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道的兰州人。家里我最小，上头俩哥一姐。虽然是老小，但我一直特有主见、特别能自己拿主意。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几次转学。那年我从大哥在那里任教的铁路中学考上了甘肃省重点中学师大附中。本来欢天喜地的，可人了学才知道这所学校要求学生住校!我打小连幼儿园都没上过，从没离开过母亲，很不习惯。再加上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18个人睡一条大炕，晚上10点准时熄灯，早上5点半吹号起床，简直没一点自由。3个月后，我就跟父母商量转学。
　　这要在别人家，恐怕早就被当作孩子气的瞎胡闹而横遭斥责了。可我父母却挺尊重我意见的，帮我联系转到了市重点27中学。到那里最成了“香饽饽”，还是英语课代表。
　　念了不到一年，不知怎么我竟然又怀念起铁中来，闹着要回去。这回父母可不大乐意了。我不得已之下使出阴招，摹仿父亲的笔体给学校写了封信。学校见我父亲“同意”了，也只好放我走人。我妈一个月后才知道，也没说啥，只叹气道：“这孩子咋这么有主意呢!”我倒也争气，回到普通高中上学，非但成绩没掉下来，高二统考还弄了个全市第一名。
　　到考大学时，还有3个多月就要考试了，我又改变了主意——突然想学文科。父母像从前一样，再一次尊重了我的选择。当时“铁中”没有文科班，在得到老师的“特批”后，我干脆不去上课了，每天早晨跑到奶奶住的老房子里自学。父母信任我的自制能力，一直没有干预。结果放榜时，我高中当年兰州的外语“状元”。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新华社。到宁夏分社实习半年回来后，进的不是编辑部而是“选报组”。每天上大夜班，干的活是“撕条子”——把世界各地的外电“撕”下来送给编辑供参考。一上班就穿蓝大褂，下班时满身油墨，活像印刷厂的工人。后来好不容易干上编辑、记者的活，领导又让我去支教。这下我不干了。不是怕辛苦，而是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应该把精力多用在学点业务上。刚好新华社实行支教改革——考试定取舍。结果在100多人中，我硬是考了个前三名。于是，我去了新华社中东分社，一呆就是两年半。
　　到了今天，在“东方时空”我也算是干出了一点点名堂了，想想跟我总是爱自己拿主意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我这个习惯，又跟我成长在那样一个民主的家庭环境中分不开。如果不是我们家庭中的“小气候”一直那样民主，父母从不干预我的自由，很多事都允许我自己选择，并尊重我的意见，我的今天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