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造性地塑造了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这部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戏剧，喊出了一句时代的口号——“女性解放”。在20世纪初，娜拉的形象被我国很多作家在戏剧和小说的体裁中借鉴和效仿。本文以胡适的《终身大事》和鲁迅的《伤逝》为例，试从原型模仿和形象续写两方面对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模仿与嬗变进行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娜拉形象；原型模仿；形象续写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二十世纪初由鲁迅先生首先介绍到中国。这部作品一经引入，就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反响。剧中“出走”的女性形象——娜拉，更成为了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多女性形象的原型。随着对《玩偶之家》影响的渐渐深入，鲁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对“娜拉出走”问题更深入的理解。娜拉的形象，也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发展得逐渐丰满。
　　一、娜拉的原型模仿
　　易卜生虽然是由鲁迅最先引入中国，然而真正使中国读者对易卜生发生兴趣，是以胡适为中心通过当时极为流行的《新青年》杂志（4卷6号）推出的《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1]随后，在1919年3月，胡适仿造《玩偶之家》而创作的《终身大事》也刊登在了《新青年》上。
　　《终身大事》是独幕剧，通过写田亚梅女士同陈先生的自由恋爱遭到来自封建家庭的阻碍一事，喊出了作者为反对封建迷信，破除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从剧中“中西合璧的陈设，半新半旧的风气”这一布景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存在着封建和反封建两种斗争势力。田亚梅这个女性角色，则是娜拉在中国的翻版。
　　从剧中雅致的布景就可以看出田亚梅和娜拉一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们都是被家人宠爱的典型代表。然而，田亚梅的离家却远没有娜拉的认识清醒。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娜拉是从对生活的深刻领悟中认识到了必须离开这个自己无法与丈夫取得平等地位的家庭。而田亚梅的离家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抗争。因此《终身大事》中男性话语还是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其次，虽然两部戏都以女主人公离家作为结尾，但是娜拉在离家时就有了清醒理性的思想认识，表现出她做好了与过往一切划清界限的准备。而田亚梅的离家则充满了冲动与突兀，她不顾一切地离家而去，这样的离开只表现出了一种反抗的精神，然而她在现实社会中未来的遭遇却令人堪忧。
　　二、娜拉走后怎样
　　无论《玩偶之家》还是《终身大事》，剧情都在一声关门的高潮中戛然而止。这种开放式的戏剧结尾，能够留给读者更加深刻的思考。鲁迅就对这个问题表示怀疑。他怀疑“觉醒”能否持久，以及这“觉醒”有无实际价值。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进行了冷静而清醒的解释：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
　　鲁迅在《伤逝》中，更是续写出了“娜拉式出走”的悲剧结局。子君与涓生相恋，为了涓生，她可以不顾胞叔和父亲的反对同涓生“私奔”，她有着彻底坚决的斗争思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面对路上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时，连涓生都有些瑟缩，她却能“大无畏的”，“坦然如入无人之境”。[3]然而，当生活真正开始之后，生活只剩下了空虚和沉默。最终，子君只能跟随父亲离开了涓生的家，没过多久就死去了。这种悲剧收尾印证了鲁迅的预言，也给读者带来希望的破灭感。
　　然而，面对这样的现实，鲁迅认为，娜拉出走后，如要避免上述两种结局，就需要能够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只有女性在经济地位上取得独立才能够获得人格独立。这种先验性预测是符合社会现实的。鲁迅对于《玩偶之家》的研究角度，为这部作品在现代中国语境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续写的娜拉形象，体现出了一种更为冷峻客观的思考。《伤逝》对于娜拉形象的异质同构性借用也显示出了鲁迅小说一贯的艺术风格——“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赋予了“娜拉形象”更为深刻的含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胡适在《终身大事》中通过田亚梅进行的原型模仿以及鲁迅在《伤逝》中通过子君进行的形象续写，完成了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形象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初步的模仿与嬗变。之后的很多作家都以这两位作家为典范，对娜拉形象进行再创造，如郭沫若戏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中三位历史女性形象和曹禺戏剧《雷雨》中的蘩漪的形象等等。“出走的娜拉”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原型。
　　参考文献：
　　[1]陈玲玲.中国易卜生传播史上的鲁迅与胡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09）：39-47.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3]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4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