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的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等论著多种。
　　
　　奥运之前,我总是感到北京人有一种把未来的时间借到现在的强烈的渴望。是,大家都习惯于把当时还在建设的鸟巢、水立方等当作现实的存在来认知,我们会从三维动画、图片和PPT的展示来接触这些尚未建成的建筑,我们常常想象它们已经在我们身旁存在了。我们常常如此现实地谈论它们。我们常常把这个虚拟的北京和真实的北京混淆起来,想象补充了现实,扩张了现实,使得想象比现实更现实。因为这些建筑是我们对于北京未来现实的一种建构,它们在现实中的建设和我们在想象中对于现实的展开是同步进行的。我们想到奥运的那个时刻,想到一个社会可能的前景就会心驰神往,不能自己。因此,这些建筑其实不仅仅是体育场馆,而是一个社会自己梦想的投射,所以我们才会让这样惊世骇俗的一切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才有热情将这些建筑变成现实。而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经历了一个高速成长的社会对于自身想象的展开。
　　奥运过去,鸟巢和水立方已经作为城市的地标存在于我们身边。它们非常巨大,具有超越性的形象,显示了这个城市的体量和能量,但太大而难以具体化地使用,太宏伟而难以世俗化地感受。而承载这一象征的历史事件已经完成,它们最核心的功能就已经通过十六天的奥运得到实现了。于是,我们会面临它们如何被具体地、世俗地使用的困惑。它们标定了我们的梦想的高度,而城市的日常生活其实往往还是平淡无奇的,城市的底色还是具体而微的。而这样的象征物如何和一个城市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平和安适地相处就变成了一个不易处理的现实课题。西方当年有个现代艺术的潮流未来主义,但未来主义式的建筑变成了现实,而且还是想象已经实现后的现实,如何让它脱胎换骨,在现实之中既保持它的象征性,有又实实在在地有用,就不那么容易了。
　　其它那些运动场馆都容易发现它们的多样功能,因为它们本身没有多少象征性,也不会激发出象征物所具有的高度的意义,因此转成什么,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如在北大的乒乓球馆,就顺势改造为游泳馆,这当然都是必然的,也不会有所争议。而鸟巢和水立方原有的象征意义和超越性的形象,使得许多平常的使用让人觉得会消解它的象征性。就好像当年梁左写的那个关于天安门广场变成农贸市场的相声,正是由错位产生的笑谈。所以,后奥运时代,现在我们在这样宏伟的空间中所能做的,一方面是参观和回味当时的盛况,另一方面还是在上面做宏伟的极品演出,也就是在其中做加法。无论成龙、宋祖英还是张艺谋的《图兰朵》都是这个城市的极品的盛事,都是尝试大体量的空间中展示出的壯观的、难以重复的演出。这当然有道理,也是大家必然的选择,也是成功的选择。因为奥运过去才一年,大家都还在回味那宏伟的开幕式。因此在这上面做加法,也就是不断出现相当宏伟的大规模的演出时一个可行的策略。这些新的演出虽然同样了不起,但肯定不可能做到像开幕式那样的恢弘。加法让恢弘的背景还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得这个空间被利用了起来。但大家当然还会感到这个空间还是太大,这样的演出还是觉得撑不满场子。但我觉得加法还是可以做的,而且以后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但这种加法必然不可能日常化,不可能让鸟巢有平常的应用,而仅仅是几个月才可能有的奇观和盛事。
　　我其实觉得还有做减法的机会。特别的时候做加法,平常做减法。像这样宏伟的空间,一个演出,或者一个表演当然撑不满,还是觉得空。那么何妨把它零散化,把它分成一些区域,一些多样化的表演的空间。比如用马戏表演式的大棚将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这样整个鸟巢就活起来了,这里可以有话剧的表演,可以有马戏和时装展示等等,也可以有其他的有趣演出。它的象征性是一个大背景,而它的内面则有都市的日常生活在延续,这样整个空间有它日常的应用,变成了城市固定生活的一部分。而同时也可以在真正的大规模的演出或象征性的事件来到时,可以合为大空间来做大手笔的事情。当然这就需要新的设想和新的意念与设计,也需要有别出心裁的灵活的想象力,也还需要让年轻人、老人、孩子、旅行者在这里逐渐开发出他们的创意可以想到的新的功能。这里是开放的、有活力的,才会让它真正成为城市有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