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生活在幻觉之中。多年来，世界相信，从单极秩序向多极秩序的转变会是和平、有序而平稳的，中国、巴西和土耳其等新“选手”会以自然、和谐的方式适应已有的多边框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并不正确。
　　事实上，随着朝向多极世界的转变有所进展，国际秩序也变得日益动荡和紧张。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破坏了全球化等重要趋势。但最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这些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没能找到包容性战略以解决全球挑战，也没能管理好世界向新的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
　　为何失败？原因很简单：西方放任短期的战术性问题对长期战略远景发展的阻碍。各级别政府——从地方当局一直到超越国家间的机构——陷于战术当中，致使主要行动各方在现实的运行中不能相互合作，不再有任何共同目标来指引决策。
　　平心而论，在向建设性战略远景共同努力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例外的。比如，西方政策在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其他领域，战略思维则有所欠缺。比如，在乌克兰，該地区的冲突暴露并扩大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分歧。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想要融入国际秩序，同时又拒绝现代化，这助长了基于其势力范围的修正的民族主义。
　　但拒绝西方式现代性的并不只有俄罗斯。自一百年前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中东一直受历史恩怨的困扰，成为动荡的温床。如今，中东战火频仍——这也是西方一再用短视战术性思维进行干预所致。
　　事实上，西方领导人没有预见到支持极权的长期后果，也没有预见到连续军事干预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对“光荣”的过去的怀念，如伊斯兰国对哈里发帝国的怀念，在中东正在发展壮大。
　　西方没有料到全球力量的回弹，也没有料到很多国家在从过去中寻找未来。无论如何，必须让中东自主地找到办法，来解决其所面临的挑战；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外界施加的解决办法奏效。世界的责任在于，为中东各国自己寻找办法的努力提供稳定的支持：构建一个所有国家都遵守同样规则和范式的包容性国际体系。
　　在对世界多极化转变的引导中，西方最大的挑战在亚洲——这个地区既充满活力、面向未来，又深受历史恩怨和分裂的纠缠。美国总统奥巴马意识到亚洲对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因而在2012年提出将亚洲作为美国的战略“支点”。
　　但西方领导人对于将亚洲最有力的经济发展力量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一直犹豫不决。事实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尽管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其最新会议上仍拒绝增加中国的投票比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投票权只比意大利略重，而后者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投票权只有其四分之一。
　　此外，西方将建立和强化安全等重要领域的地区合作框架列为次要事务。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从未从二战创伤中痊愈。结果，领土纠纷和民族主义主张依然是该地区甚至是全球稳定的重大威胁。
　　但是，对西方来说，实施长期愿景，需要的不仅仅是认识到战略决策的紧迫性；还需要采取措施重振国内政治制度，以解决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两极化和功能失调。在美国，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之所以缺乏战略性眼光，显然至少部分是因为他需要应对一个有缺陷的制度。
　　至于欧盟，它一直追求用短期政策来解决其经济挑战，而没有预见或承认这一选择的政治后果，其中包括反欧盟情绪的泛滥。成员国解决各自特殊问题（通常取决于其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地位）的战术性方针让欧盟失去了可信的领导层和统一的愿景。更具战略性的方针应聚焦于提振整个欧盟的增长，手段包括实现欧洲2020研究、开发和创新目标，以及推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战术毕竟是短期解决办法，常常造成意料之外的重大后果，并且不可能预判它可能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世界。战略则是另一种行动纲领，它着眼于全球相互依存的结构，以及局部的变化如何影响整个体系。只有转向战略性的行动方针，我们才可能实现我们想要的世界——和平、稳定、自由、繁荣的世界。
　　洪平凡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研究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