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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勘界之所以成功，需要感谢在一线的勘界队员们，联合勘界第四组组长蔡碧凌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有涉险的女队员们，刘建云、田丽华、袁自葵、廖维敏，她们都是最好的代表；更要感谢那些无名英雄们，年逾七旬的向导黄世邦就是其中一位，一个多月里他竟磨破了4双解放鞋。
用脚步丈量国界线
“终于完成了。”
站在中越国境线上，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勘界队员刘建云说：“看着一块块竖立的界碑，我们对英灵多了一份敬重。”
刘建云所提及的英灵，包括中越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也包括之后的和平年代丧生于雷区的那些普通村民们，当然还包括献身于勘界这项伟大事业的同事。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小时后，蔡碧凌带着对未尽工作的深深遗憾，在前往金厂镇卫生院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史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蔡碧凌是2000年6月从坡脚乡调入马关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的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他都一步一步走过来。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纵生，他都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步地攀爬过来了。
“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蔡碧凌经常说的这句话，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在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他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对某句话、某个词语越方可能咬住不放，就某个争执点越方可能不会让步等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成语事先告诉翻译丁雷华，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在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尺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蔡碧凌始终以一种“历史的思维”，站在国家的角度，以一种外交家的风度与之周旋。多次谈判中，蔡碧凌有理、有利、有据，致使谈判对手多次出现冷战、僵局，甚至拂手而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蔡碧凌就平心静气地等谈判对手心平气和了再谈判。
1个月磨破4双解放鞋
在中越边境靖西县龙邦口岸，没有谁比年逾七旬，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世邦更了解口岸大大小小的山岭地势情形了。这种了如指掌的程度，恰恰使得他成为中越陆地边界勘定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2005年10月，黄世邦家里来了两位自称是地质勘查局的陌生人，仔细询问了他在中越战争期间担任民兵后勤队长的情况，还反复问到是否熟悉周围山岭的情况，包括山脊、沟渠、谷底、水道、植被……
老黄一边回忆，一边仔细地解释每一块山岭的由来。两位客人做了详细的笔记。临走时，这两位同志反复叮嘱：“我们到访的情况一定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您所了解的情况也不要轻易透露给别人。”
2006年初，这两位曾经拜访过老黄的同志再次来到他家中。邀请老黄前往实地勘察，核心是把过去的界碑一一找出来。这一跑就是一个多月。白天上山，晚上绘图。这是老黄记忆最深刻的工作状态。他说：“我磨破了4双解放鞋。”
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同时还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记录数据。黄世邦说的“望远镜”其实是测绘专用的勘测工具。
“好些地方都是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解放军守着的山头，不少地方山岭上还有猫耳洞、战壕……”站在龙邦口岸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山岭周围。上世纪的中越战争中，“法卡山”上的“英雄连”被誉为保家卫国的楷模。如今，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
老黄用手指着周围的崇山峻岭说：“现在地雷就没有了，这几年大排雷把大部分地雷都挖了出来，现在翻山越岭都挺放心的。”
老黄的儿子黄岐辉也曾经在中越战争中担任民兵，他说，龙邦一带埋设的地雷种类有压发雷、跳雷、抛撒雷等20多种，它们中有美制地雷、苏制地雷、越制地雷及中国研制的地雷。
“发现地雷难，排雷更难，由于埋藏时间长达十多年，很多地雷非常敏感，一些虽然已经失效，但危险依然存在。一些埋设精巧的‘诡雷’，被埋在石缝、山旮旯、树杈等地方，而且多是两三颗串连在一起，人称‘连环雷’‘母子雷’‘阴阳雷’，让人防不胜防。”黄岐辉说。
排除地雷之后，龙邦、东兴、宁明这些地方的边境小道，成了地地道道的“亲戚路”和“致富路”。
美女们的野外生存法则
在中越勘界队员中，有一些特别能吃苦的勘界女人，她们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演绎着女性报效祖国的壮举和赤胆忠心。
她们和男队员一样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还要经常面临各种突发的情况，比如毒蛇、野兽、攀悬崖、过独木桥。此外，个头特别大的蚊子、毛毛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袭击”也是常事，偶尔还会碰到黑熊等一些大点的野兽。“开始的时候还吓得跑到男同志后面藏起来或者尖叫，后来逐渐就习以为常了。”女队员廖维敏笑笑说。
女队员田丽华说，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就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这也是为什么刘建云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长到膝盖高的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在第四勘界组，还有一位被称为“三姐”的女队员袁自葵，她说，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她们都有过要喝牛棚里的水的经历，而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由于在野外时间长，很多队员的肚子都已经习惯了生水，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勘界结束了，我现在才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儿子。勘界的时候，‘妈妈过几天就回来’的谎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廖维敏说，“既然国家交给自己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就必须舍弃小家。若干年后，每一位队员都会为曾经参加过中越勘界工作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9.1.9
用脚步丈量国界线
“终于完成了。”
站在中越国境线上，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勘界队员刘建云说：“看着一块块竖立的界碑，我们对英灵多了一份敬重。”
刘建云所提及的英灵，包括中越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也包括之后的和平年代丧生于雷区的那些普通村民们，当然还包括献身于勘界这项伟大事业的同事。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小时后，蔡碧凌带着对未尽工作的深深遗憾，在前往金厂镇卫生院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史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蔡碧凌是2000年6月从坡脚乡调入马关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的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他都一步一步走过来。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纵生，他都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步地攀爬过来了。
“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蔡碧凌经常说的这句话，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在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他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对某句话、某个词语越方可能咬住不放，就某个争执点越方可能不会让步等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成语事先告诉翻译丁雷华，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在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尺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蔡碧凌始终以一种“历史的思维”，站在国家的角度，以一种外交家的风度与之周旋。多次谈判中，蔡碧凌有理、有利、有据，致使谈判对手多次出现冷战、僵局，甚至拂手而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蔡碧凌就平心静气地等谈判对手心平气和了再谈判。
1个月磨破4双解放鞋
在中越边境靖西县龙邦口岸，没有谁比年逾七旬，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世邦更了解口岸大大小小的山岭地势情形了。这种了如指掌的程度，恰恰使得他成为中越陆地边界勘定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2005年10月，黄世邦家里来了两位自称是地质勘查局的陌生人，仔细询问了他在中越战争期间担任民兵后勤队长的情况，还反复问到是否熟悉周围山岭的情况，包括山脊、沟渠、谷底、水道、植被……
老黄一边回忆，一边仔细地解释每一块山岭的由来。两位客人做了详细的笔记。临走时，这两位同志反复叮嘱：“我们到访的情况一定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您所了解的情况也不要轻易透露给别人。”
2006年初，这两位曾经拜访过老黄的同志再次来到他家中。邀请老黄前往实地勘察，核心是把过去的界碑一一找出来。这一跑就是一个多月。白天上山，晚上绘图。这是老黄记忆最深刻的工作状态。他说：“我磨破了4双解放鞋。”
凡有界碑的地方，他们都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同时还用随身携带的“望远镜”记录数据。黄世邦说的“望远镜”其实是测绘专用的勘测工具。
“好些地方都是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我们解放军守着的山头，不少地方山岭上还有猫耳洞、战壕……”站在龙邦口岸的山头上，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山岭周围。上世纪的中越战争中，“法卡山”上的“英雄连”被誉为保家卫国的楷模。如今，法卡山已经全部划归越南方面。
老黄用手指着周围的崇山峻岭说：“现在地雷就没有了，这几年大排雷把大部分地雷都挖了出来，现在翻山越岭都挺放心的。”
老黄的儿子黄岐辉也曾经在中越战争中担任民兵，他说，龙邦一带埋设的地雷种类有压发雷、跳雷、抛撒雷等20多种，它们中有美制地雷、苏制地雷、越制地雷及中国研制的地雷。
“发现地雷难，排雷更难，由于埋藏时间长达十多年，很多地雷非常敏感，一些虽然已经失效，但危险依然存在。一些埋设精巧的‘诡雷’，被埋在石缝、山旮旯、树杈等地方，而且多是两三颗串连在一起，人称‘连环雷’‘母子雷’‘阴阳雷’，让人防不胜防。”黄岐辉说。
排除地雷之后，龙邦、东兴、宁明这些地方的边境小道，成了地地道道的“亲戚路”和“致富路”。
美女们的野外生存法则
在中越勘界队员中，有一些特别能吃苦的勘界女人，她们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演绎着女性报效祖国的壮举和赤胆忠心。
她们和男队员一样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还要经常面临各种突发的情况，比如毒蛇、野兽、攀悬崖、过独木桥。此外，个头特别大的蚊子、毛毛虫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的“袭击”也是常事，偶尔还会碰到黑熊等一些大点的野兽。“开始的时候还吓得跑到男同志后面藏起来或者尖叫，后来逐渐就习以为常了。”女队员廖维敏笑笑说。
女队员田丽华说，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就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这也是为什么刘建云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长到膝盖高的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在第四勘界组，还有一位被称为“三姐”的女队员袁自葵，她说，大家每到一个新的勘界点，先要四处寻找水源。她们都有过要喝牛棚里的水的经历，而旁边就是牛的粪便。“这种水我在城里生活时，可能冲厕所都嫌脏，但在野外没办法，为了节约往返时间，我们尽可能选择靠近界碑测量处住，什么水都得喝。由于在野外时间长，很多队员的肚子都已经习惯了生水，喝纯净水反而难受。
“勘界结束了，我现在才有时间陪自己的小儿子。勘界的时候，‘妈妈过几天就回来’的谎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廖维敏说，“既然国家交给自己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就必须舍弃小家。若干年后，每一位队员都会为曾经参加过中越勘界工作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