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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大学基础采访写作的最后一堂课，教授徐泓正给大二的学生布置一份“接地气”的期末作业——写写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宿合楼长、卖水果的小贩或者修车师傅。 突然后方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我想写周其凤校长给写序的那个保安。”
甘相伟一愣，但并没有回头，等同学发言结束，才举起手：“徐老师，我就是那个保安。”
教室里发出一片“啊”的惊叹声，掌声随即响起。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T恤衫、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孩。
“甘相伟给了本节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徐泓说。
实际上，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在校园里“潜伏”了近五年。他用站岗的间隙，旁听了法学系、中文系、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
三年前，他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连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写序。
一
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 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在北大西门站岗的保安。
最初，这个小保安感到很沮丧，因为连要求校外人员出示证件这种例行的工作也会碰钉子：“哎呀，你不就是个保安吗，还查什么证件。”
很多次，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努力考进来”。高考失利后，他上了大专，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小公司的法律顾问、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
换下保安服，背上单肩书包，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
当然，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成中文系的学生，问他“最近在看谁的作品”。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他回答。
后来，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有时为了听课，还要和同事换班。他随身带着小纸条，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他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在值勤岗亭里读康德。
连给学生指路时，他都不忘打听：“你是哪个系的？你们系哪些老师讲课好？”
一次，他在西门值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鲍老师您好，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在哪个教室，我很想去听。”
他很少提及工作的辛酸，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一旦走进教室，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了。
一次，在社会学系旁听时，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甘相伟第二个发言。他说，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融入燕园。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
二
2008年，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年底，他又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这让他感到自豪。
后来，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 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电话：“甘哥，我是看到你的故事后才来北大当保安的。”
他成了保安队里“最牛的人”，连假条和报告，都有人求他来写。那些也在自考的同事看见他就喜欢问一句：“今天有没有讲座，今天去哪里看书哇？”
只是周围的人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保安。
曾有同学想给他介绍对象，对方女生“啊”地叫了一声，“一个保安？”
有人也劝过他：“相伟，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他笑了笑：“算了吧，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
三
这本名为《站着上北大》的书，是甘相伟五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
2011年11月底，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小人物，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我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要出版了，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可以吗？”
几天后，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都快把这1000多字背下来了。没过多久，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
拿到样书的那一天，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电话。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小学时，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妈妈只能给他5元，他又急又气、大哭大闹。
那时，他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山村和田地。
不过说起童年的困苦，他也不忘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样的话来解释。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掉书袋”似的说：“阿基米德也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他觉得是该有新打算的时候了。
但是，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读书，习惯把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经过北大校门时，认识他的老同事跟他打趣：“看到你上电视啦，好厉害呀！”
还有一些陌生的新同事让他出示证件。这时，他会像北大学生那样晃晃手里的学生证。
甘相伟一愣，但并没有回头，等同学发言结束，才举起手：“徐老师，我就是那个保安。”
教室里发出一片“啊”的惊叹声，掌声随即响起。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T恤衫、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孩。
“甘相伟给了本节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徐泓说。
实际上，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在校园里“潜伏”了近五年。他用站岗的间隙，旁听了法学系、中文系、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
三年前，他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连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写序。
一
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 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在北大西门站岗的保安。
最初，这个小保安感到很沮丧，因为连要求校外人员出示证件这种例行的工作也会碰钉子：“哎呀，你不就是个保安吗，还查什么证件。”
很多次，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努力考进来”。高考失利后，他上了大专，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小公司的法律顾问、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
换下保安服，背上单肩书包，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
当然，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成中文系的学生，问他“最近在看谁的作品”。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他回答。
后来，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有时为了听课，还要和同事换班。他随身带着小纸条，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他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在值勤岗亭里读康德。
连给学生指路时，他都不忘打听：“你是哪个系的？你们系哪些老师讲课好？”
一次，他在西门值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鲍老师您好，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在哪个教室，我很想去听。”
他很少提及工作的辛酸，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一旦走进教室，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了。
一次，在社会学系旁听时，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甘相伟第二个发言。他说，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融入燕园。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
二
2008年，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年底，他又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这让他感到自豪。
后来，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 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电话：“甘哥，我是看到你的故事后才来北大当保安的。”
他成了保安队里“最牛的人”，连假条和报告，都有人求他来写。那些也在自考的同事看见他就喜欢问一句：“今天有没有讲座，今天去哪里看书哇？”
只是周围的人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保安。
曾有同学想给他介绍对象，对方女生“啊”地叫了一声，“一个保安？”
有人也劝过他：“相伟，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他笑了笑：“算了吧，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
三
这本名为《站着上北大》的书，是甘相伟五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
2011年11月底，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小人物，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我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要出版了，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可以吗？”
几天后，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都快把这1000多字背下来了。没过多久，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
拿到样书的那一天，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电话。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小学时，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妈妈只能给他5元，他又急又气、大哭大闹。
那时，他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度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山村和田地。
不过说起童年的困苦，他也不忘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样的话来解释。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掉书袋”似的说：“阿基米德也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他觉得是该有新打算的时候了。
但是，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读书，习惯把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经过北大校门时，认识他的老同事跟他打趣：“看到你上电视啦，好厉害呀！”
还有一些陌生的新同事让他出示证件。这时，他会像北大学生那样晃晃手里的学生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