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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烟墨,天下名墨,采集松木,烧出烟灰作原料,故名。薛松,来自黄山边之青松,创作自焚烧纸张始,灰飞烟灭化为墨,取代古人墨,自创松烟墨。其面貌,有古画新解,中西合璧;其形式,乃浴火而重生,解构再建构。此一艺术实践,可谓今之“松烟墨”。
中国人爱松成痴,松树的挺拔苍郁、千姿百态,自古以来就是骚人墨客歌咏的缪斯,更是画家描绘的灵感泉源,对于松树的寓意和审美也形成一套独特的标准。黄山松闻名天下,尤其是矗立在黄山文殊洞上、倚青狮石破石而生的“迎客松”,不但是安徽省的风景名片,更是历代画家创作的重要题材。
薛松童年的遭遇犹如严寒的大雪,而母亲的早逝,则是他一生难以抹灭的伤痛,所幸薛松的个性一如父亲所期许的“挺且直”,他还有一项严肃的父亲未预料的一一乐观开朗。薛松不但从小就“挺且直”,而且倔强、固执。在有意无意中,薛松的作品中出现各种松树:或许因为松树是国画常见的题材,因此很难回避;又或许是他潜意识里的松树情结,1996年他创作《迎客松》,时隔二十年,又创作《黄山松》,两件作品都是以盘据在黄山峰顶上的松树为主题,都是一反国画惯例地把主体放置在画面正中,加上强烈的鲜红色,2006年的《黄山松》还把代表远山的青绿高山放置在画面下方,很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气势。
烟之于薛松,有不解之缘。他终日几乎香烟不离手。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使用焚烧过的残纸碎片,再拼贴在画布上,因此经常燃烧大量的图片纸张,工作室里烟雾缭绕已是常态。
在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中,经常有戏剧性的转捩点,有些还伴随传奇事迹,而愈刺激、离奇、悲壮,就愈被人们争相传诵。薛松遭遇两次大火,一次是1990年年底,半年后,叉发生一次,甚为惨烈,尤其第二次火灾,把他自前次火灾发生以来试验的作品全部烧毁。所幸,薛松从那些被烧毁的物品中,发现了新大陆。他发现,被焚烧过的残片与未烧过的去拼贴,视觉效果不一样,意义也不同。对于薛松来说,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火灾之前,如果没有长期的探索与实验,不可能找到一个突破点,如果没有长期的准备和反叛意识,再发生十次火灾,对于他的创作也是无济于事。1992年之后,薛松开始进行无数次的燃烧实验,最早的时候还是一种混沌状态,渐渐地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选择与燃烧,醇松形容自己的创作是先画靶再射箭,靶子就是他的目标,目标一旦确立就有了针对性,然后对收集来的印刷品进行破坏、焚烧、分配、组合。
人类对于火始终有一种既爱叉怕的情结,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起点,火也是权势的象征。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触怒天神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边上,惩罚他日日被恶鹰啄食肝脏;秦始皇焚书,意在维护集权统治,统一思想,反对古是今非。大火是极大的破坏,也带来新生,薛松使用烧烤过的碎片进行拼贴,就有了死亡与再生、解构与建构的意义。醇松坦言,“焚烧纸片时,特别有一种快感、刺激感。”这或许让潜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反叛精神得以解放吧!
薛松画面上的墨,不是一般的油画、墨汁,而是他自行研发一一焚烧纸片,化为烟灰,和以丙烯颜料形成,可谓今之“松烟墨”。
薛松就读上海戏剧学院时,国画老师张培础认为他速写功底较深,线条画得流畅,常给他一些宣纸,让他试画水墨,薛松从此有了水墨情结。当时薛松迷恋西方及现代主义,骨子里对守旧、古板的东西甚为反感,奇怪的是,却始终持续地画水墨;更奇怪的是,年纪渐长之后,对传统文化、艺术更有兴趣。对于这种转变,薛松一开始也想不太清楚,后来感觉到这是从自己的文化血脉中流淌出来的。
比起同世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薛松对传统文化的情结比较深,也表现得比较早。1992年他开始使用焚烧过的残片拼贴时,就大量使用书法碑帖,如《蜕》、《心连心》等,新颖的图像与古老文字交织,强化了作品的深厚度。1996年他创作第一幅山水画《山水》,前景小山、远景天空就是拼贴焚烧的书法碎片,中景高山则是古画碎片,画面两边的红色长条宛如书法条幅,形式上就是国画的中堂,左右再搭配对联。
薛松受邀在今年香港举行的第三届水墨艺术博览会举办个展,有几幅山水画就特别依据画中意境搭配对联,较诸十年前的《山水》,其形式、风格与传统书画更加紧密,又因为对联另行独立创作,就可以进行多样变化,包括字体、色彩,及至拼贴的内容,都有更大的挥洒空间。他最新的作品《山水》、《水墨》更是别出心裁,表现国画讲究虚虚实实,画外气趣的特点,他利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购买的文征明复制画上挖出“山、水、水、墨”字样,另行贴在上方,而被挖空的部分,则在其底下拼贴书法碎片。在画面中贴上“薛松制造”的钤印。薛松从国画的装裱、配置及至构图形式汲取灵感,玩出新的焚烧、拼贴花样,创造了古画新用的新手法,如同他在一幅2016年的作品《溪山泛舟图》的上方配上“除旧布新”的书法,更强化了传统国画的形式感,也更具有文入的雅趣。
薛松对于书法碑帖一直情有独钟,不但大量做碎片拼贴,而且另辟《意象书法》系列。在中国美术馆、西安美术馆的大型展览中,他以六十公分见方的单幅意象书法做有机组合,最大的达到四十八件作品,造成强大的视觉震撼,展览时特别吸人眼球,中国美术馆并因此收藏其四十件《意象书法》。《意象书法》表达了薛松对书法线条美感的掌握,直弧、长短、粗细、方圆、枯润、虚实、相背、提顿、聚散连绕、飞白、抑扬顿挫……,他顺手拈来,千变万化;而他只截取字的局部,并不在意字义,更突显书法的抽象之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书法字体大都不是以黑墨呈现,反而是五颜六色,背景的色彩也同样多采多姿,与文字线条的色彩或互补、或对比,变化多端。这种形象是传统的,但颜色却是缤纷的,非常具有渡普主义风格,也造成视觉上的冲击,真是古为今用、中西合鐾的经典范例。
2005年薛松创作的三连作《有符号的山水》,除了打叉的符号之外,更加上醒目的红色箭头,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更多了,箭头所指的是山水画的布置或所谓构图关系,也是水墨画现代化所追寻的方向。
薛松的作品也追求一种广告的效果,即以晟简单、直接的方式引人注目,他常以拼图、大色块作为作品的基础,黑色在其间就更有分量,黑色可以勾勒图式线条,也常用以平涂色块,妙用无穷。
2013年我邀请薛松来台湾创作《台湾八景》,这是他首次以实地风景创作的当代山水画,他运用发展完备的个人语汇,将台湾原住民、新住民,以及象征汉文化的传统书画文字、代表现代建设的摩天大楼,巧妙拼贴,熔于一炉,既是台湾三百年历史发展的缩影,也呈现了台湾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色。
《台湾八景》的成功,催生了《澳门八景》,而有了前者的基础,他画澳门八景就更得心应手,在取景、构图及拼贴内容上很快就有灵感。澳门有不少天主教堂,薛松在澳门采风之后,叉远赴意大利米兰参加联展,沿途收集很多欧洲著名的古典、宗教名画画册,正好在澳门八景中派上用场;他所绘制的新美高梅酒店,以各国纸币拼贴,更是一绝,金碧輝煌的赌场型酒店就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这让人看了,不禁会心一笑。
拼贴需要使用大量图片、纸张,这让薛松养成了收集图书、文物的习惯。他从1994年起收集新中国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及原作,如今竟已累积五百多件,而七、八年前开始收集日本浮世绘,如今也有五百多件。他的收藏瘾头愈来愈重,光是每年购买书刊就花费十多萬,而收藏美术品的经费則更难以估量。收藏癖好向来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情怀,从一个前卫的波普艺术家,到如今的好古敏求,或许也是源自于“松烟墨”因缘吧!
中国人爱松成痴,松树的挺拔苍郁、千姿百态,自古以来就是骚人墨客歌咏的缪斯,更是画家描绘的灵感泉源,对于松树的寓意和审美也形成一套独特的标准。黄山松闻名天下,尤其是矗立在黄山文殊洞上、倚青狮石破石而生的“迎客松”,不但是安徽省的风景名片,更是历代画家创作的重要题材。
薛松童年的遭遇犹如严寒的大雪,而母亲的早逝,则是他一生难以抹灭的伤痛,所幸薛松的个性一如父亲所期许的“挺且直”,他还有一项严肃的父亲未预料的一一乐观开朗。薛松不但从小就“挺且直”,而且倔强、固执。在有意无意中,薛松的作品中出现各种松树:或许因为松树是国画常见的题材,因此很难回避;又或许是他潜意识里的松树情结,1996年他创作《迎客松》,时隔二十年,又创作《黄山松》,两件作品都是以盘据在黄山峰顶上的松树为主题,都是一反国画惯例地把主体放置在画面正中,加上强烈的鲜红色,2006年的《黄山松》还把代表远山的青绿高山放置在画面下方,很有一种石破天惊的气势。
烟之于薛松,有不解之缘。他终日几乎香烟不离手。他创作的最大特点是使用焚烧过的残纸碎片,再拼贴在画布上,因此经常燃烧大量的图片纸张,工作室里烟雾缭绕已是常态。
在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中,经常有戏剧性的转捩点,有些还伴随传奇事迹,而愈刺激、离奇、悲壮,就愈被人们争相传诵。薛松遭遇两次大火,一次是1990年年底,半年后,叉发生一次,甚为惨烈,尤其第二次火灾,把他自前次火灾发生以来试验的作品全部烧毁。所幸,薛松从那些被烧毁的物品中,发现了新大陆。他发现,被焚烧过的残片与未烧过的去拼贴,视觉效果不一样,意义也不同。对于薛松来说,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火灾之前,如果没有长期的探索与实验,不可能找到一个突破点,如果没有长期的准备和反叛意识,再发生十次火灾,对于他的创作也是无济于事。1992年之后,薛松开始进行无数次的燃烧实验,最早的时候还是一种混沌状态,渐渐地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选择与燃烧,醇松形容自己的创作是先画靶再射箭,靶子就是他的目标,目标一旦确立就有了针对性,然后对收集来的印刷品进行破坏、焚烧、分配、组合。
人类对于火始终有一种既爱叉怕的情结,火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起点,火也是权势的象征。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给人类,触怒天神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边上,惩罚他日日被恶鹰啄食肝脏;秦始皇焚书,意在维护集权统治,统一思想,反对古是今非。大火是极大的破坏,也带来新生,薛松使用烧烤过的碎片进行拼贴,就有了死亡与再生、解构与建构的意义。醇松坦言,“焚烧纸片时,特别有一种快感、刺激感。”这或许让潜藏在他灵魂深处的反叛精神得以解放吧!
薛松画面上的墨,不是一般的油画、墨汁,而是他自行研发一一焚烧纸片,化为烟灰,和以丙烯颜料形成,可谓今之“松烟墨”。
薛松就读上海戏剧学院时,国画老师张培础认为他速写功底较深,线条画得流畅,常给他一些宣纸,让他试画水墨,薛松从此有了水墨情结。当时薛松迷恋西方及现代主义,骨子里对守旧、古板的东西甚为反感,奇怪的是,却始终持续地画水墨;更奇怪的是,年纪渐长之后,对传统文化、艺术更有兴趣。对于这种转变,薛松一开始也想不太清楚,后来感觉到这是从自己的文化血脉中流淌出来的。
比起同世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薛松对传统文化的情结比较深,也表现得比较早。1992年他开始使用焚烧过的残片拼贴时,就大量使用书法碑帖,如《蜕》、《心连心》等,新颖的图像与古老文字交织,强化了作品的深厚度。1996年他创作第一幅山水画《山水》,前景小山、远景天空就是拼贴焚烧的书法碎片,中景高山则是古画碎片,画面两边的红色长条宛如书法条幅,形式上就是国画的中堂,左右再搭配对联。
薛松受邀在今年香港举行的第三届水墨艺术博览会举办个展,有几幅山水画就特别依据画中意境搭配对联,较诸十年前的《山水》,其形式、风格与传统书画更加紧密,又因为对联另行独立创作,就可以进行多样变化,包括字体、色彩,及至拼贴的内容,都有更大的挥洒空间。他最新的作品《山水》、《水墨》更是别出心裁,表现国画讲究虚虚实实,画外气趣的特点,他利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购买的文征明复制画上挖出“山、水、水、墨”字样,另行贴在上方,而被挖空的部分,则在其底下拼贴书法碎片。在画面中贴上“薛松制造”的钤印。薛松从国画的装裱、配置及至构图形式汲取灵感,玩出新的焚烧、拼贴花样,创造了古画新用的新手法,如同他在一幅2016年的作品《溪山泛舟图》的上方配上“除旧布新”的书法,更强化了传统国画的形式感,也更具有文入的雅趣。
薛松对于书法碑帖一直情有独钟,不但大量做碎片拼贴,而且另辟《意象书法》系列。在中国美术馆、西安美术馆的大型展览中,他以六十公分见方的单幅意象书法做有机组合,最大的达到四十八件作品,造成强大的视觉震撼,展览时特别吸人眼球,中国美术馆并因此收藏其四十件《意象书法》。《意象书法》表达了薛松对书法线条美感的掌握,直弧、长短、粗细、方圆、枯润、虚实、相背、提顿、聚散连绕、飞白、抑扬顿挫……,他顺手拈来,千变万化;而他只截取字的局部,并不在意字义,更突显书法的抽象之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书法字体大都不是以黑墨呈现,反而是五颜六色,背景的色彩也同样多采多姿,与文字线条的色彩或互补、或对比,变化多端。这种形象是传统的,但颜色却是缤纷的,非常具有渡普主义风格,也造成视觉上的冲击,真是古为今用、中西合鐾的经典范例。
2005年薛松创作的三连作《有符号的山水》,除了打叉的符号之外,更加上醒目的红色箭头,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就更多了,箭头所指的是山水画的布置或所谓构图关系,也是水墨画现代化所追寻的方向。
薛松的作品也追求一种广告的效果,即以晟简单、直接的方式引人注目,他常以拼图、大色块作为作品的基础,黑色在其间就更有分量,黑色可以勾勒图式线条,也常用以平涂色块,妙用无穷。
2013年我邀请薛松来台湾创作《台湾八景》,这是他首次以实地风景创作的当代山水画,他运用发展完备的个人语汇,将台湾原住民、新住民,以及象征汉文化的传统书画文字、代表现代建设的摩天大楼,巧妙拼贴,熔于一炉,既是台湾三百年历史发展的缩影,也呈现了台湾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特色。
《台湾八景》的成功,催生了《澳门八景》,而有了前者的基础,他画澳门八景就更得心应手,在取景、构图及拼贴内容上很快就有灵感。澳门有不少天主教堂,薛松在澳门采风之后,叉远赴意大利米兰参加联展,沿途收集很多欧洲著名的古典、宗教名画画册,正好在澳门八景中派上用场;他所绘制的新美高梅酒店,以各国纸币拼贴,更是一绝,金碧輝煌的赌场型酒店就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这让人看了,不禁会心一笑。
拼贴需要使用大量图片、纸张,这让薛松养成了收集图书、文物的习惯。他从1994年起收集新中国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及原作,如今竟已累积五百多件,而七、八年前开始收集日本浮世绘,如今也有五百多件。他的收藏瘾头愈来愈重,光是每年购买书刊就花费十多萬,而收藏美术品的经费則更难以估量。收藏癖好向来是中国文人特有的情怀,从一个前卫的波普艺术家,到如今的好古敏求,或许也是源自于“松烟墨”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