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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里，善的发展历程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其核心主要体现在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化过程里，儒家从最初的一般的价值意识，自发的意向、愿望、动机到自觉的理性反思，再至形成深沉的观念结构或模式，一步步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从而为中华文明历史增添了一抹不寻常的色彩。
一、善的萌芽——儒家体系奠基者孔子的思想
儒学奠基于孔子。①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不仅从天道观、人道观诸方面展开了儒家思想，而且也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文明进程做自觉反思的哲人，他从道德关系及文化创造上强调人的自由，并由此突出人的主体性及内在价值，从而表现了孔子的理论睿智。他有见于人的能动作用，但他并不理解人的自由创造的源泉，即在人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在孔子那里，人的文化创造，主要是以“弘道”的抽象形式展开的。孔子一生强调仁、礼的至上性、绝对性，当然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当然之则本身的偏爱，它有着更为深层的意蕴。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对道德原则之态度，孔子赋予道德原则以绝对的形式，同时即意味着对人的族类本质之强化，而后者在更广的意义上又蕴含着对作为族类存在的人之尊重。虽然孔子由强调仁、礼等道德规范的绝对性而表现出那种独断论的倾向，但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态度还不像后来的正统儒家那么偏狭。从更广的视域看，孔子以仁道为价值体系的基础，仁道则内在地包含着以人为本这一观念，正是人格的完善，构成了孔子的价值追求，而儒家的价值目标，亦由此得到了规定。综合来说，孔子的思想开启了善的萌芽。
二、善的雏型——孔孟荀思想的衍化
孔子死后,儒家发生了分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相异的衍化主要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孟、荀在上承孔子的同时，又对发端于孔子的儒学思想做了各自的发挥和引申，从而使儒家价值体系取得了不同的发展形态。
（一）孟子关于善的主要思想
孟子提出“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的统一基础，向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迈出了一步，“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②孟子认为：性善的真理不能在耳目之官中给予，这就是说，感性所能把握到的乃是经验性的事实，而性善却不在其列。只有通过思的精神活动才能洞见性善的真理。当我们把对于人性的理解，放置在经验性事实的解释的框架中去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触及真正意义上的人性。
孟子表明，一旦从经验性事实出发去理解人性，我们就不能摆脱认知性哲学系统的纠缠，人性的论说就成为一个知识或理论。理论所体现的是认识论的视野或框架。③性善，不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也不是一个理论性的设定，通过这种设定，可以解释观察到的人性现象。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的理念，也即一种目的性的善，它不是行为在某一个时刻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建构生活本身的一种方式、一条道路、一种方向。由此，性善就不是一个理论（认知）理性的陈述，而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断言，它不是为了论证人是善的，而是指出人走向自身存在的道路。按孟子之见，人性之所以普遍相近，是因为凡人都有先天的善端，正是这种善端，为迈向理想的人格提供了可能。④在孟子那里，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后世之所以孔孟并称，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儒学的如上演进过程。
（二）荀子与孔孟思想异同
孔子以仁作为人道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仁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爱的要求；孟子由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心之政，贯穿其中的仍然是广义的泛爱观念。相形之下，荀子把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与公正的要求联系起来，无疑使人道原则具有了新的内涵。不妨说，二者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原则。就总的趋势而言，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道原则主要表现为内在之仁的泛化；相形之下，荀子的如上致思趋向事实上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其理论先导并深深的渗入到其价值体系之中。从孔子到孟子，命或天命始终是儒家关注的重点，荀子同样没有离开这一传统。荀子将命界定为具体的境遇，这就使之由形而上的解释范畴，还原为对现实情景的描述，命不再是主宰个人或社会的超验力量，它即是现实境遇本身。正是通过这种转换，荀子多少剔除了命的玄秘形式。荀子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未能成为儒学正统，却更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价值体系，从孔孟荀的思想的发展差异的衍化中，善的雏型慢慢形成。
三、善的发展——儒家价值本体的建构、内化及正统的形成
《易传》并没有离开儒学的传统，它也关注儒学的基本问题：天人问题。孔孟荀在辨析天人上诚然各有特点，但同时又表现出相近的趋向。与孔孟荀不同的是，《易传》的视域则开始由人对天的超越，转向了文化创造的自然前提，而天与人的关系，则相应的由历史的间断呈现为历史的连续。
价值本体的双重内化主要体现在《中庸》一书中，从《易传》到《中庸》再到《大学》，一方面道中庸的道德进路逐渐扬弃了价值本体的超言行，另一方面，至诚的道德境界的确定又扬弃了价值本体的外在性，前者强化了儒家内在超越的传统，后者则继孟子之后，进一步奠定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础。
随着先秦时代的终结，儒学进入了低谷。然而随着汉帝国大一统格局的稳定，一代大儒董仲舒，在理论上重振了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价值体系取得了正统的形态。而儒学思想在此期间发展、壮大，直至走向成熟。
四、善的成熟——援道入儒以及儒学的衍化与整合
相对于道家而言，由孔子发端的先秦儒家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人”而非“道”，具有极为强烈而浓厚的“人间情怀”。孔子虽然提出了“无为而治”，但并没有在“形而上”的层面做过多的阐发，只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孔子才在“形而上”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帛书《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以致“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但他自以为仅仅是“求其德而已”，“与史巫同途而殊归”⑤，即究“天道”以明“人道”。孔子于此颇为担心，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⑥但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孔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儒学后来的发展历程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不幸而言中”。秦汉以降，儒学日渐“驳杂”，颇为“不纯”。援道入儒、援法入儒、援佛入儒。
有研究者指出，《老子》的内容是由一种“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说（道）和“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德）而构成的，在先秦诸子中最抽象，因此似乎可以包容一切，并为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留有余地⑦。《老子》一书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先秦法家的策源地，也是嗣后“黄”学的发祥地，而且还是后代杂家的集散地。但这些由《老子》发散而出的先秦诸子（或可称之为“老子后学”），与《老子》的关系仍然是“同途殊归”，貌合神离；与孔子及其后学所走过的路子相比，二者堪称“殊途同归”。关于道家的这一发展历程，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和运用上，体现得较为突出而又极具典型性。
“援道入儒”后，儒学一味地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出现了新儒学来担当起复兴儒学的任务，即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以天地之性来论证人性本善，表明了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既上承了孔子，又并非孟子性善说的简单重复，就其引入气质之性，并以此解释善恶之形成而言，又吸取了荀子的某些看法。理学家将本善之性进一步完善，而同时，儒家的价值原则在理学中发生演变，从而较为完整地把握儒家价值体系演进的历史曲线，从而完整地清晰地把握善的发展历程的线索，从整体来说，儒家的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本身是善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的发展、成熟与延伸。
注释：
①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②《孟子·告子上》。
③尼格尔·多德区分了理论与规范，《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页。
④A.C 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State Univ,of New York Press,1990,PP26-59
⑤陈松长、廖名春，《〈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
⑥陈松长、廖名春，《〈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
⑦李零：《说“黄老”》，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后收入《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作者简介：白永军，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专业09级研究生。）
一、善的萌芽——儒家体系奠基者孔子的思想
儒学奠基于孔子。①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不仅从天道观、人道观诸方面展开了儒家思想，而且也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文明进程做自觉反思的哲人，他从道德关系及文化创造上强调人的自由，并由此突出人的主体性及内在价值，从而表现了孔子的理论睿智。他有见于人的能动作用，但他并不理解人的自由创造的源泉，即在人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在孔子那里，人的文化创造，主要是以“弘道”的抽象形式展开的。孔子一生强调仁、礼的至上性、绝对性，当然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当然之则本身的偏爱，它有着更为深层的意蕴。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对道德原则之态度，孔子赋予道德原则以绝对的形式，同时即意味着对人的族类本质之强化，而后者在更广的意义上又蕴含着对作为族类存在的人之尊重。虽然孔子由强调仁、礼等道德规范的绝对性而表现出那种独断论的倾向，但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态度还不像后来的正统儒家那么偏狭。从更广的视域看，孔子以仁道为价值体系的基础，仁道则内在地包含着以人为本这一观念，正是人格的完善，构成了孔子的价值追求，而儒家的价值目标，亦由此得到了规定。综合来说，孔子的思想开启了善的萌芽。
二、善的雏型——孔孟荀思想的衍化
孔子死后,儒家发生了分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相异的衍化主要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孟、荀在上承孔子的同时，又对发端于孔子的儒学思想做了各自的发挥和引申，从而使儒家价值体系取得了不同的发展形态。
（一）孟子关于善的主要思想
孟子提出“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的统一基础，向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迈出了一步，“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②孟子认为：性善的真理不能在耳目之官中给予，这就是说，感性所能把握到的乃是经验性的事实，而性善却不在其列。只有通过思的精神活动才能洞见性善的真理。当我们把对于人性的理解，放置在经验性事实的解释的框架中去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触及真正意义上的人性。
孟子表明，一旦从经验性事实出发去理解人性，我们就不能摆脱认知性哲学系统的纠缠，人性的论说就成为一个知识或理论。理论所体现的是认识论的视野或框架。③性善，不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性事实，也不是一个理论性的设定，通过这种设定，可以解释观察到的人性现象。它更多的是一个实践的理念，也即一种目的性的善，它不是行为在某一个时刻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建构生活本身的一种方式、一条道路、一种方向。由此，性善就不是一个理论（认知）理性的陈述，而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断言，它不是为了论证人是善的，而是指出人走向自身存在的道路。按孟子之见，人性之所以普遍相近，是因为凡人都有先天的善端，正是这种善端，为迈向理想的人格提供了可能。④在孟子那里，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后世之所以孔孟并称，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儒学的如上演进过程。
（二）荀子与孔孟思想异同
孔子以仁作为人道原则的基本内涵，而仁则主要体现了一种爱的要求；孟子由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心之政，贯穿其中的仍然是广义的泛爱观念。相形之下，荀子把作为人道之极的礼与公正的要求联系起来，无疑使人道原则具有了新的内涵。不妨说，二者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原则。就总的趋势而言，从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道原则主要表现为内在之仁的泛化；相形之下，荀子的如上致思趋向事实上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其理论先导并深深的渗入到其价值体系之中。从孔子到孟子，命或天命始终是儒家关注的重点，荀子同样没有离开这一传统。荀子将命界定为具体的境遇，这就使之由形而上的解释范畴，还原为对现实情景的描述，命不再是主宰个人或社会的超验力量，它即是现实境遇本身。正是通过这种转换，荀子多少剔除了命的玄秘形式。荀子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未能成为儒学正统，却更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价值体系，从孔孟荀的思想的发展差异的衍化中，善的雏型慢慢形成。
三、善的发展——儒家价值本体的建构、内化及正统的形成
《易传》并没有离开儒学的传统，它也关注儒学的基本问题：天人问题。孔孟荀在辨析天人上诚然各有特点，但同时又表现出相近的趋向。与孔孟荀不同的是，《易传》的视域则开始由人对天的超越，转向了文化创造的自然前提，而天与人的关系，则相应的由历史的间断呈现为历史的连续。
价值本体的双重内化主要体现在《中庸》一书中，从《易传》到《中庸》再到《大学》，一方面道中庸的道德进路逐渐扬弃了价值本体的超言行，另一方面，至诚的道德境界的确定又扬弃了价值本体的外在性，前者强化了儒家内在超越的传统，后者则继孟子之后，进一步奠定了儒家心性之学的基础。
随着先秦时代的终结，儒学进入了低谷。然而随着汉帝国大一统格局的稳定，一代大儒董仲舒，在理论上重振了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价值体系取得了正统的形态。而儒学思想在此期间发展、壮大，直至走向成熟。
四、善的成熟——援道入儒以及儒学的衍化与整合
相对于道家而言，由孔子发端的先秦儒家最为关注的仍然是“人”而非“道”，具有极为强烈而浓厚的“人间情怀”。孔子虽然提出了“无为而治”，但并没有在“形而上”的层面做过多的阐发，只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孔子才在“形而上”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帛书《要》篇说孔子“老而好易”，以致“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但他自以为仅仅是“求其德而已”，“与史巫同途而殊归”⑤，即究“天道”以明“人道”。孔子于此颇为担心，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⑥但事态的发展并不以孔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儒学后来的发展历程正好印证了那句古话“不幸而言中”。秦汉以降，儒学日渐“驳杂”，颇为“不纯”。援道入儒、援法入儒、援佛入儒。
有研究者指出，《老子》的内容是由一种“无中生有”的宇宙生成说（道）和“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德）而构成的，在先秦诸子中最抽象，因此似乎可以包容一切，并为各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留有余地⑦。《老子》一书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是先秦法家的策源地，也是嗣后“黄”学的发祥地，而且还是后代杂家的集散地。但这些由《老子》发散而出的先秦诸子（或可称之为“老子后学”），与《老子》的关系仍然是“同途殊归”，貌合神离；与孔子及其后学所走过的路子相比，二者堪称“殊途同归”。关于道家的这一发展历程，在“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和运用上，体现得较为突出而又极具典型性。
“援道入儒”后，儒学一味地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出现了新儒学来担当起复兴儒学的任务，即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以天地之性来论证人性本善，表明了对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既上承了孔子，又并非孟子性善说的简单重复，就其引入气质之性，并以此解释善恶之形成而言，又吸取了荀子的某些看法。理学家将本善之性进一步完善，而同时，儒家的价值原则在理学中发生演变，从而较为完整地把握儒家价值体系演进的历史曲线，从而完整地清晰地把握善的发展历程的线索，从整体来说，儒家的价值体系的发展历程，本身是善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的发展、成熟与延伸。
注释：
①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页。
②《孟子·告子上》。
③尼格尔·多德区分了理论与规范，《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页。
④A.C Graham: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State Univ,of New York Press,1990,PP26-59
⑤陈松长、廖名春，《〈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
⑥陈松长、廖名春，《〈要〉篇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第434、435页。
⑦李零：《说“黄老”》，原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后收入《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作者简介：白永军，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专业0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