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来到北京。赶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把那一年的招生名额全部留给新疆，陈建斌、李亚鹏都是他的同学，原本计划报考中戏的黄磊、姜武等人，转投北京电影学院。大学是王学兵“很快乐的4年”。他开始看小说，扭转了中学时一本小说也没看过的局面。课上要把小说排成20分钟的片段练习，他们就演莫言、王朔、苏童。总之他喜欢北京，在这里打碟、喝大酒，住在地下室也不觉得潦倒，终于开始独立生活。
　　有时他会想起新疆。“……总会有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狂奔，下雪了，就是足以他们狂喜的原因，天天下雪，天天喜出望外。雪停了，所有人都会上街扫雪，和着铁锹扫帚的叮叮当当，人们呼出一股股白色的蒸汽，就像火车，满街火车。”
　　王学好的许多段子都写得很有水平，把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稍加修改，直接用在这里，希望他不要介意。他的这些离自我愈近离故乡愈远的经历，很多人都会感到熟悉——“母亲的电话越来越勤，有时头一天刚来过，第二天会再来，有时我会为我表现出的不耐烦，再追一个电话回去以表歉意。‘昨天来电时我正工作’，她听到电话里‘我正工作’的声音一下忘了自己要和我说什么。在我们慌忙挂断电话时，我隐约听到父亲的埋怨：你看，叫你别打你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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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还没有太多奖项、表彰可以用来证明王学兵是个好演员（同学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让他入围了第51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不过那些不比暂住证，不是什么必要条件。饭桌上，他拉着女演员讨论剧本，嘴里念念有词，眼神飘来飘去。进了排练场，自己一个人跑到高处，弹一会儿钢琴，若有所思地俯瞰一下剧场里零零落落搭起的架子、散落的道具。导演林兆华都不如他入戏，年近80的他弓着腰，拖着滞缓的步子，像个照顾不了自己的孩子，若即若离。
　　王学兵在中戏上学的第一天，就见过林兆华。林兆华、姜文、刘小宁去学校参加学生座谈。这些《红高粱》《本命年》《绝对信号》等影视、舞台作品的创作者是80年代演艺界的大腕。
　　“那时候学校里学生做戏比较多，大家都挺认真的，我也挺认真的。”他觉得以前中戏的学生更专注于表演，现在娱乐更胜，社会也在变化。那一届同学排了两部毕业大戏，一部是契诃夫的《樱桃园》，王学兵觉得难演，“就像小孩演大人戏”。另一部是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结构精致、情节热闹的喜剧，他们据此练习，把里面人物的吃喝拉撒全演了一遍。毕业后，哥哥动员他去做生意，他也想过回新疆开饭馆，私心是为了体验生活，怕自己经历太少，演什么都不像。哥哥说，不行就再回来。没想到父母反对：他还回得来吗？也算是救了“老三王八蛋”一命。
　　“你喜欢某一类东西，其实就是对于那种生活是熟悉或向往的。”王学兵说的是70年代。全球范围的青年文化运动进入末期，被叛逆解放的青春，通过音乐、电影、艺术等形式在后来的年轻人心里留下影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太明显了，感觉一切不对的全是对的，精神要求也更多。现在至少没有这个诉求了。”外甥来北京上学，王学兵推荐他去听听崔健、Beatles，问他，“你为啥不听点有灵魂的东西？”外甥答，“我听了，没听见灵魂。”无奈的王学好，又在网上写了个段子以示回应，“我的时代有崔健、有中国的摇滚乐、有校园戏剧、有爱才不爱财的女生，可现在的他们没有崔健，他们追捧的精神时尚我很陌生。”八九十年代以后的文艺在他眼里只留下很淡的印象，他说，“或许是离现在太近，还没变成历史吧。”
　　《白日焰火》拿了奖，票房也创了纪录，算是文艺青年们的翻身仗。王学兵在里面扮演用冰刀杀人的丈夫。他总说配角更好演，责任小，空间大，主角反而容易露馅。但如果让他选，他选主角，“我肯定选廖凡那个角色。我愿意演那个更强烈、更够左右这个戏的角色。”还是王学好的版本更有趣，他说，过去觉得“把冰刀挂在脖子上扛在肩膀上、头顶冒着白烟回家的感觉，那是一种时尚”，拍了这戏才知道，“原来冰刀……真是要命。”
　　处女座的王学兵总标榜自己讨厌叽歪、拒绝做作，摆出一副新疆人干脆直接的样子。但我的经验是，嘴上越是撇清，心里越是有鬼。很多年轻时听进去的道理，后来悄悄成了人生的水位线，比如那时老师总讲，你们要做个艺术家。今天还把这话挂在嘴边肯定有人要看笑话，所以他不大好意思提。以前在学校练功多，老师又鼓励，肯定觉得自己演得好，后来有段时间心高气傲，总把问题怪在剧本上。“那时候也没有像选秀之类一夜成名的事，有选秀我没准还真去，那些惨烈的故事，我都可以编出来。”现在的心态是，自己不认同的事不代表别人不能干，没有什么是完全的主流，“你还是可以按着你学的东西去做”。在这个意义上，他演得最好的角色就是王学好，嬉笑之下，有一张严肃的准艺术家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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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演那天，开局不利。大幕拉开，灯却没亮，只好关上再拉一次。演员们出现了忘词、忘带道具的状况，他自己也演得不够一气呵成。王学兵说，很长时间没上台，还是需要练习。“我的谬论是，舞台上也有景别的变化，只是没有镜头而已。”人物出场，一般是个全景，与人对话，有台词上的停顿、形体的变化，相当于屏幕上的特写。和影视剧不同的是，他可以感受到观众即时的反应。“观众的意义就在于，演员就是等着他们的评价，他们没有反应的话，你多尴尬啊。就像说了一个笑话，没有人笑一样，除了自嘲没别的办法。”他想起以前演《第十二夜》，越演越快，生怕观众会睡着，愣是把一个半小时的戏演成了40分钟。“你很期望别人的反应，但不要猜别人的反应。他喜欢这个，我就给他来一个，我认为这个是特别失败的。那人家也太蠢了，观众也希望看到期望之外的东西，看到别人的生活，看到你去表演他曾经有过的时刻。”这次是全国巡演，他可以多试几次。
　　王学兵说自己其实“没有多爱话剧”。1997年演《保尔柯察金》，导演是蔡尚君，编剧是《白日焰火》的导演刁亦男。台词全是诗，可以唱出来。冬天是中戏的演出季，所有人都在排戏，他记得孟京辉导演的《思凡》就是在1992年大雪（节气）那天首演。那时大家热衷于荒诞派，萨特、让·日奈等等，即便不理解，也被那种氛围吸引。学生们看不上易卜生，觉得他“比较老派”、“不够先锋”、“不好玩”。
　　这次林兆华重排易卜生，少见地没有继续他的舞台实验，手法趋于简单。海报上印着全剧结尾的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独的人。”这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可能是包括导演在内的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内心独白——王学兵扮演的斯多克芒医生指出当地的海滨浴场水里有毒，但没人相信他。王学兵看到了这个角色身上的复杂性，他说：“如果医生有很大决心，这件事情早就结束了，就像现在人人抱怨雾霾，但不会有人因此不开车。”他说，没有谁会突然变成一个疯子，人总是在给自己找台阶。
　　不过，这还不是他潜伏多年等待的那个角色。“实在不行就自己写一个”，他说。现在他不仅写，还要拍。对他来说，电影的门槛已经降低，成本可以接受，而王学好早就学会了剪辑，可以充当劳动力——当然他最初只是出于无聊，并不是为了帮王学兵拍电影。事实上他最想做的是歌手，他认为那才是所有文艺行当里最自我最一呼百应的人，可是进过录音棚以后，他决定有些事情不如保持业余。
　　王学兵还有一个名字，叫作“王向上”，也是来自他自己写的段子。“王向上，在新疆，只要下雪，第二天一早不上课不上班，扫雪。想起来那场面真是壮观。全城的人同一时间几乎都在街上，在一片白茫茫中被犁出一条条黑色的线。这时的王向上正在扫雪人群中，认真地抱着一棵碗口粗的树狂摇不止，之前他已踹了那棵树十来脚。大家在扫雪，王向上在玩命摇树。看不出他今天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采访时，他好像仍然保持着这种认真狂摇、东张西望的状态。“你怎么看待无聊这件事？”我问。
　　“有人说我无聊，我就先说自己无聊。”
　　“那你觉得自己是个无聊的人吗？”
　　“我挺无聊的，无聊不是坏词。”他语气严肃，很快又笑起来。“我觉得钓鱼才无聊呢！但是钓鱼的人不会觉得钓鱼无聊。”采访在快要结束时回到正题。接着他又要赶去剧场，第二次登上舞台，假装自己是“人民公敌”。他说，演员扮演别人是很上瘾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和自己一样，那就太无聊了。
　　（实习记者周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