年的“世纪论战”。
　　先生对马可·波罗的研究，是从这场“世纪论战”的初期，即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的。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出现过“马可”即枢密副使孛罗等说法，旋遭学界否定。上述对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误判，明显属漏洞较多的粗疏比附，但背后也隐含着学者们的某种困惑。素来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没有找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这不能不令中外学人焦急疑惑，同时也容易成为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来华说的重要口实或“把柄”。
　　1941年夏，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搜集元代穆斯林官员沙不丁等人的相关史料之际，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的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与《游记》相关联的一段记载。受导师向达教授的鼓励，先生撰写并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比勘考订《经世大典·站赤》中“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位使者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与《游记》中的Olatai、Apousca、Coja完全相同，进而考证出《游记》中所述的马可·波罗伴随蒙古公主自泉州离华和经波斯返威尼斯等事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文中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是迄今汉文记载中唯一可见的马可·波罗在华行踪的考证与研究，得到了向达、顾颉刚、汤用彤、傅斯年等专家的很高评价。《亚洲学报》1945年9月九卷一期发表了英文摘要。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许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先生的这篇论文。令人欣喜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虽然晚年疾病缠身，没能参阅先生的考证发现，但他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阔阔真”条目中巧妙地利用哈模《伊儿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对合赞汗的记事等西方资料，同样考订出马可·波罗离华年代为1291年。此与先生的年代考订不谋而合。1970年，英国学者鲍埃勒（John Andrew Boyle）在其论文《拉施特与法兰克人》中，又揭示波斯文《史集》有关合赞汗在阿八哈耳城接见阿鲁浑汗所遣自中国迎娶卜鲁罕元妃同族女阔阔真的火者等使团且与阔阔真成婚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和支持了先生的考证结论。
　　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教授發表《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综合评价了杨志玖、伯希和、鲍埃勒三位学者各自独立的研究，首先详细介绍并肯定了先生论文的考证发现。这就意味着法、英、美的著名学者相继认证和肯定了先生的研究。由此，先生最先考证马可·波罗来华真实性的杰出贡献，逐渐被国内外学界所承认。
　　然而，时至1966年，德国蒙古史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发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交往》一文，列举出《游记》存在的若干疑点，如扬州做官、献抛石机攻陷襄阳、未提茶叶和汉字书法等，认为马可·波罗一家是否到过中国，还是个没能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与怀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生有关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1982年可谓先生在1976年恢复研究马可·波罗后的“丰收年”。这一年，先生连续撰写和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马可波罗与中国》三篇论文。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围绕“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中堂事记》的发郎国人是否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三个议题展开，就过去引起质疑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做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
　　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 Haeger）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发现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处，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他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道听途说。先生撰《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与海格尔商榷。他考订《游记》所述马可·波罗到波斯、印度以及中国镇江、福州、苏州等城的描述，找出了一些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南方的佐证，雄辩证明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南方。
　　如果说海格尔的论断失之偏颇但仍有可取之处的话，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探险家的足迹》一文，走得更远、更极端。该文全面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还指责《马可·波罗游记》是主要采自波斯旅游手册的“克里空”虚假报道。同年10月，先生又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反驳克鲁纳斯的说法。先生指出，《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和汉字，用波斯语称呼中国地名等缺憾，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后仍然保持着本国的习俗文化，对汉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及《游记》记述中的缺点、错误而否定其来华之无可置疑的事实。 　　20世纪90年代末，先生与否定说集大成者伍德的第二回合论战，更为激烈和精彩，先生的马可·波罗研究随之达到高峰。
　　弗朗西丝·伍德（Frances Wood）博士长期担任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是擅长研究中国式建筑的“中国通”。 1995年她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该书很有特点。此前，怀疑或否定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学者只是写些短文或在文章中附带提及。伍德的书却是以182页的专著来论证此事，所引参考书97种，除导言、结语之外，正文竟有15章，洋洋大观，集怀疑和否定说之大成。其观点基本是承袭怀疑说的，即集中于“记载失误”“记载遗漏”“汉文文献无正面记述”三个基本方面。之所以称其为集大成，又在于该书不仅使以往一些较为笼统、模糊的提法更为明确、更为系统，而且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又取多种前人说法为其所用，使其观点的论证更为充分、更趋成熟，还将怀疑说更深入一步，由怀疑走向否定。该书被译为法、日、德、中等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发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议论。
　　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先生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正在从事的《元代回族史稿》写作，积极着手于对伍德论著的反驳。他先是发表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的论文，1999年又撰写《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正文也是15个专题，与伍德博士等持怀疑和否定论者展开新一轮的辩论。
　　与前几次论辩有所不同，先生撰《马可波罗在中国》不仅旁征博引，驳论结合，有理有节，而且更注重从逻辑上找出对方论证的漏洞，从而使立论反驳在资料与思辨上都显示出其治学严谨、科学客观的素养。该书算得上肯定论的集大成之作。先生还特意邀请南开大学外文系苗菊教授，协助其将内容摘要翻译为英文，列于该书目录之后，以便在域外传播。为体现学术研究的各抒己见和百家争鸣，该书又将反驳对象之一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探险家的足迹》汉译文附录在第七专题末。可以说，先生以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与精湛考证能力，又一次击退了伍德等怀疑论、否定论者的新质疑，在国际范围内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
　　2000年夏，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亲自發起和主持了“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专门把伍德博士等请来天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交锋。世界范围内马可·波罗研究论辩的主要代表莅临会议，各抒己见，互相交流，使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在论辩中逐渐明了清晰，促进了马可·波罗来华研究的发展。先生为会议的圆满成功倾尽全力，除登坛发表《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学术报告外，还特意去探望伍德博士，以表达他以文会友与平等争鸣的学术态度。
　　如今，先生驾鹤仙逝已有16个年头，而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历史学殿堂之中。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历史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