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曾是独立制片人，作品《白日焰火》等获多项国际大奖，如今将镜头对准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引发社会反思
文晏
导演、编剧、独立制片人，生于北京。先后担任《夜车》《白日焰火》等电影的制片人，其中《白日焰火》曾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2013年，导演处女作《水印街》入围威尼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2017年，新片《嘉年华》获第五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身处电影圈，文晏经常会遇到盛大的宴会或名流聚会，去过两次之后她便不再去了。不喜热闹是原因之一，更多是参与其中的那种空虚感让她感到不适和难过。每当看到生活中浮华盛世的景象，她都会想：“如今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整日忙着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而光鲜背后的人和事会有多少人关注？”
嘉年华中的众人狂欢与角落暗影里的苦痛，这种强烈的反差时常刺激着她，后来她将之呈现在自己导演的电影《嘉年华》中。影片中两位女主角，本应是处于最美好年华的少女，实际生活却无比艰难：一位遭遇性侵，一位作为旁观者为了生计，放弃提供证据，但也难逃被伤害的命运。
入行10余年，文晏一直在做独立电影，《嘉年华》为她带来了掌声。今年夏天，影片先后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和伦敦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十四届金马奖上，文晏又凭借这部电影获得最佳导演奖。影片上映时，恰逢几起幼儿园事件连续发酵，将《嘉年华》推到了公众面前，也推动了原本排片率極低的电影票房。
让现实走进电影
文晏关注未成年人性侵事件已有一段时间，动笔写《嘉年华》是在2013年。当时她发现这类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来一次，新闻刚一出现时关注度很高，但经历一波三折之后，几乎每一件都有头无尾、不了了之，慢慢淡出公众视线。
“这种麻木让我觉得非常过不去，我们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事件麻木呢？你会去想：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了，下一代会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社会的哪个环节缺失了？”文晏如是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创作《嘉年华》的初衷，她想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并通过电影去检验社会良知，检验事件之外的旁观者的责任。
为收集素材，文晏去拜访那些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通过和她们聊天，翻看一些过往案件，她手头的故事越积越多，她的内心也越发压抑，“悲伤、愤怒，常常睡不着觉。”
如今再去回忆，文晏已不太记得那些故事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内容大都千篇一律，结局也是相似的。一位心理学家告诉她，自己经常面对的是一些成年人，倾诉童年时的阴影。“小孩在受到侵害时基本是懵懂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家长也会让他们不要多想。他们就会暂时将伤害埋藏起来。等到成年，要恋爱时这些记忆又复活，阻止他/她和人交往。”
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让文晏感到难过、焦虑，她无法确定自己的故事从哪里讲起。经过多番思考，她找到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用一个女孩看监控视频的画面切入。她为故事设定了两个女主角：少女小文和小米，前者是被性侵者，后者则是旁观者。
“其实她们都是受害者。”文晏说。
故事发生在一个滨海城市，辍学离家的小米是“黑户”（没有户口），在一家旅店打工，碰巧撞见当地某民间商会会长带着两个初中女生到酒店开房，其中一个女生就是小文。事发当晚，小米用手机从监控屏幕中拍下了商会会长进入小文和同伴房间的关键一幕。当商会会长因性侵被告发时，小米起初选择沉默，并借视频向会长要钱用来买身份证，后来又被对方围攻，受伤后最终向律师交出视频……
剧本花去文晏一年的时间。紧接着是寻找合适的女主角，饰演小米的文淇是剧组造型指导推荐的，她曾演过一两部戏，入戏比较快。另一个女主角小文则是大海捞针，找了许久都不满意。眼看着就要开机，剧组的人都被发动起来寻找。
后来一个叫周美君的女孩来试戏，“她好像天生有一种瞬间化解矛盾的本领。我给她设定几个矛盾冲突的情景，比如说假如妈妈没收了你的平板电脑，她说再买一个呗；再如同桌把你的手机抢走了，她说那就让他玩一会儿……”文晏回忆说，她一开始觉得这个女孩让人难以捉摸，但后来越想越喜欢，就把她留下。
周美君很好学，在工作人员的培训下渐渐进入状态。有一天文晏正在外地看景，收到一段周美君试戏的视频：她从妈妈家离家出走去找爸爸，敲了很久的门没有回应，然后找一个地方把书包放下，蜷缩着躺在上面。文晏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那一刻她觉得周美君就是小文。
1年多后，这部有些沉重，但整体基调冷静、克制的电影《嘉年华》上映了。
“糟糕的地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文晏并不是仅仅将目光聚焦在少女被侵害案件本身，她力图展现案件发生后的众生相。
小文的母亲，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婚姻失败让她丧失自我，整日里化着浓妆，用跳舞寻找安慰。当女儿被侵害后，她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看到女儿穿裙子，她一边生气地喊：“谁让你穿这种不三不四的衣服，谁让你这么漂亮！”一边撕扯女儿衣柜里的裙子，完全忘了自己母亲的角色。
和小文一同遭受侵害的同伴新新，单纯得不知处女膜为何物。她的父母很快就接受了犯罪者提出的私了方案——提供女儿未来读书的学费，并去劝说小文的父亲也接受赔偿。
“他们明哲保身、做出妥协，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文晏说，这个世界糟糕的地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这句话是法国著名导演让·雷诺阿的电影《游戏的规则》中的台词，她希望观众不只是去判断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而是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他们。
写剧本期间，她曾看到一则新闻，在广西的某个小城里，立着一座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号称是世界最高的，风光一时。6个月后，这座雕像被拆掉，据说是因为裙角飞得太高。
这个新闻一下子击中文晏的心，“梦露一直以来就是女性被物化的标志，其实她一生都在证明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演员。但好莱坞把她定位在性感尤物上，让大众消费她。这不仅是梦露一生的困扰，也是整个女性的困扰。” 这样的偏见和困扰随时都会发生，文晏自己也深有体会。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是广告公司的总监，每次出去谈项目都很难，后来听人建议，谈判带一个男同事同行，客户就很容易拍板。
文晏把这些日常生活的感触都放进电影里。除了小文和小米，电影中还有4位清晰的女性形象：酒店前台莉莉、小文的同学新新、小文的母亲，以及为小文案子奔走的郝律师，从少女到成年人，构成了女性成长路上的各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困境。
“我想表现的不只是对女性的忽视、侮辱，还有诸多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规训，这也是不应该被容忍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容忍了生活中无数细微的事情，才让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都能说‘不’，这些努力最终会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文晏说。
在影片的结尾，原本打算出卖自己初夜的小米对命运选择了说“不”。她从房间跑出，砸开电动摩托车的锁链逃了出去。最后一个镜头，骑着摩托车的小米在公路上飞驰，追赶着被一辆卡车带走的巨大的梦露雕像，她的白色連衣裙迎着风飘了起来……
这是一个浪漫的开放式结局，“小米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唯一能确定的是不会只有美好。但不管怎么说，她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导演的内心藏不住
文晏外表纤弱，但内心坚韧而强大。《嘉年华》上映时，正赶上“幼儿园虐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电影海报上的配文是“打破沉默”和“救救孩子”。金马奖颁奖礼那晚，她走上台说：“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能够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声音。”从影10余年，她一直坚守在独立电影的阵地上，用电影展示自己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20年前，文晏到纽约学平面设计和艺术史，并辅修电影。当时，她接触了许多艺术电影，“每次看时，内心都很激动：怎么会讲那样的一个故事，怎么会有那样的画面和表演。”后来她回国，从独立电影制片人做起，渐渐在圈子里有了名气。
和她合作最多的导演是刁亦男。2007年，一次机缘巧合，刁亦男遇到她，两人聊了几句，刁亦男就把自己新写的剧本《夜车》交给她，希望能够合作。
“看了剧本，我觉得很好。他关注中国现实，但又不是简单的批判，很节制。”她回忆说，当时国内艺术电影融资环境很差，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发展起来。而她本人也有心想做出有品质的、适合在大银幕上放映的艺术电影，于是就决定和刁亦男合作。后来在她的奔走下，为《夜车》找来300万投资，这在当时对于艺术电影来说已经算得上大制作了。
之后又有了两人合作的第二部电影《白日焰火》，这部电影一举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刁亦男说，文晏在电影拍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她把控着整个项目的方向，“文晏比较冷静和客观……她看过剧本后，如果说好，那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学艺术出身，文晏在拍摄时总能给导演提供切实的建议。当年拍《夜车》时，她建议女演员围一条红围巾，结果画面色彩效果很好。等到《白日焰火》，刁亦男又想把它围在女主角桂纶镁身上，文晏不同意，“因为桂纶镁当时的衣服非常厚重，《夜车》里的那条围巾很细，并不适合。”
就这样一部一部电影做下去，文晏发现如果不停下来永远都有人找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做自己的电影了。2013年，她下定决心转身做导演，导了自己的首部电影《水印街》。该片入围威尼斯、多伦多、鹿特丹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特别奖以及波士顿独立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片中的爱情故事始于一次看似寻常的偶遇，不寻常的是偶遇的地点——一条在地图上并不存在的街。透过这个隐喻，文晏试图探究现代社会里那些无处不在却又深藏不露的秘密。“《水印街》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对现代社会的思考。”文晏说，她希望拍出诚实、有探索性、不妥协的电影，并希望它们经历住时间考验，也能直抵人心。
尽管在独立电影圈中颇有名气，但文晏始终与圈内的热闹和喧嚣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个旁观者，她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而这些最终又成为她电影的来源。
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表达，这些年来她做电影的初心一直未曾变过，“电影是一面镜子，能看出导演的内心是什么，隐藏不了。”
文晏
导演、编剧、独立制片人，生于北京。先后担任《夜车》《白日焰火》等电影的制片人，其中《白日焰火》曾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2013年，导演处女作《水印街》入围威尼斯等多个国际电影节。2017年，新片《嘉年华》获第五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身处电影圈，文晏经常会遇到盛大的宴会或名流聚会，去过两次之后她便不再去了。不喜热闹是原因之一，更多是参与其中的那种空虚感让她感到不适和难过。每当看到生活中浮华盛世的景象，她都会想：“如今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嘉年华似的时代，无比光鲜、无比喧嚣，整日忙着从一个派对赶往另一个派对，而光鲜背后的人和事会有多少人关注？”
嘉年华中的众人狂欢与角落暗影里的苦痛，这种强烈的反差时常刺激着她，后来她将之呈现在自己导演的电影《嘉年华》中。影片中两位女主角，本应是处于最美好年华的少女，实际生活却无比艰难：一位遭遇性侵，一位作为旁观者为了生计，放弃提供证据，但也难逃被伤害的命运。
入行10余年，文晏一直在做独立电影，《嘉年华》为她带来了掌声。今年夏天，影片先后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和伦敦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十四届金马奖上，文晏又凭借这部电影获得最佳导演奖。影片上映时，恰逢几起幼儿园事件连续发酵，将《嘉年华》推到了公众面前，也推动了原本排片率極低的电影票房。
让现实走进电影
文晏关注未成年人性侵事件已有一段时间，动笔写《嘉年华》是在2013年。当时她发现这类事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来一次，新闻刚一出现时关注度很高，但经历一波三折之后，几乎每一件都有头无尾、不了了之，慢慢淡出公众视线。
“这种麻木让我觉得非常过不去，我们怎么可以对这样的事件麻木呢？你会去想：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了，下一代会处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中？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社会的哪个环节缺失了？”文晏如是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创作《嘉年华》的初衷，她想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并通过电影去检验社会良知，检验事件之外的旁观者的责任。
为收集素材，文晏去拜访那些专门处理性侵案件的律师和心理辅导工作者。通过和她们聊天，翻看一些过往案件，她手头的故事越积越多，她的内心也越发压抑，“悲伤、愤怒，常常睡不着觉。”
如今再去回忆，文晏已不太记得那些故事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内容大都千篇一律，结局也是相似的。一位心理学家告诉她，自己经常面对的是一些成年人，倾诉童年时的阴影。“小孩在受到侵害时基本是懵懂的状态，不知道如何去描述，家长也会让他们不要多想。他们就会暂时将伤害埋藏起来。等到成年，要恋爱时这些记忆又复活，阻止他/她和人交往。”
一个个真实的事件让文晏感到难过、焦虑，她无法确定自己的故事从哪里讲起。经过多番思考，她找到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用一个女孩看监控视频的画面切入。她为故事设定了两个女主角：少女小文和小米，前者是被性侵者，后者则是旁观者。
“其实她们都是受害者。”文晏说。
故事发生在一个滨海城市，辍学离家的小米是“黑户”（没有户口），在一家旅店打工，碰巧撞见当地某民间商会会长带着两个初中女生到酒店开房，其中一个女生就是小文。事发当晚，小米用手机从监控屏幕中拍下了商会会长进入小文和同伴房间的关键一幕。当商会会长因性侵被告发时，小米起初选择沉默，并借视频向会长要钱用来买身份证，后来又被对方围攻，受伤后最终向律师交出视频……
剧本花去文晏一年的时间。紧接着是寻找合适的女主角，饰演小米的文淇是剧组造型指导推荐的，她曾演过一两部戏，入戏比较快。另一个女主角小文则是大海捞针，找了许久都不满意。眼看着就要开机，剧组的人都被发动起来寻找。
后来一个叫周美君的女孩来试戏，“她好像天生有一种瞬间化解矛盾的本领。我给她设定几个矛盾冲突的情景，比如说假如妈妈没收了你的平板电脑，她说再买一个呗；再如同桌把你的手机抢走了，她说那就让他玩一会儿……”文晏回忆说，她一开始觉得这个女孩让人难以捉摸，但后来越想越喜欢，就把她留下。
周美君很好学，在工作人员的培训下渐渐进入状态。有一天文晏正在外地看景，收到一段周美君试戏的视频：她从妈妈家离家出走去找爸爸，敲了很久的门没有回应，然后找一个地方把书包放下，蜷缩着躺在上面。文晏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那一刻她觉得周美君就是小文。
1年多后，这部有些沉重，但整体基调冷静、克制的电影《嘉年华》上映了。
“糟糕的地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文晏并不是仅仅将目光聚焦在少女被侵害案件本身，她力图展现案件发生后的众生相。
小文的母亲，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婚姻失败让她丧失自我，整日里化着浓妆，用跳舞寻找安慰。当女儿被侵害后，她产生了强烈的羞耻感，看到女儿穿裙子，她一边生气地喊：“谁让你穿这种不三不四的衣服，谁让你这么漂亮！”一边撕扯女儿衣柜里的裙子，完全忘了自己母亲的角色。
和小文一同遭受侵害的同伴新新，单纯得不知处女膜为何物。她的父母很快就接受了犯罪者提出的私了方案——提供女儿未来读书的学费，并去劝说小文的父亲也接受赔偿。
“他们明哲保身、做出妥协，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更好的选择。”文晏说，这个世界糟糕的地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这句话是法国著名导演让·雷诺阿的电影《游戏的规则》中的台词，她希望观众不只是去判断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而是去思考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他们。
写剧本期间，她曾看到一则新闻，在广西的某个小城里，立着一座玛丽莲·梦露的雕像，号称是世界最高的，风光一时。6个月后，这座雕像被拆掉，据说是因为裙角飞得太高。
这个新闻一下子击中文晏的心，“梦露一直以来就是女性被物化的标志，其实她一生都在证明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演员。但好莱坞把她定位在性感尤物上，让大众消费她。这不仅是梦露一生的困扰，也是整个女性的困扰。” 这样的偏见和困扰随时都会发生，文晏自己也深有体会。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是广告公司的总监，每次出去谈项目都很难，后来听人建议，谈判带一个男同事同行，客户就很容易拍板。
文晏把这些日常生活的感触都放进电影里。除了小文和小米，电影中还有4位清晰的女性形象：酒店前台莉莉、小文的同学新新、小文的母亲，以及为小文案子奔走的郝律师，从少女到成年人，构成了女性成长路上的各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困境。
“我想表现的不只是对女性的忽视、侮辱，还有诸多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的规训，这也是不应该被容忍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容忍了生活中无数细微的事情，才让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对很多事情都能说‘不’，这些努力最终会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文晏说。
在影片的结尾，原本打算出卖自己初夜的小米对命运选择了说“不”。她从房间跑出，砸开电动摩托车的锁链逃了出去。最后一个镜头，骑着摩托车的小米在公路上飞驰，追赶着被一辆卡车带走的巨大的梦露雕像，她的白色連衣裙迎着风飘了起来……
这是一个浪漫的开放式结局，“小米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唯一能确定的是不会只有美好。但不管怎么说，她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导演的内心藏不住
文晏外表纤弱，但内心坚韧而强大。《嘉年华》上映时，正赶上“幼儿园虐童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电影海报上的配文是“打破沉默”和“救救孩子”。金马奖颁奖礼那晚，她走上台说：“感谢她们为那些没有能够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声音。”从影10余年，她一直坚守在独立电影的阵地上，用电影展示自己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20年前，文晏到纽约学平面设计和艺术史，并辅修电影。当时，她接触了许多艺术电影，“每次看时，内心都很激动：怎么会讲那样的一个故事，怎么会有那样的画面和表演。”后来她回国，从独立电影制片人做起，渐渐在圈子里有了名气。
和她合作最多的导演是刁亦男。2007年，一次机缘巧合，刁亦男遇到她，两人聊了几句，刁亦男就把自己新写的剧本《夜车》交给她，希望能够合作。
“看了剧本，我觉得很好。他关注中国现实，但又不是简单的批判，很节制。”她回忆说，当时国内艺术电影融资环境很差，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发展起来。而她本人也有心想做出有品质的、适合在大银幕上放映的艺术电影，于是就决定和刁亦男合作。后来在她的奔走下，为《夜车》找来300万投资，这在当时对于艺术电影来说已经算得上大制作了。
之后又有了两人合作的第二部电影《白日焰火》，这部电影一举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刁亦男说，文晏在电影拍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她把控着整个项目的方向，“文晏比较冷静和客观……她看过剧本后，如果说好，那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学艺术出身，文晏在拍摄时总能给导演提供切实的建议。当年拍《夜车》时，她建议女演员围一条红围巾，结果画面色彩效果很好。等到《白日焰火》，刁亦男又想把它围在女主角桂纶镁身上，文晏不同意，“因为桂纶镁当时的衣服非常厚重，《夜车》里的那条围巾很细，并不适合。”
就这样一部一部电影做下去，文晏发现如果不停下来永远都有人找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做自己的电影了。2013年，她下定决心转身做导演，导了自己的首部电影《水印街》。该片入围威尼斯、多伦多、鹿特丹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温哥华电影节“龙虎奖”特别奖以及波士顿独立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片中的爱情故事始于一次看似寻常的偶遇，不寻常的是偶遇的地点——一条在地图上并不存在的街。透过这个隐喻，文晏试图探究现代社会里那些无处不在却又深藏不露的秘密。“《水印街》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对现代社会的思考。”文晏说，她希望拍出诚实、有探索性、不妥协的电影，并希望它们经历住时间考验，也能直抵人心。
尽管在独立电影圈中颇有名气，但文晏始终与圈内的热闹和喧嚣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个旁观者，她一直在观察和思考，而这些最终又成为她电影的来源。
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电影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表达，这些年来她做电影的初心一直未曾变过，“电影是一面镜子，能看出导演的内心是什么，隐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