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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初。前一天晚上，高邮零星飘起了雪花。于是，这天清晨，空气凛冽得有一种要把鼻子冻没的通透感，天空被一片灰笼罩。据说，这种灰是最适合拍照的，从天空的最上层到地面，同样是灰，层次分明，就像是展开的水墨画。相比之前，那种明媚阳光下的照片就显得过于直白和无聊。
南门大街已经苏醒，木制门板被整齐地叠放在门口，它们看上去似乎每一块都一样，可实际上有着严格的秩序，背后写着“贰”和“叁”的门板如果被调换了一块，这门板是怎么也推不进去的。就像这条街边上的古盂城驿。这个开设于明洪武八年的古驿站，是古代京杭运河线上水陆兼备的交通要驿。它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每天必须送信多少里，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快了慢了，轻则打屁股，重则砍脑袋。
就在这个清晨，我碰到一个邮递员，骑着电瓶车，有着标志意义的绿色邮包挂在电瓶车后座的两侧，他弯腰将一份报纸塞入一个还没打开的门板下面，然后，电瓶车无声无息开动，没入盂城驿附近的小弄堂中。
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他刚好从盂城驿门口经过，鼓楼就在他的正前方。我的耳边，似乎响起几百年前他的同行头戴红头巾、身穿红套袖、肩背赤白囊飞奔而至的马蹄声。现实和历史在这一瞬间重叠。
从秦朝到清末的2100年：驿站
这2100年中，留下了太多跟邮驿有关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牧的那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滚滚烟尘之中，一骑快马流星般驰来，那驿吏稍事喘息，又飞身上马，加鞭疾去。那马儿犹在厩中喘息，早已汗流浃背的驿使却还得披星戴月，甚至冒着战火流矢驰往长安。古驿30到60里一设，从岭南到长安少说也得两三千里，得换多少匹快马，抽多少道重鞭，才能让新鲜如初的荔枝及时运达。而居然，只是为了让唐明皇博宠妃一笑！浪漫无比，同时也荒诞无稽。不由想起戏诸侯的褒姒，让人肠热齿冷，为那想必有不少累毙荒漠的人和马扼腕三叹！
而从岭南往长安的途中，必然经过高邮，驿使也必然在这里喝过水、换过马、喘口气。
从公元前223年，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秦王嬴政在这里筑高台设邮亭以来，这里就一直担任着繁重的邮传任务。高邮也是迄今为止全国2000多个县级城市中唯一一个以“邮”命名的城市。
古驿的功能与价值绝不止于满足帝王私情或“聊赠一枝春”，驿站是古代官办飞报军情，递送仪客、运输军需的机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邮驿，称之“国之血脉”。所以，古代驿吏属国家编制的准军事人员。一遇急事和战情，则快马飞骑，八百里加急，驿路风尘，朝发夕至，完全与军事行动无异。若无它编织的通联网，帝王与统帅纵使能运筹于帷幄，又岂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于是，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一直将高邮作为邮驿重镇。一直到明洪武四年，高邮守御所升高邮卫，与扬州卫同级，往来的文武官员和公文信函随之增多，是时，高邮加强驿站建设，势在必行。
明代洪武八年，高邮州在南门外开设盂城驿。驿站规模宏大，除驿站本身的牌楼、照壁、鼓楼、厅房、库房、廊房、马房等外，临着运河堤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驿内有秦邮公馆，驿北有驿丞宅等房屋，厅房200余间，占地约3000平方米。驿站本身的功能全都可以顾名思义，而皇华厅就是用来迎接来往官员的地方，秦邮公馆是官员们聊天、娱乐的地方。一个驿站设一驿臣，驿站北面还有驿臣一家居住的驿臣宅。
明代驿站功能有二：一是供过往使臣投宿，相当于现代的招待所或宾馆。凡持有“驿关”的官员，可按官阶高低及仆从多寡免费享受驿站提供的住宿、膳食、舟车、夫马；二是邮送过境公文。根据明制，在主要邮路上一般是每隔10里设一邮铺，次要邮路则是20-30里不等。盂城驿是我国古代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处重要驿站。
盂城驿鼎盛的时候，拥有良马数百匹、船上百艘，好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
清末-上世纪50年代：赵家大宅
盂城驿作为驿站的历史使命，一直到清晚期结束。万物诸行无常，盛极必衰。驿站亦然。
清光绪二十年（1898年），高邮设轮船局，二十六年（1900年）设三等邮局，取代了驿铺多种业务。驿站为官员提供食宿的职能早就丧失。这时，驿站的驿夫、递铺的兵丁只是传送下河有关县邑的公文，别无他事。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邮传部下令，裁撤所有驿站交邮局管理。民国元年（1912年），省都督亦下令裁撤诸驿。次年春，高邮境内驿站、递铺均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撤驿归邮。它实际上是因为社会发展必然作出的选择。
而曾经盛极一时的盂城驿进入了不为人知的一段。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它一直作为赵家大宅的身份存在。
项俊东就是以赵家后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或者，更确切一点说，项俊东的外婆姓赵，据他今年60多岁的母亲描述，在他母亲很小的时候，那也是在盂城驿中住过的。
当然更多的信息来源于他的外婆。在项俊东的一封写给高邮市政府的信中，他用来“古盂城驿老主人”这么一个定语来形容外婆。
至于盂城驿为什么会变成赵家大宅，赵家后人与高邮民间文史爱好者有两种说法。项俊东称，撤驿归邮时候的驿臣姓赵，就是他家的祖宗，本来就住在盂城驿，所以就留了下来。而民间文史爱好者根据仅有的一点点史料考证，是当时一个赵姓大商人买下了盂城驿的房子。可至于这个商人是做什么生意的、花了多少钱买这房子全都不得而知。
今年93 岁的项俊东外婆，早年到上海打拼，十多年前落叶归根，如今住在高邮，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外婆的小姐闺房就是现在盂城驿驻节厅。
到项俊东外婆一代，赵家已有很多分支，有些已经衰败，房子卖给了别人，有些也已经人丁稀少。因此，整个盂城驿除了主厅还住在赵家人之外，大部分地方已经变成民居房。
外婆有一个哥哥，也就是项俊东的舅爹爹，他说，在他们小时候，是不允许出盂城驿大门的，因为外面都是野孩子（穷人家的孩子），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对盂城驿的里面非常熟悉。1985年，盂城驿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写了相关的文章，其中还闹过一个笑话。其中有人写盂城驿无门槛，说盂城驿曾经这么恢宏一个建筑，居然是没有门槛的。舅爹爹看到这个稿子，哈哈大笑：“盂城驿怎么没有门槛，只是让我叫人拆掉了。”原来舅爹爹小时候玩滚铁环，门槛太高，阻碍了他的游戏，所以，他一怒之下，叫人拆了门槛。当然，这些也全当逸事听听了。 解放后，因为成分问题，项俊东的外婆、舅爹爹全都搬离了盂城驿，盂城驿收归国有。
1951年-1993年：仓库
60年前，当时20岁的刘同富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早上7点，他把自己扁担和竹篓从盂城驿的正厅中拖出来，脖子上挂着的毛巾已经泛黄，朝阳斜照着打在黝黑的发达的肱二头肌上，油光发亮。
刘同富是码头工会一中队的一名搬运工，他今天的任务是要把从山东运到的大米卸下来，送到附近的粮行中。他估计了一下，今天的活儿估计得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午饭是没时间吃了，得叫家里人送到码头来。实际上，他大部分开工的日子是没时间回家吃饭的，在码头就着京杭大运河的横风，这饭吃得也挺香。
只要有体力，工作是不用愁的。
从盂城驿出来向西不到100米的码头，异常繁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交通运输工具并不发达，水运一直是主要的运输渠道。经过京杭大运河，南上北下的货船，都要经过码头，而高邮附近城市的货品都要从这个码头下。原来刘同富所在的工会码头并不在盂城驿，而是更靠南一点的地方，为了工作方便，在盂城驿收归国有之后，码头工会忙不迭搬到了这里。
以至于，扁担挑篓很快就跟不上需求了，扁担变成了板车。这是一个纯体力活儿，工资也是按照你的工作业绩发放的。年轻的刘同富挑得比别人多，跑得比别人快，一直是队中的一等劳力，普通女性大概只能做到五等劳力，工资也就是刘同富的一半。那会儿刘同富的收入是极高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00多块钱，而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是24.5元/月。刘同富跟我们讲述他当时的富有，他说，黄金也不过9块钱一两。
这些板车，就被停在盂城驿的正厅。刘同富哪里知道这个到处都破破烂烂的地方是盂城驿，或者说，他压根儿不知道盂城驿是什么。
不仅仅是刘同富，住在南门大街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个仓库是个什么东西。
直到1985年。
范大妈从高邮最偏远的一个乡镇搬到南门大街那一年正好是1985年。她住在南门大街42号中，那是一个老正大布房的旧址，几十年前高邮人最喜欢去的布店之一。这桩两层楼的楼房在南门大街的一片平房中非常少见，石英地面更是在整个高邮都难找出第二家。
范大妈住在那幢房子的二楼，拖家带口5个人住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中，可她已经很高兴了。那一年，范大妈47岁，成了城里人了，她的工作是一个杂货商店的销售员。
范大妈并不知道她所住的南门大街，在几百年前是盂城驿的员工宿舍，当然，她也不知道盂城驿是什么。不过，她很快就知道了。范大妈搬到南门大街之后没多久，全国文物普查开始，盂城驿地址被确定，同时被确定为明代古建筑，在它的主体结构中发现了明代的东西。
刘同富这才意识到自己每天进出的地方居然是一个明代的老房子。
只是，知道也就仅仅是知道了。直到1992年，刘同富退休，他工作的码头工会都改名叫市运输公司了，这个地方依然没有变过，就跟他的工资一样。刘同富退休的时候，他的工资仍然只有100多块钱一个月，40年几乎没有变过。只不过，进入80年代之后，除了煤炭和沙子这些质量重的东西走水运之外，就很少再有其他东西从这个码头被搬起了。刘同富们相对也比较空闲。
刘同富退休一年后，1993年，高邮市政府决定重修盂城驿，就用了通湖路的一个房子跟市运输公司进行了置换。这个地方终于要变化了。
1993年-至今：卖门票的景区
1993年11月22日晚上，真启梁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晚上的北风就跟前段时间的一样，“呜呜”地刮着，感觉要把整个城市卷走。
那天晚上，盂城驿重修开工仪式，作为高邮市文化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他是这个仪式的主要工作人员，那天晚上他一直忙到夜里12点多，之后，因为受凉引发肺炎住了一个星期院。
这是真启梁到市文管会参与的第一个项目，1992年，40岁的真启梁放弃了乡镇初中语文老师的身份，成为市文管会的普通工作人员。7年前，真启梁以科员的行政级别退休，他说如果他一直在教书的话，退休的时候就是个高级教师，副处级别，退休工资几乎是现在的两倍。可他一点都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如今的他退休多年，可经常会有一些关于盂城驿的文章见诸报端，在整个高邮，说起盂城驿的历史，他可算是第一人。
盂城驿重修工作并不是那么顺利，首先是经费的问题，1995年8月份，盂城驿重修对外开馆之后，官方称重修花了3000多万。真启梁说，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吹牛，盂城驿周围很多的小巷子的路和公共设施，都是因为盂城驿重修的。这里就花了不少钱。
请专家对重修进行探勘、设计、规划，真启梁一行十多个人还在专家的建议下，在安徽的农村跑了十几天，几乎把皖派的古建筑看了个遍。
盂城驿的历史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恢复原貌，真启梁啃了无数书。如今，我们能在盂城驿里看到很多文字资料都是他一手整理的。
1995年8月，盂城驿重新开馆。那一天，伴随着开馆仪式的，还有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的开幕。据说那天，整个高邮万人空巷，而这至今仍被很多高邮人津津乐道。
如今的盂城驿恢复的部门，面积不过原来的1/8。据说，政府有计划，想把边上的民居收回来，慢慢恢复盂城驿的整体面貌。可这里涉及到近万人搬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困难重重。
南门大街已经苏醒，木制门板被整齐地叠放在门口，它们看上去似乎每一块都一样，可实际上有着严格的秩序，背后写着“贰”和“叁”的门板如果被调换了一块，这门板是怎么也推不进去的。就像这条街边上的古盂城驿。这个开设于明洪武八年的古驿站，是古代京杭运河线上水陆兼备的交通要驿。它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每天必须送信多少里，也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快了慢了，轻则打屁股，重则砍脑袋。
就在这个清晨，我碰到一个邮递员，骑着电瓶车，有着标志意义的绿色邮包挂在电瓶车后座的两侧，他弯腰将一份报纸塞入一个还没打开的门板下面，然后，电瓶车无声无息开动，没入盂城驿附近的小弄堂中。
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他刚好从盂城驿门口经过，鼓楼就在他的正前方。我的耳边，似乎响起几百年前他的同行头戴红头巾、身穿红套袖、肩背赤白囊飞奔而至的马蹄声。现实和历史在这一瞬间重叠。
从秦朝到清末的2100年：驿站
这2100年中，留下了太多跟邮驿有关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牧的那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滚滚烟尘之中，一骑快马流星般驰来，那驿吏稍事喘息，又飞身上马，加鞭疾去。那马儿犹在厩中喘息，早已汗流浃背的驿使却还得披星戴月，甚至冒着战火流矢驰往长安。古驿30到60里一设，从岭南到长安少说也得两三千里，得换多少匹快马，抽多少道重鞭，才能让新鲜如初的荔枝及时运达。而居然，只是为了让唐明皇博宠妃一笑！浪漫无比，同时也荒诞无稽。不由想起戏诸侯的褒姒，让人肠热齿冷，为那想必有不少累毙荒漠的人和马扼腕三叹！
而从岭南往长安的途中，必然经过高邮，驿使也必然在这里喝过水、换过马、喘口气。
从公元前223年，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秦王嬴政在这里筑高台设邮亭以来，这里就一直担任着繁重的邮传任务。高邮也是迄今为止全国2000多个县级城市中唯一一个以“邮”命名的城市。
古驿的功能与价值绝不止于满足帝王私情或“聊赠一枝春”，驿站是古代官办飞报军情，递送仪客、运输军需的机构。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邮驿，称之“国之血脉”。所以，古代驿吏属国家编制的准军事人员。一遇急事和战情，则快马飞骑，八百里加急，驿路风尘，朝发夕至，完全与军事行动无异。若无它编织的通联网，帝王与统帅纵使能运筹于帷幄，又岂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于是，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一直将高邮作为邮驿重镇。一直到明洪武四年，高邮守御所升高邮卫，与扬州卫同级，往来的文武官员和公文信函随之增多，是时，高邮加强驿站建设，势在必行。
明代洪武八年，高邮州在南门外开设盂城驿。驿站规模宏大，除驿站本身的牌楼、照壁、鼓楼、厅房、库房、廊房、马房等外，临着运河堤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驿内有秦邮公馆，驿北有驿丞宅等房屋，厅房200余间，占地约3000平方米。驿站本身的功能全都可以顾名思义，而皇华厅就是用来迎接来往官员的地方，秦邮公馆是官员们聊天、娱乐的地方。一个驿站设一驿臣，驿站北面还有驿臣一家居住的驿臣宅。
明代驿站功能有二：一是供过往使臣投宿，相当于现代的招待所或宾馆。凡持有“驿关”的官员，可按官阶高低及仆从多寡免费享受驿站提供的住宿、膳食、舟车、夫马；二是邮送过境公文。根据明制，在主要邮路上一般是每隔10里设一邮铺，次要邮路则是20-30里不等。盂城驿是我国古代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处重要驿站。
盂城驿鼎盛的时候，拥有良马数百匹、船上百艘，好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壮观景象。
清末-上世纪50年代：赵家大宅
盂城驿作为驿站的历史使命，一直到清晚期结束。万物诸行无常，盛极必衰。驿站亦然。
清光绪二十年（1898年），高邮设轮船局，二十六年（1900年）设三等邮局，取代了驿铺多种业务。驿站为官员提供食宿的职能早就丧失。这时，驿站的驿夫、递铺的兵丁只是传送下河有关县邑的公文，别无他事。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邮传部下令，裁撤所有驿站交邮局管理。民国元年（1912年），省都督亦下令裁撤诸驿。次年春，高邮境内驿站、递铺均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撤驿归邮。它实际上是因为社会发展必然作出的选择。
而曾经盛极一时的盂城驿进入了不为人知的一段。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半个多世纪，它一直作为赵家大宅的身份存在。
项俊东就是以赵家后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或者，更确切一点说，项俊东的外婆姓赵，据他今年60多岁的母亲描述，在他母亲很小的时候，那也是在盂城驿中住过的。
当然更多的信息来源于他的外婆。在项俊东的一封写给高邮市政府的信中，他用来“古盂城驿老主人”这么一个定语来形容外婆。
至于盂城驿为什么会变成赵家大宅，赵家后人与高邮民间文史爱好者有两种说法。项俊东称，撤驿归邮时候的驿臣姓赵，就是他家的祖宗，本来就住在盂城驿，所以就留了下来。而民间文史爱好者根据仅有的一点点史料考证，是当时一个赵姓大商人买下了盂城驿的房子。可至于这个商人是做什么生意的、花了多少钱买这房子全都不得而知。
今年93 岁的项俊东外婆，早年到上海打拼，十多年前落叶归根，如今住在高邮，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外婆的小姐闺房就是现在盂城驿驻节厅。
到项俊东外婆一代，赵家已有很多分支，有些已经衰败，房子卖给了别人，有些也已经人丁稀少。因此，整个盂城驿除了主厅还住在赵家人之外，大部分地方已经变成民居房。
外婆有一个哥哥，也就是项俊东的舅爹爹，他说，在他们小时候，是不允许出盂城驿大门的，因为外面都是野孩子（穷人家的孩子），不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以至于，他们对盂城驿的里面非常熟悉。1985年，盂城驿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写了相关的文章，其中还闹过一个笑话。其中有人写盂城驿无门槛，说盂城驿曾经这么恢宏一个建筑，居然是没有门槛的。舅爹爹看到这个稿子，哈哈大笑：“盂城驿怎么没有门槛，只是让我叫人拆掉了。”原来舅爹爹小时候玩滚铁环，门槛太高，阻碍了他的游戏，所以，他一怒之下，叫人拆了门槛。当然，这些也全当逸事听听了。 解放后，因为成分问题，项俊东的外婆、舅爹爹全都搬离了盂城驿，盂城驿收归国有。
1951年-1993年：仓库
60年前，当时20岁的刘同富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早上7点，他把自己扁担和竹篓从盂城驿的正厅中拖出来，脖子上挂着的毛巾已经泛黄，朝阳斜照着打在黝黑的发达的肱二头肌上，油光发亮。
刘同富是码头工会一中队的一名搬运工，他今天的任务是要把从山东运到的大米卸下来，送到附近的粮行中。他估计了一下，今天的活儿估计得从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午饭是没时间吃了，得叫家里人送到码头来。实际上，他大部分开工的日子是没时间回家吃饭的，在码头就着京杭大运河的横风，这饭吃得也挺香。
只要有体力，工作是不用愁的。
从盂城驿出来向西不到100米的码头，异常繁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交通运输工具并不发达，水运一直是主要的运输渠道。经过京杭大运河，南上北下的货船，都要经过码头，而高邮附近城市的货品都要从这个码头下。原来刘同富所在的工会码头并不在盂城驿，而是更靠南一点的地方，为了工作方便，在盂城驿收归国有之后，码头工会忙不迭搬到了这里。
以至于，扁担挑篓很快就跟不上需求了，扁担变成了板车。这是一个纯体力活儿，工资也是按照你的工作业绩发放的。年轻的刘同富挑得比别人多，跑得比别人快，一直是队中的一等劳力，普通女性大概只能做到五等劳力，工资也就是刘同富的一半。那会儿刘同富的收入是极高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100多块钱，而那时候，普通工人的工资是24.5元/月。刘同富跟我们讲述他当时的富有，他说，黄金也不过9块钱一两。
这些板车，就被停在盂城驿的正厅。刘同富哪里知道这个到处都破破烂烂的地方是盂城驿，或者说，他压根儿不知道盂城驿是什么。
不仅仅是刘同富，住在南门大街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个仓库是个什么东西。
直到1985年。
范大妈从高邮最偏远的一个乡镇搬到南门大街那一年正好是1985年。她住在南门大街42号中，那是一个老正大布房的旧址，几十年前高邮人最喜欢去的布店之一。这桩两层楼的楼房在南门大街的一片平房中非常少见，石英地面更是在整个高邮都难找出第二家。
范大妈住在那幢房子的二楼，拖家带口5个人住在10多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中，可她已经很高兴了。那一年，范大妈47岁，成了城里人了，她的工作是一个杂货商店的销售员。
范大妈并不知道她所住的南门大街，在几百年前是盂城驿的员工宿舍，当然，她也不知道盂城驿是什么。不过，她很快就知道了。范大妈搬到南门大街之后没多久，全国文物普查开始，盂城驿地址被确定，同时被确定为明代古建筑，在它的主体结构中发现了明代的东西。
刘同富这才意识到自己每天进出的地方居然是一个明代的老房子。
只是，知道也就仅仅是知道了。直到1992年，刘同富退休，他工作的码头工会都改名叫市运输公司了，这个地方依然没有变过，就跟他的工资一样。刘同富退休的时候，他的工资仍然只有100多块钱一个月，40年几乎没有变过。只不过，进入80年代之后，除了煤炭和沙子这些质量重的东西走水运之外，就很少再有其他东西从这个码头被搬起了。刘同富们相对也比较空闲。
刘同富退休一年后，1993年，高邮市政府决定重修盂城驿，就用了通湖路的一个房子跟市运输公司进行了置换。这个地方终于要变化了。
1993年-至今：卖门票的景区
1993年11月22日晚上，真启梁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晚上的北风就跟前段时间的一样，“呜呜”地刮着，感觉要把整个城市卷走。
那天晚上，盂城驿重修开工仪式，作为高邮市文化管理委员的工作人员，他是这个仪式的主要工作人员，那天晚上他一直忙到夜里12点多，之后，因为受凉引发肺炎住了一个星期院。
这是真启梁到市文管会参与的第一个项目，1992年，40岁的真启梁放弃了乡镇初中语文老师的身份，成为市文管会的普通工作人员。7年前，真启梁以科员的行政级别退休，他说如果他一直在教书的话，退休的时候就是个高级教师，副处级别，退休工资几乎是现在的两倍。可他一点都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如今的他退休多年，可经常会有一些关于盂城驿的文章见诸报端，在整个高邮，说起盂城驿的历史，他可算是第一人。
盂城驿重修工作并不是那么顺利，首先是经费的问题，1995年8月份，盂城驿重修对外开馆之后，官方称重修花了3000多万。真启梁说，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吹牛，盂城驿周围很多的小巷子的路和公共设施，都是因为盂城驿重修的。这里就花了不少钱。
请专家对重修进行探勘、设计、规划，真启梁一行十多个人还在专家的建议下，在安徽的农村跑了十几天，几乎把皖派的古建筑看了个遍。
盂城驿的历史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为了恢复原貌，真启梁啃了无数书。如今，我们能在盂城驿里看到很多文字资料都是他一手整理的。
1995年8月，盂城驿重新开馆。那一天，伴随着开馆仪式的，还有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的开幕。据说那天，整个高邮万人空巷，而这至今仍被很多高邮人津津乐道。
如今的盂城驿恢复的部门，面积不过原来的1/8。据说，政府有计划，想把边上的民居收回来，慢慢恢复盂城驿的整体面貌。可这里涉及到近万人搬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