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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梅 向善而生
整整25年,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的郭建梅有过无数停下来的理由,外界的误解、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重压、人身安全……但她一直坚持着。现在的她渐渐与自己和解,这条自己选的路,就要自己一步一步走好。
庚子年的春节被新冠肺炎打乱了脚步,眼看开工时间一天天推后,郭建梅除了为疫情揪心,更担心自己过年前正在全力推进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性侵女生的案子和中央美院教授性骚扰女生的案子会受到影响。
元宵节的前一天,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刷爆了网络。眼前堆满了各种关于职场和校园性犯罪案件的资料,但郭建梅有点难以集中精神,忍不住拿起手机阅读李医生的新闻,然后又点开朋友圈,想看看有没有律师同行对此发表看法.在疫情蔓延这样的大事件关头,郭建梅觉得律师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发声,用法学专业知识来问责和监督政府在疫情处理问题上的决策和治理。但很可惜,法律界一片寂静。
“这种冷静和麻木,有时候让人觉得挺可怕的。”郭建梅说。
你要相信自己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律师应该永远保持理性、冷静的状态,身穿笔挺且剪裁精致的职业套装,喜怒不形于色。但郭建梅律师总是另一种风格,一身休闲装,干练利落的短发,朴实、亲和、热情,背一个双肩包,里面满满地装着电脑和各种文件。
按照国际通行的职业分类,律师应该有三种职能担当:第一种是社会律师,也就是商业律师,为企业、个人提供法律服务,获得法律服务的报酬;第二种是政府律师,他们精通法律规则,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政府依法行政;而第三种就是公益律师,关注社会、民生、环境、教育,这些与生存、发展相关的问题。但眼下的中国,政府律师和公益律师都几乎处于空白,42万多法律从业者,正在千军万马挤商业律师的独木桥。郭建梅却早已离开这座独木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她选择了一条更难走,却能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路一公益律师。
也许商业律师要保持理性、严谨和冷静,但这樣的人在郭建梅看来做不公益律师,因为“公益律师不仅需要理性和专业,更需要激情、勇气、情怀和担当”。
1979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出生于河南安阳一个小县城滑县的郭建梅,以地区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至今仍是那所高中唯一考入北大的学子 。年幼时,郭建梅曾跟着从河南农村改嫁的姥姥,在北京度过了整个苦涩却快乐的童年,因为家里生活困难,穿得土气,又不会讲普通话,她一直被其他孩子排挤和欺负,也目睹了小脚的外婆如何在城市中靠捡垃圾艰苦度日。原本以为北大学子的光环会让自己扬眉吐气,郭建梅却没想到,无法自处的自卑感依然如影随形。
一个“白开水般”的乡村女孩,开始去感受北大民主、法制、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理念,郭建梅内心渐渐觉醒,也让她不断思考,为什么她成长中遇到的女性一因为生了女儿被赶出家门的姥姥、惨死的奶奶、在家里永远吃不到白面馒头的女人们一都在男尊女卑思想的裹挟下,失去了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也就是从那时起,为女性追求权利的种子,在郭建梅内心开始深深扎根。
从法律援助到公益诉讼
身处人才济济的北大,郭建梅一点也不曾放松,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大学毕业后分配去了国家司法部研究室,因为对女性权利的关注,主动申请并全程参与了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
1995年,正在《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的她,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公益律师”论坛。一个由来自全球200多名女性律师参与的讨论组,一下抓住了郭建梅的视线。看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她们济济一堂,自信而热情地讨论着各种议题,她好像突然闯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心底那颗小小的种子破土而出。
“每个女性都应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天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她们的人权受到保护和尊重,否则女性永远不会赢得充分的尊重。”“投身于这个世界,使你说的话变得有价值,有影响力!
三个月后,她宣布辞去薪水颇丰的主编助理工作,跟北大同学一起组建了以“励行法律援助,保护妇女权益,维护法律公正,研究妇女权益问题,推动国家法律援助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为宗旨的中国第一个妇女法律援助机构一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从此走上了做公益律师的艰辛之路。那时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只有她先生刘震云支持她的决定:“只要你觉得快乐,你就去做!”
这条路,走到今年已整整25年。万事开头难,但法律援助这件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艰难。最初的六年,郭建梅和同事每年要处理近400个案件,几乎每个到她们办公室的求助者,都是哭哭啼啼,呼天喊地,所有人身心俱疲,有些同事无法坚持,选择离职,但郭建梅一直还在苦苦支撑,直到她发现自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就连回家后也无法放松,精神和情绪一直处在崩溃边缘。她开始认真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达成使命。
2001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郭建梅去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考察,一个更先进的理念进入她的视线。“公益诉讼,在国外也被称为影响性诉讼、改革性诉讼或战略性诉讼,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熟悉,它不以解决某个当事人的问题为目的,而是以推动立法、法律的进步和完善,以及提高人们的执法观念为目标,最终实现推动国家法制的进步和改革。”在人力和精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郭建梅和团队决定放弃单纯的法律援助模式,采用公益诉讼的标准和定位,推动女性权利相关法律的完善。
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事业
2010年,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因为政策原因关闭,郭建梅发起成立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和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继续从事妇女权益法律援助、研究和倡导工作.在中心网站临别声明中,郭建梅写道:“15年来,我们从事的是比‘太阳还要光辉’的事业”。 从出版《妇女权益公益诉讼》《中国职场性别歧视调查》,敦促教育部公布《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标明“杜绝高考中录取的性别歧视”,到2016年3月正式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再到正在推进中的“建立健全高校防治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以及留守儿童性侵问题的防治建议,郭建梅和她的团队正在一步一步为改善女性遭遇的不平等对待而努力。
2019年9月,有诺贝尔替代奖之称的“生活方式楷模奖”(RightLivelihood Award)颁布获奖名单,郭建梅因在女性权益保护法律援助领域的杰出贡献,成为全球四位获奖者之一。国际评判团队在给她的获奖原因中写道:在保障女性权益方面敢为人先、努力不懈。”
在很多人眼中,郭建梅是名副其实的“勇士”,但在她心目中,那些被命运击打的人中有着更多坚强的勇士。
2019年12月6日下午,一篇曝光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钱逢胜的文章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上财会计学院的在读女硕士生小文在文章中公布了“钱叫兽”对她频繁的言语骚扰截屏,以及在校园内公然于车上对其进行侵犯的录音。沸反盈天,更多受害者也站出来发声。两天后,钱逢胜担任独立董事的五家上市公司先后发布公告,称其因“个人原因请辞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四天后,上海财经大学发布处理通报,开除钱逢胜,撤销其教师资格。“但这就是他对其罪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吗?钱逢胜不是个案,高校性犯罪频发,如何才能从源头遏制恶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手上还有北大和央美的类似案件,还有职场性侵案——一个因韩国老板骚扰自杀的中国女孩,情节都非常恶劣。”郭建梅的语气有些激动。
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亲眼看到小文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因为重度抑郁导致失眠和引发免疫力低下,小文罹患红斑狼疮,现在只能靠轮椅行动,而小文的妈妈也因为抑郁而出现自杀倾向。“她原本是学霸,北大硕士,为了让自己更加优秀才去读这个在职研究生,没想到却走入一场噩梦之中。可能这种事在社会上看来好像没什么,不就是摸摸抱抱嘛,但对一个女生来说,就是毁了她一生,甚至是整个家庭。”有这种遭遇的大多数女性受害者不愿意站出来,不仅是担心学业或职场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更是因为给自己伸张正义的每一步,都将一次又一次让自己回到那段可怕经历。“所以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如果没有她们契而不舍去坚持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没有女性权利保护的推进,更没有中国法制的进步。
除了爱,更要给她自由
相比于刚开始做法律援助时一腔热血的状态,郭建梅提出了新的工作方式的三个关键词:建设、协调、温和,避免低效的斗争性和情绪化的沟通,这让她的焦虑感有了明显好转。“我会经常提醒自己,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去做。”郭建梅的语气舒缓却坚定,“既然这是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既然你想从中获得满足感,那就要做到跟自己和解,跟社会和解。”
她开始练习书法和油画,有临摹,也有写生,有些畫面选择了饱和的色彩,也有一些描绘着冬日静谧的雪景,或者深邃背景前一束静静开放的白玫瑰。最近,她还启动了一本新书的创作,希望分享自己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的经历.有时坐在书房的阳光中翻看以前的日记,过去种种如电影般清晰地流淌,“眼泪真的就哗哗地流”。
有时候有人会问郭建梅,如果不是刘震云为你提供了坚实的生活保障做后盾,你还能坚持这么久吗?“很多事情很难假设,现实很残酷,这也是为什么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做了一段时间就离开了的原因。”她略一停顿,“但我当时决定辞职做公益律师的时候,家里也很困难,刘震云只有《农民日报》每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也不知道如果不是现在这样的家庭情况,我能不能坚持到今天,但当时义无反顾开始的初心,是最真实的。”
因为常年在外面奔波办案郭建梅说自己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妈妈”,但也给了女)刘雨霖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正直,善良,有自己的原则,然后就是“给她自由”。郭建梅还曾带着学生时代的刘雨霖去贫穷落后的地区出差办案,让她帮忙拍摄一些图像和视频素材 ,没想到她边走边拍,回来后剪成了一部小纪录片《眼睛》——正是这部作品,让刘雨霖拿到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2014年,刘雨霖首次执导个人微电影《门神》,获得第41届美国学生奥斯卡奖“最佳叙事短片奖”。“她很喜欢一些能够反映人性的细节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从小跟我走过一些地方,看到过世界真实的一面吧。”郭建梅说,’起码,她知道妈妈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的事,这就够了。”
王菊 女性的身体应该由自己的决定支配
2018年参加女团选拔时,区别于标准偶像风格的王菊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她是一个主流审美的叛逆者,但真实的王菊只是想诚实地做自己。不是叛逆,而是拒绝被定义和裹挟;找到自己喜欢的样子,学会判断和承担后果,才能找到自由。
存在即合理
生长在上海的王菊喜欢听欧美音乐,喜欢看欧美剧,喜欢有肌肉线条的女生体型。她喜欢Rihanna,觉得她的肤色很酷。但随着了解越来越多,王菊发现, Rihanna真正酷在有自己的节奏。“她有自己生活的重心,她是在活自己的人生。”在一次派对上,王菊和Rihanna见面了,在那之后,她成了Fenty Beauty的代言人。王菊把合作的契机归功于同事的努力,但她会得到Rihanna团队的欣赏并不奇怪。 网络流传的照片中,王菊曾留黑长直发,皮肤白皙,看起来很娴静。
参加女团选拔时,她已经晒出了能为她带来安全感的小麦色肌肤,在舞台上外放又善战。成为艺人之后,因为要“混口饭吃”,想早点拍到自己想拍的动作片,她开始努力举铁。微博上,她经常发身穿健身装的自拍,画面中依稀可见她不化妆,有腹肌。在国内娱乐圈中,能绕过“白瘦幼”标准的年轻女星少之又少,但王菊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反叛的人。“大家看到我不一样,其实我只是呈现出我的不一样而已,不一样不是侵略性或者要用一种激烈的方式和谁对抗,你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王菊始终在将自己的故事拉回地面,这是她的过人之处——一切是很松弛的,不是青筋毕露要去消灭谁,而是自然而然用自己喜欢的样子和周遭共存。她所引起的风潮验证了“不同”获得喝彩的可能,但也让人意识到,因为缺乏,我们对于“不同”的反应太激烈了。
认清自己,而非自恋
和许多女孩一样,王菊很早就感受到了外貌的重要。她从小爱打扮,喜欢高跟鞋,清楚每個女生的外在都一定会被他人或自己评判。小时候,王菊对“大家喜不喜欢我”这件事很在意。“太多了能让我敏感,那时让我不开心、难过沮丧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我都不会一件一件把它们都记清。”她这样说。
参加《创造101》之前,王菊做模特经纪人的工作,每天看到的都是外形极其好的人。有趣的是,在敏感的王菊身上,审美的同化效应并没有发生。她发现自己有了另一种变化,“久而久之,有一些审美疲劳了,你会发现一些人容貌很好但灵魂很空洞,或是性格不讨喜,会对外貌和内在有更清晰的判断,会发现外表其实就这样子了,先接受自己比较重要。”敏感让人容易受伤,但也会催促人找到铠甲。长大后的王菊建立起自己的思考体系,那是一个缓冲自己和外界嘈杂的空腔,其中认清自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一步。但认清自己和自恋又是两回事。“我非常清楚我的外貌在娱乐圈里很普通,所以,如果别人攻击我的外貌,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对现存的各种审美趋势和流派,王菊的态度是——存在即合理。当持不同观点者发表对她的评价,王菊说,自己会首先判断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看法可以有,但对于附加在女生身上的恶意,王菊很难忍气吞声。“如果有人直接对着我说你太黑了,你太胖了,你太怎么怎么样?我会觉得他绝不是我想要继续讲话的人。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但你不可以人身攻击!”
最难的是做自己
如果没有做艺人,王菊说,自己现在每年肯定还会面临被催婚,或是被问什么时候生孩子这堆事。“一方面我也庆幸,一方面我也会有点难过,会觉得一个女生要努力到怎样一种程度,才可以让身边的人闭嘴……”以前王菊做老师的时候,有个同事要给她个绍男朋友,跟王菊说完男生家在哪里,有房子,父母是干什么的之后,紧接着说,男生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老师,因为有假期,可以好好带孩子。王菊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连见都不想见那个男孩子。“他们不说一个女孩子当老师她多么有能力,而是她可以寒暑假自己带孩子,我觉得这很可笑。”
社会对于女性附加的功利的、不合理的要求可能有一万条, 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就是做自己。于是王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赞美单眼皮女演员,分享在飞机上看的《老太啦啦队》。在她的微博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女性的身体就应该由自己的决定支配。她觉得,胖或瘦,整不整容,拉不拉双眼皮,要不要抽脂,要不要生育,在几岁生育等等一系列命题,“如果你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和承担后果的能力的话,一切都是你的自由”。
叶诗文 如果在低谷时放弃以后就很难站得起来
当旁人不再对叶诗文抱以期望时,她却在不断创造惊喜。自2018年11月暂停清华学业,专心备战东京奥运会以来,她数度站上了久违的领奖台。从这一年多跑站的成绩来看,她比预想中恢复得要快,恩师徐国义说她还处在上升势头中,她自己也能感觉到状态一场比一场好。重回赛场的叶诗文,心境却大不同:曾经,她是为荣耀而战;如今,她是听从内心的选择。
从光芒万丈到至暗时刻
从这一年多跑站的成绩来看,叶诗文回归赛场的节奏比预想中还要顺畅,恩师徐国义说她还处在上升势头:中,她自己也能感觉到状态一场比一场好。去年9月韩国光州世锦赛上,她更是以200米混合泳和400米混合泳的两块银牌,宣告了一个泳坛纪录创造者的强势回归。
叶诗文是在16岁的稚龄就取得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身体与心智如此年轻的她未能承接住这突出其来的巨大成功,几乎没有过渡,她的人生直接由巅峰坠入谷底。
或许是此前,她的人生过于顺遂了。
2010年,14岁的叶诗文首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女子200米、400米混合泳冠军;2011年上海世锦赛获得200米混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勇夺女子200米、400米混合泳冠军;至2013年辽宁全运会获200混冠军后,她已拿完了包括全运会、亚运会、游泳世界杯、长池世锦赛、短池世锦赛、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国内外重要比赛的金牌。
2013年7月,巴塞罗那世锦赛,那场历史性的转折点,叶诗文没有进入前三,她的心态由此开始失衡,对头顶着“中国游泳史上最年轻大满贯”桂冠的她来讲,得第一是天经地义,得第二就意味着失败。
她依然喜欢泳池,但开始惧怕比赛,再站上赛场的她,失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所畏惧,满脑子都是“不要辜负教练”“不要辜负家人”“不要辜负爱自己的粉丝”,,这三个“不要辜负”压得她喘不过气。
一度她甚至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她回忆每天去泳池的路上,哪怕是阳光普照,在她的眼里却是昏黑一片。从来对家人报喜不报忧的她,第一次在和父亲通话时痛哭流涕:“我每天都睡不着,怎么都睡不着啊!”
那个时期,她并没有意识到成绩的下滑,是自己心态出现了问题,而将之归咎于发育导致的体型变化,她开始跟自个儿较劲:利用休息的时间练习自由泳,希望能拉长肌肉线条;又买来一次性的水桶,用冷水一遍遍往身上浇,以此来释放肌肉的疲劳。但这种自虐式的训练,并没有帮助她恢复状态。更糟糕的还在后头,2015年到2017年间,她的成绩一落千丈,200米混合泳排名落至奥运会第八名。 叶诗文在预赛和半决赛时基本都是正常发挥,说明她的实力不减,但一进到决赛,只要对手把她拉开,她心理上就顶不住,没有办法坚持。其实她的强项在后程,以前拿冠军的时候,也是因为心态好,才会咬住对手,后程发力。
喀山世锦赛、里约奥运会、布达佩斯世锦赛,三场重要赛事的接连失利,让叶诗文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是出在身体,而是源自心理上对比赛的畏惧。
热爱的心,从未远离
“如果我在低谷的时候放弃,以后的人生再遇到困难,就很难站得起来。”这是回望过去六年里在黑暗隧道中匍匐前行的自己时,叶诗文对于“勇气“最朴素的定义。
大满贯后,就曾经有记者问过叶诗文准备游到何时。确实,她所有的目标都已经实现,而作为运动员,职业生涯最好的收场,莫过于在巅峰之后退役。但她当时的回答是“我要游到我游不动为止”。后来,命运就像玩笑,令她陷入状态低迷的困境,不断承受着失败的重击,更难承受的是来自身边所有人的担心,父母,甚至教练都劝她放弃。
在最痛苦的时期,她曾听从教练和父母的建议,回到清华校园,以专心修学分转移注意力。但越是转移,越是煎熬,最后她决定跟随内心,不违背自己的承诺。
“赢回来”是拧着一股劲儿,但热爱,才是将游泳进行到底的无限动力。正是这段沉淀的时光,让她更坚定了要重回泳池的心意。
“那段时间我最深刻的体会是,我的心还在游泳池。我会关注队里的每一场赛事,看他们比赛,就很想回去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拼搏。”
对比赛的畏惧,依旧是回归泳池的最大障碍,叶诗文决定自救,这期间她读了很多伟大运动员,包括菲尔普斯、德约科维奇等人的传记,发现低谷是每个运动员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律,以及正向的心理暗示。我会每天对自己说,我是最强大的;游不动的时候,也会鼓励自己,我还可以坚持,我还可以更快。”
无论学业多紧张,叶诗文每天都一定会坚持一个半小时的游泳训练。她原本希望能将游泳和学业兼顾,但发现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她决定暂停学业,全力以赴备战东京奥运。
“家人朋友其实都希望我在这个阶段可以将学业完成,重新去规划人生,可我觉得,我还有对游泳的那份热爱在决定复出的时候,我就做好准备:任何糟糕的结果,我都接受,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没有遗憾了。”
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疫情虽然紧张,但叶诗文每天6一7个小时的训练却没有间断.除了最擅长的200米混合泳和400米混合泳外,过去这一年的成绩,也让她有信心挑战200米蛙泳,并将其列为主项去调整训练计划。
巅峰、低谷都经历过,当下的叶诗文不再执着于比赛成绩的好坏,“我当然想赢,但我也不怕输。”她开始将重心放在享受游泳本身带给她的乐趣上。在泳池里和小伙伴们你追我赶的嬉戏画面,是她快乐的童年记忆,也是她热爱游泳的初心,而今她所做的不过是回到起点,让一切归零。
薇娅 不怕踩雷的拓荒者
2019年,因为对海水稻的推广贡献,袁隆平院士团队授予薇娅“中华拓荒人”的称号。的确,在开创性的电商直播行业,“第一主播”薇娅和她的团队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一拥抱变化, 全力以赴,顺其自然。
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薇娅度过了一个意外的“长假”。1月22日,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八,薇娅和团队完成猪年最后一场直播,回到广州的家里,之后哪里也没去过,就连广州人往年过年时逛的花市,也被取消了,全程家里蹲。
但到家的第二天,疫情开始进一步爆发,武汉封城的消息更是让她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作为一名经历过非典的北漂,薇娅想起那时北京城空荡荡的街道和紧闭的商铺,当即决定要做点什么。
群里确定工作方向,一切就开始全速推进,有人负责跟湖北的医院联系,确定稀缺物资,有人负责跟进商品选购。那时医院就E经表示,各种物资都出现缺口,包括食物,方便面快没有了,只能对付着吃面包。团队就立刻跟合作过的品牌联系,调集10万份即食食品先给医院送去,又转头去集合其他资源,筹集到3万只医用口罩、10080份消毒液。她还以“薇娅的女人”名义向武汉慈善总会新冠肺炎专项资金捐献了100万元。
确定好所有需要调集的物资,薇娅原本以为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没想到情况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临近春节,很多厂家都已经关闭仓库,需要重新找人开启。这批物资光装车就花了六七个小时,司机又一路开了20个小时,在凌晨3点赶到武汉市区,却刚好赶上市内限行令,只能在高速路口等待。团队跟着“远程”熬了一夜,直至清晨才拿到医院开出的放行条。
好在,这一切终于在大年初一完成。
串联生命中的片段
2019年被称为电商直播元年,而这场浪潮中诞生的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就是被称为“第一主播”的薇娅.根据淘宝数据,2019年双十一期间,薇娅直播间引导成交30多亿元,超过了2018年的全年引导成交27亿的纪录,再次刷新了属于自己的神话。
薇婭出生于1985年,19岁参加安徽电视台的一档选秀节目,拿到冠军后签约环球唱片,从最底层的企宣做起,之后加入一个组合,发了专辑《爱和诺言》。可惜娱乐圈并没有给薇娅想象中的耀眼星途,2008年她跟老公去了西安,经营自己熟悉的服装生意,开乃七家店,每家的盈利都不错.2012年,薇娅看到电商机遇,决定关掉线下店,去到广州做天猫。
从那时起,一路边踩坑边填坑,几个双十一构成了薇娅神话诞生的关键节点。2013年的双十一,因为电商运营经验不足,她亏200万;第二年,她卖出了1000万,亏了600万,只能卖房子顶账,因为压力大,她头发都快掉光了,还要去做淘女郎,帮朋友拍照,增加收入;2016年,淘宝直播诞生,小二邀请她开播,那时她的店铺运营状况正在好转,做直播势必要分心,但一向喜欢拥抱变化的她,心想既然眼前摆着免费的流量,就还是决定尝试;从零粉丝起步,2017年她就创下一场直播引导成交7000万的纪录,双十一前后三天,她和团队只睡了两个半小时,直播的时候几乎讲不出话来,连直播间的粉丝都劝他们去睡觉;2018年双十一,薇娅的战绩是直播两小时,引导成交2.67亿,全天超过3.3亿。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不管做什么、结局怎样,我都做到尽力而为,可能当下没什么结果,但它有可能是你以后做别的事情的根基和经验。”薇娅用她标志性的低沉女嗓说道。在很多粉丝心目中,这声音听起来格外有踏实的信任感。
向上的力量
2016年,电商直播萌芽,那时候还是泛娱乐直播的天下,主打唱歌、跳舞这种秀场类直播。电商直播最初的模样跟现在完全不同,主要功能是分享购物车一把你喜 欢的东西放到购物车里,大家可以去分享。那时被很多人看衰,有人说是电视购物,有人说是骗钱,也有人完全不能理解主播的职业。
没有粉丝,薇娅就靠每天直播一个一个积累;没有品牌愿意合作,她就一个一个去磕,有的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达成合作,有的即便到现在也还没磕下来。2017年,一些品牌开始试水电商直播,有趣的是,尝到甜头的品牌不会主动分享,持怀疑态度的品牌依旧观望不前。
真正的转机,一直到2018年双十一才出现。“我一直觉得直播是一个向上的力量。”2019年,薇娅受邀前往录制了一场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日报联合主办的“向上的力量未来十年”大型主题播演讲盛典,分享了自己作为电商主播的经历和思考。“没有看过直播的人,可能会想当然把它理解为电视购物。但直播不是这样,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互动性。在我的公众号、微博,很多人留言说想要什么样的产品,我就反向去找品牌。我在满足用户的需求,让他们更便捷、更高性价比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直播的力量和效应不仅仅如此,“我们通过’以买代捐’的电商直播公益扶贫方式,不仅让更多的消费者买到优质的农产品,同时能真正帮助到当地农民,改善他们的收入。”此外,薇娅的海外直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甚至震惊了当地政府和媒体,“中国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想要努力争取的市场,但是中国人的喜好,老外并不懂,而这恰好是:中国电商主播的优势。”薇娅说。
第一个在淘宝直播做零食节,第一个做美妆节,第一个打出全品类直播概念,第一个把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这种老牌线下商品券放到线上售卖,第一个做电影、电视剧、综艺宣传……2019年,薇娅全年直播超过365场,村长、导演、明星,甚至国际巨星都进了薇娅直播间,扶贫公益直播引导成交额超过1.1亿元。聊起最近一场让她印象深刻的直播,原本以为她会说与金·卡戴珊的跨洲连线,没想到她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海水稻”的薇娅直播间首秀。
海水稻是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海水稻研发团队培育的全新产品,利用并改良原本“无用”的盐碱地来种植水稻,每一公斤海水稻就能帮助改良2平方米盐碱地,让更多人有地可种,更多人有粮可食。“袁老找到我们的时候,我真的是受寵若惊。他希望通过我的直播,改变以前卖米完全依赖B端的状况,让更多消费者知道海水稻,了解海水稻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于以选品苛刻出名的薇娅团队,“很有意义”并不足以让她接纳海水稻,她需要更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产品本身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团队和自己试吃,做背景研究,了解海水稻的营养价值和种植过程;去年10月15日,薇娅还去了湖南长沙国家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见到“90后男神”袁隆平院士。“袁老真的很可爱,心态很好,喜欢开玩笑。进到他家里,你会看到他的后院种满了各种水稻,他这一生就是研究各种水稻。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事业’这两个字的重量。
海水稻一炮而红,首次上架,一分钟卖出了86万斤。几天后,粉丝陆续收到大米,直播间开始有人留言说,海水稻太好吃了,什么时候再上架。一个爆款就这样诞生。今年2月11日薇娅零食节直播,海水稻的引导成交123089单,引导成交金额高达1.2亿。
比起踩雷,我们更怕停滞不前
大多数为薇娅惊人的战绩惊叹,但只有很少人了解她和团队是如何作为拓荒人,在直播电商这个开创性的领域踩着雷前进的。去年双十一,因一个品牌的优惠条件在解读上引起了误会,在与品牌协商未果后,薇娅自己出钱买了一万份赠品,给直播间购买的粉丝一份一份寄了出去,这一笔的成本就超过百万。还有鲜果类产品,一开始因为筛选标准比较主观,有些粉丝收到货,留言说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吃”,团队就只能一边协商退款,一边引入更加客观的评判机制,比如食品专用的甜度计,用客观数据代替主观判断。
“我们不怕踩雷。”薇娅经纪人古默说,“这个行业一定要有敢于尝试、敢于填坑的人,才会拓展得越来越大。如果大家都只在自己熟悉和舒服的领域做一些周而复始的事,那就失去快速发展的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在看薇娅怎么做,要是她都停滞不前,那这个行业就少了一份前行的力量。
正月初七,薇娅征用了广州家里的客厅,这是继大年初一的拜年直播后,正式开启的日常直播。但跟过年前的直播计划相比,内容已经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原本计划去的巴黎时装周取消了,一些明星朋友来直播间跟大家互动的安排也取消了,增加了各种科学防疫的科普,所有商品也都换成大家在居家隔离状态下可能需要的商品,比如食物、炒锅、空气净化器、耳温枪、日用品,甚至还有笔记本电脑、游戏机。
“其实我现在的直播没那么在意数字了,特别是这段时间,更希望作为一种陪伴,让大家宅在家里的时间不那么无聊,顺便也传递一些防护的知识。但我会尽量表现得放松一些,让大家别太紧张,不要因为疫情过度恐慌。”另一方面,她也“怕”别人问到销量之类的数据,因为那些数字可能会“盖过你背后付出的东西”。“比起某一件商品卖了多少,我更关心我的选品是不是大家真的需要,是不是足够丰富,买回去是不是真的喜欢。”
女儿说,你没时间陪我,但我有时间陪你呀
现在,薇娅的团队已经快接近300人,其中选品团队最为壮大,其他还有专人负责招商、售后、宣传,各司其职。她早已不再是我们印象中的直播网红,而是一个团队的灵魂。用她老公海锋的话说,很多主播都需要团队推着向前走,但薇娅不是,她是遥遥领先的,拉着团队一起跑。 薇娅身边的人都知道,直播中如果薇娅随便拿起手机看几眼,就代表一切顺利,如果她开始劈哩啪啦敲字,那十有八九是在工作群提问题。节奏没有把握好,商品链接加错了,赠品多或者少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她会直接@相关负责人,有时还会发脾气。“工作中我很严厉,甚至有人觉得我可能过于严厉了。”她说,“但我是那种如果看到别人做不好,我就会自己去做的人。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对任何细节和流程都不马虎.这种状态在工作中是会传染的,最终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把每一个细节做好。”
如果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性格,薇娅的答案是追求完美、吹毛求疵和雷厉风行。作为处女座,她追求完美,“直播不能重来”,每次播完她就开始反思,内容是不是可以更丰富,产品还有欠缺,不是刻意找茬儿,真心就是觉得很多没做好。
但她又很细心温暖,见到有团队新成员,会主动关心对方的家庭情况、个人状况等等,甚至还会帮团队成员在直播节目中招募相亲,“因为身为薇娅团队的人,根本没时间去找女朋友”,那个被她拉进镜头的男孩笑眯眯地说,年纪看起来不大,眼睛里明明闪着自豪的光。
情人节的前一天,薇娅上了一档午间直播综艺节目《好好吃饭》,下厨做了一道炒方便面一这道菜是她北漂时经常弄给她老公吃的,也是她女儿最爱的食物之一。2019年超乎想象的忙碌,让薇娅一整年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并不多,今年她打算把女儿带到身边一起生活。“我從小就是比较独立的性格,属于放养长大的,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会给她太多管束。”薇娅说,“我女儿其实挺理解我的,今年过年她还说,你没时间陪我,但我有时间陪你呀。”
吴海燕 正是那些“过不去”激发我们不懈进取
在永川女足四国赛上,22岁的吴海燕接替浦玮,正式成为中国女足队长.此后的五年间,作为后防核心和精神领袖,她与队友们一起征战奥运会、世界杯和亚洲杯等诸多国际大赛。
而“壮志未酬”可能是她心境最真实的写照,但每一次的抱憾失利,只会激发吴海燕更强烈的斗志,她以队长应有的坚强与担当,带领着这支年轻的中国女足以不弃不馁、无惧无畏的铿锵精神继续全力以赴,向下一个目标进击。
未知困难激发无限潜能
在悉尼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女足6-1战胜泰国队赢得开门红,接着以5-0的成绩战胜中国台北女足,两连胜后的一个傍晚,等球队训练结束,我们接通了北京和悉尼间的语音连线。电话那头传来吴海燕甜美而温柔的声音.本以为比赛后,我们会高声“论战况”,没想到是全程细语聊心情,我们开玩笑说“队长,今天训练得如何”,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这是27岁的吴海燕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她将每一场比赛都当作最后一场去战斗,因为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不负青春,不留遗憾。
11岁那一年,吴海燕第一次接触足球,在此之前她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擅长跑步。因为代表学校参加市运会的田径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被杭州的一所体校选中,她原以为是田径项目,没想到是足球。当时父亲给她的建议是,试一个月,不喜欢就回来。小小年纪的她望着那一片绿茵场,由衷地喜欢,她那时就已经确定,自己属于这里。
吴海燕是每一个教练都喜欢的球员,她的身上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能力虽不是最强,但技术全面,又是比赛型的选手,敢拼敢抢,对比赛的欲望和积极性极强。赛场上瞬息万变,每一次比赛都是未知的挑战和困难,许多人会犹豫,但她会毫不迟疑第一时间全力以赴。
很多事正是因为过不去,我们的潜能才被激发,慢慢拥有了与之对抗的能力。”身为职业运动员,这是吴海燕经过无数次比赛得出来的真知。
足球作为团体项目,最重要的是队友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而吴海燕性格乐观,又有着超强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所以年仅22岁的她在教练和队员的一致举荐之下,成为女足队史上最年轻的队长。关于球队里的生活,她很轻松地描述道:’“每天早起训练,傍晚时回来洗澡、吃饭,和队友们聊聊天儿,听听音乐,有时一起和家人视频。”而今五年时间过去,她依然是队长,场上的位置从边后卫调整到中后卫,已经有新队员开始亲切叫她“海燕姐”。“这项运动让我深信,比很多人都更相信团结在一起克敌制胜的力量。团队是我的铠甲,自然我们也是彼此的铠甲。”
在此前的人生中,吴海燕经历过个人的最大一次危机。在2007年她14岁那年,因为膝盖受伤,她的运动生涯面临戛然而止的可能。不做手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做手术,虽然有踢球的希望,但术后的康复训练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的痛苦。是对足球的热爱,让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手术,而“回到赛场”的信念,则支撑着她度过了漫长的四个月的康复训练。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每天压腿都要疼到掉眼泪的日子对于她仍是一场噩梦,但她不愿过多渲染,她内心坚信那是看见光之前必须直面的暗。
所有这一切的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在此后不久的青少年足球训练营里,伤还未痊愈的吴海燕以神勇发挥通过测试,入选国家队,正式成为一名国足运动员。从此,她开始无惧人生路上可能经历的风雨,勇敢启程。
赴一场东京奥运之约
不满18岁入选国家队,吴海燕遇到过的困境不胜枚举,但这一次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却可能是对团队而言最艰难的一次。疫情打乱了教练组的所有计划:王霜等武汉籍国脚缺席第一阶段的比赛;丧失主场优势的女足,也只能远赴客场挑战强敌;抵达澳大利亚以后,球队又被隔离在酒店整整八天,临阵前停训对比赛的影响有多大可想而知。
但中国女足向来是一支越挫越勇的队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姑娘们对胜利的渴望越发强烈,而教练挂在酒店走廊尽头的那面五星红旗,与她们队服同样的一抹红色,就是她们坚持的动力。大家都希望以自己努力拼搏取得好成绩来鼓舞士气,为中国加油。
凭借前期的充分准备,和在多重逆境中被激发出来的求胜欲,中国女足果然创造了惊喜,截至目前,她们取得了两胜一平的骄人战绩,顺利挺进下一轮比赛 ,向东京奥运又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队里的主心骨,队长吴海燕的乐观是每一次直面困境的举重若轻,她尽可能在比赛和带动队员的双重压力之下轻装前行。从成为职业运动员起,她最深切的体会就是:人只有将自己逼到绝境,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潜能,而精神力量的强大又常常会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吴海燕看来,这支年轻的中国女足有热血、有斗志、有经验、有默契,整体实力正处于巅峰状态,所以她有信心和队友们一起去开创属于她们的黄金时代.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期待新一代的“铿锵玫瑰’如约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绽放出万千姿态。
詹青云 选择是一场辩论
参加《奇葩说》,从律师做回辩手,夺得BBKing,又归于生活。在詹青云看来,每一次选择都是人生的关键节点,如同一场又一场的辩论,直到将另一个自己说服。从政治、经济到法律的跨度,背后是詹青云作为个体想要参与世界运作的好奇心。
非典型性学霸
东京时间23:00,电话接通。对重返日常繁忙的詹青云来说,约在深夜采访比较保险。参加完两季《奇葩说》,她成了公众人物,有人邀约她写书,粉丝们想和她一起做些公益项目,《奇葩说》这个节目也会继续,很多事情都在等待阿詹选择。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在选择的语境里,詹青云所见的选项、做决定的时机常常和别人不同。小时候,父母是她的示范者。他们在小村镇区生活了一辈子,所有同事朋友的孩子都在厂子弟学校读书,他们却还是在县城租了房子,把女儿转到了外面的世界去。这给了阿詹机会去比对理解,一个更好的地方意味着什么。高中时,阿詹辛苦考进贵阳一中的理科实验班,做了一年理科尖子后坚决要转学文科。老师们费解,一拨拨去劝,都没能攻破。可学文后的阿詹学习非常非常好,享受着自己的节奏,每天在固定的钟点里努力完成课业,还有时间去打打篮球。“说明人还是得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去把它变成自己擅长的事”,她说。读大学后,阿詹又主动转换了几次跑道,从香港中文大学到哈佛,从经济学转政治学,又转到法律领域。离开熟悉的领域到不确定的未来去,累积的学识和经验让抉择更加有理可据.詹青云说:“我特别能放弃,大学读经济学,第一个学期就学了沉没成本,它解释了我的很多决定。”
阿詹不是天生受宠的小孩,小时候她学习不好,“有的方面确实非常傻,走正步一直同边手,跳绳就是学不会,唱歌也是没有调……”她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一直自认是仰望着世界的小人物,反而没有为自己设下边界。阿詹选择的学科意外的宏大。因为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她说,“好像只有学这些东西,才是参与到它真实的运作里面去了。”人们总说詹青云的人生“开挂”能在所有好的东西里挑挑选选,还得偿所愿。但或许这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处理学习到的东西。虽然有些“不着边际”的理想会被戳破,身为学者也很难直接改变世界,但用所见的巨大齿轮运转自己的思维,知识便足以改变命运。
思考的快乐
比起“燃”和冲动,反而是理性和清醒一直伴随着阿詹的青春。在决定学文前,阿詹知道自己对文科的东西实在太有兴趣,一定可以学好;而放弃政治学的前提,是她已经申请到了哈佛法学院。她说每一次选择都是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而每个过程都是双子座的她完成的一次论证——“感觉是两个人在辩论,我能比较明显地去给那两个人判胜负,而且不会后悔”。唯一一次漫长的纠结出现在高考, 她想去北大学考古,但那年北大考古专业在贵州没有招生。虽然听从家人建议去了香港学经济,阿詹总觉得这场辩论不公平,“等了很长的时间,我那两个人还在辩”。后来的一个暑假,她去找了北大的同学,整天跟着去上课,才终于完成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说服。辩论,或说服,一直都是詹青云的学习方法把一个想法表达出来的基础,是充分的理解。加入香港中文大学的辩论队后,詹青云发现自己的某种孤独被消解了。这里的一群人整天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聊的是跟大家距离非常遥远的问题。思想能够充分跟人交流这件事情让阿詹感到很快乐。
《奇葩说》第五季开始前,当过詹青云大学辩论教练的邱晨叫她去。那时阿詹刚好毕业没事做,就去参加了。在那个舞台上,阿詹不太奇葩,不靠伶牙俐齿,讲话温和有理.。在后来的节目里,阿詹经历了各方面的起起伏伏,和陈铭的辩论曾被称为“神仙打架”,也被骂过“偷换概念”.第六季录制时,詹青云开始在东京工作,很多稿子是在己方一辩二辩发言时背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夺得BBKing让阿詹:觉得自己“哇塞!挺厉害的!”然而过年的时候,阿詹回到家,却得到了父母冷冷的评价。”他们说我这一季并不精彩,没有第五季打得好,竟然還拿了冠军?所以他们说网上有人骂我什么的也都是应该的……”但阿詹心里清楚,这是父母在以毒攻毒,纾解她的情绪,让她对失败和恶评释怀。
《奇葩说》第六季,整个过程中詹青云一直觉得自己“说了太多话”。有些观点之前已经表达过,有些立场她没那么喜欢,是在逼自己想更多论点出来。“那个状态就让我觉得蛮危险了,”她说,“就好像你不是手里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如地把它们拿出来,而是到了要挖掘自己那个地步。”
在喧嚣之后,阿詹归于日常,律师的工作会持续到晚上,而睡觉前的时光似乎才是完全属于她的时间。除了继续之前的法律音频节目,她还迫切想要重拾阅读状态,再多输入一些东西,因为新生活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