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是基于历史和现状，对未来城市发展趋势作出响应，从而让人的生活更美好的学科。过去多年来，我国城市规划更多关注的是物质空间的布局和相关设施的配置，出现了“重物不重人”“重建设轻运营”的倾向。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超大城市治理中的诸多问题暴露了出来。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规划应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相应的作用，与全社会共同从被动的“应对危机”走向主动的“预防危机”。
　　面对公共安全事件，需要针对极端情况进行情景模拟，谋划规划应对策略。从本次疫情延伸思考，如果未来出现“战争 疫情”“自然灾害 疫情”“经济危机 国外封锁 疫情”等极端情况，我国的城市能否从容应对？如果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几个特大城市同时出现危机呢？居安思危，如果能针对各种极端情况做好相应的规划和应急预案，那么即使极端情况真的发生了，也是心里有底的。
　　如何加强城市健康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防疫能力？在空间布局上，要预留公共卫生防疫用地和设施。本次疫情中武汉仿照北京小汤山模式，迅速建设了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这种应急医院虽不需要大规模兴建，但也不能不提前考虑。可以仿照防灾避难公园的设置，在规划时做好用地选址，预留交通和基础设施接入条件，提前做好工程设计和报批手续准备，紧急情况下可以快速启用，避免在疫情下仓促选址建设，既耽误时间又不利于后续使用。常规医疗设施在规划设计时，也要考虑其是否能快速改造成防疫医院。与此同时，可在体育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绿地广场的规划建设中预留紧急防疫、防灾的设施接口和空间。

　　未来的城市不仅要有防疫的“硬件设施”，更要具备能快速反应的防疫“软件机制”。

　　在详细设计上，应避免超大规模社区和超高密度建设。疫情高发时期，武汉依然在有13万人入住的超大社区——百步亭社区——举办了万人宴，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此大规模的社区如何应对公共安全事件？建议以后避免建设超大规模的居住社区，已建设的要做好网格化管理。在高密度城市的规划方案上，考虑设置能保障良好通风的“风廊”。
　　与此同时，城市应对各类公共卫生危险源进行排查，大型超市等易发生传染的密闭空间，要具备合理的空间布局、设计标准和完善的防护措施。要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形成从国家到家庭层面的储备体系，定期检查更新维护，保证关键时刻重要物资可以拿得出、送得到、用得上。要合理划定防疫防灾分区，制定紧急时期的交通管制预案，统筹考虑物资储备与中转、供应及服务站点、应急交通路线、公路检测站点规划。
　　要强调的是，未来的城市不仅要有防疫的“硬件设施”，更要具备能快速反应的防疫“软件机制”——随时处于“战备状态”，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组织机构和专家开展疫情监测、病毒溯源、疫苗和药品研发、治疗服务、防疫信息发布和心理疾病救助等工作。
　　武汉应对疫情初期，对城市公共卫生数据的实时收集不充分、短时间内大规模物资的调配不理想，显示了传统应急方式的不足。因此，要加快智慧城市平台建设，建立一套可快速响应的决策指挥系统：平时通过物联网等收集城市运营中人和物的特征数据，对危险源实施监测，如医院诊断数据、从污水管道或公共场所提取的病毒传染源数据，一旦有类似症状的病例和传染物数据在短期内快速攀升，即可启动疫情预警，召集专家团队进行疫情研判，供城市决策者参考。
　　智慧城市平台可以与市民通过手机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通过手机发布准确的疫情数据、防控手段、管制措施、疫情地图等重要消息，识别隔离人员及行动轨迹，对于不方便使用手机的人群，再采用传统方式建立联系，从而大大提高信息处理和发布的时效性，节约人力。
　　此外，建议各地下一步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编制防疫专项规划，每年详细评估规划进展，不间断地开展研究和调研，形成一套动态的规划体系。武汉发生疫情后，短时间内医疗器械供应不上，造成病人集聚时的交叉感染，追本溯源，是由于目前的防灾规划和应急预案都是静态规划，往往是几年前的内容，难以根据最新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进行快速反应。

2018年武汉、杭州、北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