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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与要求，2020年末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但是，这种事后统计的、基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贫困线的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中国贫困问题的消失和彻底解决。事实上，现在非贫困的人口可能会由于某种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状态。
农户面临不可控的宏观风险冲击或个体异质性风险冲击时，如果具备抵御能力，即使暂时落入贫困，也能很快从贫困中脱离出来。但是，贫困线附近的个体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和必要的金融技能，无法及时充分地以合理价格享受金融服务，从而限制了其利用金融工具应对风险和缓解贫困的能力，进而无法摆脱“贫困陷阱”。
2020年后贫困脆弱性成为金融扶贫关注重点
世界银行在2000年提出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后，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层面的重视。贫困脆弱性将个体或家庭遭受风险冲击后可能发生的福利变化，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强调的是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贫困脆弱性指标具备动态和事前特征，更有利于從前瞻性视角制定减贫对策。
对贫困的测量和政策干预，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制定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贫困标准，而这种贫困标准往往是基于可观察到的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例如，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就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否低于2300元。比较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这两个指标，不难发现，前者容易忽略当前虽然不贫困但未来有较大概率陷入贫困的农户，这些农户常常暴露在疾病或灾害等风险冲击中，且缺乏必要的风险缓冲工具;后者则具备预判贫困发生概率的优势，弥补了静态的贫困线的不足，据此制定的减贫政策可以做到在贫困发生之前阻击，从而提高政策有效性。比较而言，如果说2020年之前我们的减贫重点在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直至将贫困发生率降低为零。那么，目前就宜筹划2020年之后将减贫重点调整到减缓贫困脆弱性。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途径
金融具备跨期资本配置、风险规避和缓解贫困人口信贷约束功能，进而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善收入分配。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则有利于消除金融排斥，解决长期贫困脆弱性问题。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四大途径如图1所示。
普惠金融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理论和实践表明，金融发展并不能自动有利于缓解贫困。在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环境下，普惠金融奉行的包容性有助于消除金融排斥，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改善收入分配。具体来看，信贷约束的缓解将使农户获得学习知识、发展生产、提高技能和增加营养的必需资金。普惠金融提供的便捷的储蓄服务可以帮助农户积累资金，平滑消费，提升其风险抵御能力。
金融避险功能平滑贫困人口的收入波动。当农户的经济活动或生产环境面临波动时，金融所具备的避险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贫困人口借助金融市场抵御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另外，金融可以通过分散风险、跨越投资门槛、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降低贫困人群的脆弱性，提高贫困人群自身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金融素养纠正认知和行为偏差。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并反映了主体认知和行为的合理审慎程度。研究表明，贫困脆弱人口面临的信贷约束，除了供给方面的原因，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借款人较低的金融素养引发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以金融知识为核心的金融素养的提高，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预防过渡借贷，还能提升其贷款需求量，从而降低其陷入信贷约束的概率。
保险产品提升贫困脆弱人口的风险抵御能力。“因病致贫返贫”和“因灾致贫返贫”是贫困脆弱性的典型表现。例如，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2017年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返贫”的比例高达42%。适合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特点的保险产品可以提升身处贫困边缘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避免其陷入“贫困陷阱”。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界
尽管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前述四个途径有效破解贫困脆弱性，金融扶贫目前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见表1），但是，如果我们把金融发展的现实特征与金融扶贫的微观基础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金融扶贫存在一定的边界。
市场边界。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要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遵循保本薄利、收益覆盖风险的商业可持续原则，政府介入不能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贷款补贴、担保贴息和不良贷款兜底等方面，政府可考虑明确一个退出时间表，既可以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又可以减轻财政压力。
财力边界。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对贷款补贴、担保贴息和不良贷款偿还等进行财政兜底，导致地方财力不堪重负。必须明确财政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是“底线扶助”和“种子基金”，而不是兜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对金融扶贫的贷款利率进行了上限规定，导致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甚至无法覆盖风险，商业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区域边界。农村金融发展减缓贫困脆弱性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值得重视。金融发展减缓当地贫困的同时，通过空间上的互动和资源流动会对周边地区的贫困产生影响。由此，加强跨区域金融服务建设和信息共享成为金融扶贫的题中之义，而“邻里效应”和“涓滴效应”成为金融扶贫的一个着力点。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具体举措
稳步提升普惠金融渗透性。从普惠金融的具体维度来看，提高渗透性更有利于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当前，尽管银监会通过各种途径严控金融机构撤并基层网点，但贫困地区的金融渗透性仍显不足。同时，由于农户金融素养普遍偏低，加之投资渠道缺失，导致农村地区资金“抽血效应”明显，从而金融资源匮乏。因此，在防治贫困脆弱性方面，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性。
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服务手段，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方兴未艾的金融科技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更能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原因在于，金融科技能打破将农户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三大壁垒，即交易成本高企、物理距离限制、信息不透明，从而使贫困农户能获取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因此，在防治贫困脆弱性方面，未来努力方向之一是大力推广数字金融服务，着力提升金融消费便利性。
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优势。面对具有天然风险性的农业生产，贫困边缘农户经常采用的是风险回避策略，不愿从事具有高预期收益但风险也较高的生产活动，从而失去提高收入的机会。农业保险可以发挥平滑农户收入，阻止其陷入贫困的功能。因此，需要精准对接脱贫攻坚多元化的保险需求，对现行的补贴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逐步构建针对贫困脆弱性农户的保险精准扶贫机制。
借力资本市场。在国务院扶贫办顶层设计下，探索建立和推广扶贫公益股做法，将股权收益作为扶贫资金的重要补充和扶贫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的重要来源。发挥贫困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旅游扶贫，通过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资源变资产，农户变股东，助力农户增收。大力支持和培育贫困地区企业IPO，充分利用股转系统和股权市场的挂牌和股份转让功能，力促贫困地区融资发展。
筑牢信贷风险“防火墙”。培育贫困地区信用环境，规范贫困农户贷款使用，从源头上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授信评级可以采取“532”法，即贫困农户信用度占比50%、家庭劳动力占比30%、家庭收入占比20%。创新和丰富农户有效抵押物，探索住房财产权和家庭活畜抵押的科学做法。建立信用激励和违约约束机制，对贷款不良率低于2%的乡镇和农户授予信用称号，在后续的信贷申请上给与优先考虑，不良率高于5%的农户，停止发放贷款。
（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16YJB037]，京津冀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研究;北京联合大学百杰计划[BPHR2018CS12]，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治理）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
农户面临不可控的宏观风险冲击或个体异质性风险冲击时，如果具备抵御能力，即使暂时落入贫困，也能很快从贫困中脱离出来。但是，贫困线附近的个体往往缺乏金融知识和必要的金融技能，无法及时充分地以合理价格享受金融服务，从而限制了其利用金融工具应对风险和缓解贫困的能力，进而无法摆脱“贫困陷阱”。
2020年后贫困脆弱性成为金融扶贫关注重点
世界银行在2000年提出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后，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层面的重视。贫困脆弱性将个体或家庭遭受风险冲击后可能发生的福利变化，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强调的是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贫困脆弱性指标具备动态和事前特征，更有利于從前瞻性视角制定减贫对策。
对贫困的测量和政策干预，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制定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贫困标准，而这种贫困标准往往是基于可观察到的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例如，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就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否低于2300元。比较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这两个指标，不难发现，前者容易忽略当前虽然不贫困但未来有较大概率陷入贫困的农户，这些农户常常暴露在疾病或灾害等风险冲击中，且缺乏必要的风险缓冲工具;后者则具备预判贫困发生概率的优势，弥补了静态的贫困线的不足，据此制定的减贫政策可以做到在贫困发生之前阻击，从而提高政策有效性。比较而言，如果说2020年之前我们的减贫重点在于降低贫困发生率，直至将贫困发生率降低为零。那么，目前就宜筹划2020年之后将减贫重点调整到减缓贫困脆弱性。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途径
金融具备跨期资本配置、风险规避和缓解贫困人口信贷约束功能，进而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改善收入分配。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则有利于消除金融排斥，解决长期贫困脆弱性问题。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四大途径如图1所示。
普惠金融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理论和实践表明，金融发展并不能自动有利于缓解贫困。在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环境下，普惠金融奉行的包容性有助于消除金融排斥，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改善收入分配。具体来看，信贷约束的缓解将使农户获得学习知识、发展生产、提高技能和增加营养的必需资金。普惠金融提供的便捷的储蓄服务可以帮助农户积累资金，平滑消费，提升其风险抵御能力。
金融避险功能平滑贫困人口的收入波动。当农户的经济活动或生产环境面临波动时，金融所具备的避险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贫困人口借助金融市场抵御经济波动带来的损失。另外，金融可以通过分散风险、跨越投资门槛、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降低贫困人群的脆弱性，提高贫困人群自身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金融素养纠正认知和行为偏差。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并反映了主体认知和行为的合理审慎程度。研究表明，贫困脆弱人口面临的信贷约束，除了供给方面的原因，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借款人较低的金融素养引发的认知偏差和行为偏差。以金融知识为核心的金融素养的提高，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预防过渡借贷，还能提升其贷款需求量，从而降低其陷入信贷约束的概率。
保险产品提升贫困脆弱人口的风险抵御能力。“因病致贫返贫”和“因灾致贫返贫”是贫困脆弱性的典型表现。例如，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2017年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返贫”的比例高达42%。适合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特点的保险产品可以提升身处贫困边缘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避免其陷入“贫困陷阱”。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界
尽管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前述四个途径有效破解贫困脆弱性，金融扶贫目前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见表1），但是，如果我们把金融发展的现实特征与金融扶贫的微观基础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金融扶贫存在一定的边界。
市场边界。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要处理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遵循保本薄利、收益覆盖风险的商业可持续原则，政府介入不能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贷款补贴、担保贴息和不良贷款兜底等方面，政府可考虑明确一个退出时间表，既可以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又可以减轻财政压力。
财力边界。调研发现，不少地方政府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对贷款补贴、担保贴息和不良贷款偿还等进行财政兜底，导致地方财力不堪重负。必须明确财政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是“底线扶助”和“种子基金”，而不是兜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扶贫任务，对金融扶贫的贷款利率进行了上限规定，导致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甚至无法覆盖风险，商业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区域边界。农村金融发展减缓贫困脆弱性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值得重视。金融发展减缓当地贫困的同时，通过空间上的互动和资源流动会对周边地区的贫困产生影响。由此，加强跨区域金融服务建设和信息共享成为金融扶贫的题中之义，而“邻里效应”和“涓滴效应”成为金融扶贫的一个着力点。
金融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具体举措
稳步提升普惠金融渗透性。从普惠金融的具体维度来看，提高渗透性更有利于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当前，尽管银监会通过各种途径严控金融机构撤并基层网点，但贫困地区的金融渗透性仍显不足。同时，由于农户金融素养普遍偏低，加之投资渠道缺失，导致农村地区资金“抽血效应”明显，从而金融资源匮乏。因此，在防治贫困脆弱性方面，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重点是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性。
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服务手段，小贷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方兴未艾的金融科技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更能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原因在于，金融科技能打破将农户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的三大壁垒，即交易成本高企、物理距离限制、信息不透明，从而使贫困农户能获取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因此，在防治贫困脆弱性方面，未来努力方向之一是大力推广数字金融服务，着力提升金融消费便利性。
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扶贫优势。面对具有天然风险性的农业生产，贫困边缘农户经常采用的是风险回避策略，不愿从事具有高预期收益但风险也较高的生产活动，从而失去提高收入的机会。农业保险可以发挥平滑农户收入，阻止其陷入贫困的功能。因此，需要精准对接脱贫攻坚多元化的保险需求，对现行的补贴模式进行优化和调整，逐步构建针对贫困脆弱性农户的保险精准扶贫机制。
借力资本市场。在国务院扶贫办顶层设计下，探索建立和推广扶贫公益股做法，将股权收益作为扶贫资金的重要补充和扶贫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的重要来源。发挥贫困地区自然旅游资源优势，推动旅游扶贫，通过扶贫资金入股的方式，资源变资产，农户变股东，助力农户增收。大力支持和培育贫困地区企业IPO，充分利用股转系统和股权市场的挂牌和股份转让功能，力促贫困地区融资发展。
筑牢信贷风险“防火墙”。培育贫困地区信用环境，规范贫困农户贷款使用，从源头上预防道德风险的发生。授信评级可以采取“532”法，即贫困农户信用度占比50%、家庭劳动力占比30%、家庭收入占比20%。创新和丰富农户有效抵押物，探索住房财产权和家庭活畜抵押的科学做法。建立信用激励和违约约束机制，对贷款不良率低于2%的乡镇和农户授予信用称号，在后续的信贷申请上给与优先考虑，不良率高于5%的农户，停止发放贷款。
（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16YJB037]，京津冀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研究;北京联合大学百杰计划[BPHR2018CS12]，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与贫困陷阱治理）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