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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震云写过《头人》《官人》《官场》《单位》等官场新写实，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官场文化以及官场生态有着非常独到、细腻、鞭辟入里的刻画，可谓穷形尽相。《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显然也属于此类书写。不过时过境迁，如今这类题材的写作，已然失去当初的思想冲击力，缺乏新鲜感，如果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这篇小说的主旨面向比较陈旧，没有挖掘出官场文化新的意义生长点，也没有对官本位思想的审美表现有多少开创性的拓展，没有超越既往官场、权力、文化、心理的书写深度，只沦为表象的描摹。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已经沉淀为顽固的官场文化结构和心理意识。其外在的表现往往就是官僚主义的人格、官僚气息的种种症候和各种畸形、异化的官场生态。这些主题在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以及新文学中的《华威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书写。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触及到官僚主义的表现，可以说，这些主题都深度反映了文本所映射的时代状况。华威先生、刘世吾都是现当代文学官僚主义形象的典型。《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所写的也是肖伟提拔为农研所主任前后人格异化、心理扭曲的表现。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和形象、行为的时候还算细腻，但小说的主旨立意过于单一，一眼望到底，思想浮露，没有多少意蕴可言。茅盾曾言：“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莫泊桑、欧·亨利、契訶夫、鲁迅都是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们的小说之所以为世界范围的读者所尊奉，就是他们的小说在片段的生活中发现了背后幽深的民族、时代、国家、历史、人性的多重密码和隐秘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的还触及到民族、集体的无意识或历史的无意识层面。《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也是写肖伟当主任的一些生活片段，遗憾的是，小说的叙述停留在故事或话语的表层，并没有进行内向的挖掘，所揭示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在肖伟身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症候，并无新意。所塑造的“肖伟”这个基层官僚的形象也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缺乏典型性，因此这样的人物形象就很难负载多少文学价值，甚至也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主要靠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在对话和行动中展现人物的习性和心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用对话和行动推动故事、命运的发展，而在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基层小官僚的日常行为太为读者所熟知了，这势必无法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内容平行于生活，当读者读到这些对话或细节的时候，很难产生新的精神愉悦和审美发现。小说中的肖伟在当上农研所主任之前先是巴结、讨好，做“孙子”，在精神上谄媚，在物质上奉送。在当上主任之后，想当“主子”，于是他对所里的研究人员的刁难、设卡也都难脱传统官僚主义的一般表现。小说平铺直叙，讲述了一个农研所里发生的，在社会上习见的官场权力运作及其日常表现的故事，如果叙述只是停留在普通大众的“经验”层面，作家的创造性何在？乔治·桑塔耶纳说过：“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显然，这篇小说只是停留在“第一项”，有情节、有故事、有形象、有对话，但缺乏对“故事”的“思考”，缺乏在“故事”背后的深度开掘。
王安忆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他们的活力并不决定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由此观之，这篇小说缺乏一个具有弹性张力的叙事结构。简单的线性时间叙事，空间也仅限于农研所内外，故事讲述的时间比较模糊，从小说中人物使用公用电话来看，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阅读期待里，读者想象着在较短的篇幅内，肯定有一个不俗的结构框架，甚至幻想着故事会有令人想落天外的陡转，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但读完之后发现：原来就是这么普通、这么平庸啊！小说的结尾，似乎想弄出一点意外：县长夫人第二天出门买菜，发现门口有几堆污物，没有声张，悄悄地将它们清除了。在我看来，这非但不是一个有意味的结尾，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与整个小说的叙事逻辑是游离的甚至是相悖的。似乎在暗示肖伟对县长的不满，前去泼粪？即便这样的暗示可以坐实，但结尾与整个叙事的内在断裂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的小说理论认为，小说的目的性不能够太过于明确，还是模糊一些比较好。这篇小说的主题目的性则过于明确：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这导致了小说的目的过于逼仄而不够开阔，从而小说缺乏深厚的思想意蕴。故事讲述的时间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通常来说，“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之间，会有一种时间上的“互文性”，从而构成一种思想或叙事上的张力。可惜的是，这篇小说看不出“互文性”的内涵存在，从阅读体验和感受来说，文本只是纯粹讲述了过去年代的一个可憎可鄙的小官僚的故事，引发不了我们对现实的想象性或现实性指涉，或许这个故事太普通了吧，也或许这类题材或主题书写曾经连篇累牍，人们已经习焉不察了——除非，这类书写能翻出新意，能和前进的时代有着内在深切的关联。
责任编辑 黄月梅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已经沉淀为顽固的官场文化结构和心理意识。其外在的表现往往就是官僚主义的人格、官僚气息的种种症候和各种畸形、异化的官场生态。这些主题在清末的四大谴责小说，以及新文学中的《华威先生》都有程度不同的书写。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触及到官僚主义的表现，可以说，这些主题都深度反映了文本所映射的时代状况。华威先生、刘世吾都是现当代文学官僚主义形象的典型。《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所写的也是肖伟提拔为农研所主任前后人格异化、心理扭曲的表现。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和形象、行为的时候还算细腻，但小说的主旨立意过于单一，一眼望到底，思想浮露，没有多少意蕴可言。茅盾曾言：“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莫泊桑、欧·亨利、契訶夫、鲁迅都是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大师，他们的小说之所以为世界范围的读者所尊奉，就是他们的小说在片段的生活中发现了背后幽深的民族、时代、国家、历史、人性的多重密码和隐秘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的还触及到民族、集体的无意识或历史的无意识层面。《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也是写肖伟当主任的一些生活片段，遗憾的是，小说的叙述停留在故事或话语的表层，并没有进行内向的挖掘，所揭示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在肖伟身上的具体体现，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症候，并无新意。所塑造的“肖伟”这个基层官僚的形象也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缺乏典型性，因此这样的人物形象就很难负载多少文学价值，甚至也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篇小说的情节推动主要靠人物的对话和行动，在对话和行动中展现人物的习性和心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用对话和行动推动故事、命运的发展，而在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基层小官僚的日常行为太为读者所熟知了，这势必无法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内容平行于生活，当读者读到这些对话或细节的时候，很难产生新的精神愉悦和审美发现。小说中的肖伟在当上农研所主任之前先是巴结、讨好，做“孙子”，在精神上谄媚，在物质上奉送。在当上主任之后，想当“主子”，于是他对所里的研究人员的刁难、设卡也都难脱传统官僚主义的一般表现。小说平铺直叙，讲述了一个农研所里发生的，在社会上习见的官场权力运作及其日常表现的故事，如果叙述只是停留在普通大众的“经验”层面，作家的创造性何在？乔治·桑塔耶纳说过：“在一切表现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或被唤起的形象、被表现的东西。”显然，这篇小说只是停留在“第一项”，有情节、有故事、有形象、有对话，但缺乏对“故事”的“思考”，缺乏在“故事”背后的深度开掘。
王安忆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他们的活力并不决定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由此观之，这篇小说缺乏一个具有弹性张力的叙事结构。简单的线性时间叙事，空间也仅限于农研所内外，故事讲述的时间比较模糊，从小说中人物使用公用电话来看，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阅读期待里，读者想象着在较短的篇幅内，肯定有一个不俗的结构框架，甚至幻想着故事会有令人想落天外的陡转，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但读完之后发现：原来就是这么普通、这么平庸啊！小说的结尾，似乎想弄出一点意外：县长夫人第二天出门买菜，发现门口有几堆污物，没有声张，悄悄地将它们清除了。在我看来，这非但不是一个有意味的结尾，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与整个小说的叙事逻辑是游离的甚至是相悖的。似乎在暗示肖伟对县长的不满，前去泼粪？即便这样的暗示可以坐实，但结尾与整个叙事的内在断裂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般的小说理论认为，小说的目的性不能够太过于明确，还是模糊一些比较好。这篇小说的主题目的性则过于明确：做菩萨就盼有人烧香。这导致了小说的目的过于逼仄而不够开阔，从而小说缺乏深厚的思想意蕴。故事讲述的时间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通常来说，“讲述故事的年代”与“故事讲述的年代”之间，会有一种时间上的“互文性”，从而构成一种思想或叙事上的张力。可惜的是，这篇小说看不出“互文性”的内涵存在，从阅读体验和感受来说，文本只是纯粹讲述了过去年代的一个可憎可鄙的小官僚的故事，引发不了我们对现实的想象性或现实性指涉，或许这个故事太普通了吧，也或许这类题材或主题书写曾经连篇累牍，人们已经习焉不察了——除非，这类书写能翻出新意，能和前进的时代有着内在深切的关联。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