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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莼（1900—1979）原名岂匏，又号人杞，湖南醴陵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1918年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1919年入北京大学，参加了当年的“五四”运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追求革命真理。1922年回湖南，任醴陵西山县立浔江中学校长，1923年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25年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他担任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并兼长沙工人日报社社长。大革命失败后，杨东莼东渡日本，同党失去联系，在日本从事唯物论的研究、翻译和著述工作。1930年回国，曾先后多次到广西，出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和广西大学校长，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为广西的教育事业、为传播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积极贡献。
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
广西当局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什么要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称师专）呢？当年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在该校开学典礼上谈到：“可以说政府创办师专，就是要着手改建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本来教育是跟着经济和政治走的，这就是说，教育应和经济取一致的步调，应和政治取一致的步调。现在既要改建农村的经济和政治，自然就应有一种和这样的改建相适应的教育。师专学生，每个人都应负起改建农村的责任，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你们不单要训练成科学的头脑，同时要训练成农民的身手。”“假如师专学生，是我们改造农村的动力，那么师专便是一座总发电机，将来把电源接到全省的乡村去，把电送出去，使全省的乡村都放出光明，这便是政府创办师专的目的。”广西要创办师专，由谁来办好？后经当年白崇禧的高参刘斐（杨东莼小学时的同学）推荐，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和李任仁的同意，于是由政府聘请杨东莼为师专第一任校长。
杨东莼受聘后，于1932年8月由上海到达南宁（当时广西省政府尚在南宁），与广西当局具体磋商师专办学大计，他坦诚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受到李任仁的认可和积极支持。之后，杨东莼于当年的10月初来到桂林，12日在良丰举行师专第一届学生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教育厅长李任仁将师专学校的大印亲自授予杨东莼校长，并对杨校长的学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杨东莼在典礼上作了长篇答词，阐述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和办校目的、要求以及课程的设置等。他指出：“如果广西现有的学校或过去师范学校能够担负省政府对师专所规定的任务，那么现在便用不着再办一个师专，浪费公币。但在事实上，却有许多困难，惟其如此，省政府才毅然决然花这许多钱来创办师专。这就无异乎说，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
接着，他根据李厅长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师专的办学目的，同时对自己、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我们要从今日起，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努力干下去。”“我远从上海来，一不是想来赚钱，二不是想来培植个人势力，我对于你们用不着客气，也用不着巴结。假使我不尽责，你们可以不客气地监督我，我自己觉得真正无能力干下去时，我便告退。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这是我今天咬紧牙根、斩钉截铁对同学们说的话。”这既是杨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答词，也是他就任校长的一篇誓言。这年他仅32岁，但分析问题深入浅出、观点鲜明、语言简练、逻辑性强，加上态度诚恳，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让同学们充满信心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给师专的未来带来了一种新的希望。
为了把师专办成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造就一批适合于改造农村经济和政府的人才，杨东莼首先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一般专业学科外，增设了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哲学概论、自然辩证法、政治学、文学概论、世界形势等。他很重视学习社会科学，使学生通过学习，认识社会变革的道理，了解当前革命形势与前途，从而解决青年的革命人生观问题。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自由研究”，采取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办法，还辅以必要的社会调查。如学农村经济一课，结合开展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由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学得活泼生动，学习效果也好。无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他都强调“集体生活”，重视团体训练，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杨东莼是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广西师专的，为了把师专办好，他电邀朱笃一（朱克靖）和王伯达前来任教。朱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到师专后担任教务主任，教《世界大势》，王伯达则教《社会发展史》。稍后，他又聘来了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人金奎光讲《教育概论》。1933年又聘来了经济学家薛暮桥讲《中国农村经济》，杜敬斋教《政治经济学》，彭仲文教哲学，廖庶谦教《自然辩证法》。
当时这些课程，都没有统一的教材，由任课教师编写讲义讲授。有些教师采用一些名著作为教本进行讲授，如《教育概论》，取材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政治经济学》以苏联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为蓝本，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作通俗的讲授；《社会发展史》以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为基本教材，讲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大势》主要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种种矛盾，使学生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中国农村经济》着重讲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生活的困苦等。杨校长讲的《伦理学》则着重讲唯物辩证法。
此外，学校还买了一大批图书，当时国内出版的进步书刊，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了，而且很多复本，供学生自由阅读。要改造世界，首先是要认识世界，杨校长为师专设置的这些课程，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们的头脑，从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样有领导、有计划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广西师专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薛暮桥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广西的教育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其后，朱笃一的身份被白崇禧知道了，朱也表示即将离开广西，白崇禧当时还不愿意留下迫害进步人士的恶名，结果将朱“礼送出境”，杨东莼也不得不离开师专。那是1934年的4月，正是晚春季节，百花盛开，杜鹃火红，师专同学突然听到杨校长辞职的消息，真像是晴天霹雳，大家都感到惋惜，心里都十分难受。杨东莼在离校告别会上，语重心长地作了简短讲话。他说，离合本来是人生常事，天下无不散筵席，他要离开师专是早在意料之中，大家不要为他离校而大惊小怪，要把眼光看得远些，将来还会有重逢的一天。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平静下来了。杨东莼离开师专后，回到上海依旧从事他的写作。
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
杨东莼回到上海后，1935年经曹亮证明，恢复了组织关系，联系人是王学文，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推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40人为执委，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15人为常委，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东莼经党的同意，参加了“救国会”。
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南京当局采用分化手段，先解决广东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坚持反蒋，并以联合各党派团体抗日为号召，一面争取李济深、蔡廷锴的支持，一面电邀“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救国会”经过研究，认为沈老入桂不宜，而杨东莼与桂系有过历史关系，便于开展工作，遂决定派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广西走一趟，作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李、白为什么要电邀当时在政坛上具有崇高声望的“救国会”领导沈钧儒来广西？无非是：一、想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二、他们知道“救国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想从“救国会”方面得知中共对时局的态度。
杨东莼经香港到南宁，为摸清和掌握李、白的动向，到南宁后住在刘斐的寓所。刘斐是杨东莼的同乡，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他一直是白崇禧的左右手。刘斐说，李、白抗日固然是假的，即使反蒋也反得不彻底，只要蒋的银子一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当时则力主“开府”（即建立新的抗日政府），与南京政府决裂。李、白邀救国会沈老来，不过是想增加自己与蒋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已。
杨东莼摸清情况后，会见了李、白、黄（旭初）。杨联系当时国内形势，把“救国会”对时局的主张，也就是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清楚而透彻地说明。同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认为日军正在窥伺华北，如果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李、白、黄听了杨东莼的这番分析和精辟见解，十分高兴，既解除了他们对“开府”之围的烦恼，也坚定了与蒋介石和解、一致对外的意向。
随后，杨东莼在广西各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的联席会议上，针对“开府”问题的争论，杨东莼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详细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了主战的利害关系。杨说：“现在日军已占领东北三省，正在窥伺华北，如果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希望与会诸君能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始为上策。”杨东莼的发言，无异于“舌战群儒”，与会者都默默无语，不再争论了。
杨东莼的广西之行，终于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李、白、黄和各方面的人士所接受。同时他也给李、白、黄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眼里，杨东莼不仅是才高学广，而且在政治上非常敏锐，见解深邃，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
1936年12月初，杨东莼因病到南岳刘斐寓所休养，12月13日，西安事变后一天，李、白电令刘斐返桂，刘邀好友同行。到了桂林，杨再次见到李、白。他们很想听听杨对时局的看法，杨说：“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货真价实的，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是由这个统一战线来决定。”杨在桂林没住几天，就回上海去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果真不出杨东莼的预料。由此，更增加了李、白对杨的信任。
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杨东莼由武汉撤到长沙。据杨东莼自己的记述：“长沙大火前，因李济深的邀请，离开长沙，打算赴渝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路过桂林，被黄旭初、白崇禧留下来了，要求我留在桂林工作。黄找我谈过三次，说：‘冯璜、刘士衡办的民团干部学校不合局势的需要，决定停办。请你另拟计划，重新筹设训练建设干部的学校。’我当即答复：‘只能代拟计划，不能留桂工作。’后经李任仁再三劝说，要我勉为其难，同时也得到了党的同意，我才说：‘要我办的话，请你转告白、黄，用人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与方法一定要依照我所拟的计划，并且我社会关系复杂，来往的人各党派都有，白、黄不可因此而任听特务的造谣与离间。如能答应这三条，我可以再作冯妇。’由于李任仁的斡旋，结果白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并邀我出席，当场一致通过我的计划，并把我所提的条件，由白提出加以解说与承认。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主持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工作。校内我用了周钢鸣、司马文森、蔡冷枫（即蔡北华）、黄新波、屠天侠、路伟良、姜君辰等二十几位同志担任指导员，又请秦柳方、张海鳌等负责教务工作，千家驹、胡愈之和夏衍同志等经常来校作报告。在此期间，我还参加桂林市文化界的各种活动，与李克农同志取得联系，经常为党做些情报工作。校内的训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正由于这一点，引起了反动派特务的密切注意，所以皖南事变发生后，我终于被迫离桂赴港。”（《杨东莼自传》）
干校于1939年1月开始筹备，同年3月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桂林东郊的天圣山。校长名义上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杨东莼为教育长。根据事前商定，有关日常校务、训练计划以及人事的聘用，由教育长全权处理。由于杨东莼的主持，干校实际上是师专的进一步发展，干校的指导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师专的学生，师专的一些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干校得到继续发扬。所不同的是，师专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师资，学习时间较长；干校的任务是培训县以下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属短期训练班性质。当年杨东莼在师专时已经与党失去联系，师专的前期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杨东莼在干校的时候已经恢复了组织关系，在指导员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且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干校参照了延安“抗大”的经验，使该校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曾被誉为“南方抗大”。
学校自1939年初到1940年底，共办了四期，培养干部1400多名。通过干校这座革命熔炉锻炼过的大批中共党员和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为抗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正是因为这样，随着时局的逆转，给干校带来了一些问题，有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受到歧视，有的受到监视，一些特务和反动分子不断给黄旭初写信告状，说“干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这样一来，黄旭初对干校很不放心，这位过去很少过问校务的挂名校长，突然亲自“莅校训话”。在这种形势面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政治敏感的杨东莼，意识到干校已难以继续办下去，遂决定“急流勇退”。经过李克农的同意，1940年5月，杨东莼“因病”向黄旭初提出辞呈，6月15日，请辞照准，教育长职务由张健甫代理。
杨东莼辞职获准后，编写了一部90万字的《两年来的干校》，他亲手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两年来本校的自我批判》，洋洋数万言，编入卷首，是研究广西战时教育的珍贵参考资料。杨东莼自1940年6月底离开天圣山，先到临桂会仙乡李任仁先生的老家隐居了两个多月，9月间又迁居桂林市木龙洞附近的李任仁寓所。这时，黄旭初还几次去看望他，请他写一本论述从政用人之道的书，作为黄对省训练团县长训练班讲课的教材。杨花了4个月功夫把书写成，定名为《干部政策》，署名“黄旭初著”，后由文化供应社正式出版。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形势进一步恶化，桂林“八办”被迫撤回延安。撤退前，李克农约见《救亡日报》负责人林林。林林问李克农：“《救亡日报》何时停刊？”李说：“可问杨东莼同志，他能掌握政治气候。”不久，生活书店被封，等到2月下旬，杨东莼通过别人约见林林，并对林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了，否则情况会更不好。”林林问：“终刊号骂不骂人？”杨答：“不骂也罢，留点余地。”就这样，《救亡日报》遂于1941年2月28日出版了终刊号，翌日停刊。杨东莼感到在广西也不好再呆下去，便于4月离开桂林，从钦州去了香港，还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派小汽车把他送走的，这就是广西当局所谓的“礼送出境”。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杨东莼由香港回到北京。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杨东莼的时候，谈到杨东莼今后的工作问题，总理提出了两个方案，让杨考虑和选择：一是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二是回广西任大学校长。接着李维汉以及准备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也找杨谈话，劝他回广西工作。尽管老朋友潘汉年也力邀他去上海共事，但自从30年代起，杨东莼曾经4次入桂，2次主持教育工作，似乎已与广西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广西任职。不久，杨即被正式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
1950年2月底，杨东莼和张云逸同志一道由北京回到桂林。3月2日，杨在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长刘宏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将军桥的广西大学就职视事。
广西大学于1928年在梧州创建，初为省立，首任校长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爱国者、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博士。后来，马君武又再度任校长，并把“西大”办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39年改为国立。日寇侵桂，校址辗转迁徙，由桂林（农学院在柳州沙塘）西迁贵州榕江，抗战胜利后，又从榕江迁返桂林。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时，“西大”有文、法商、理工、农四个学院。文、法商、理工三个学院在桂林将军桥本部，农学院及全校一年级学生则在良丰分部。桂林解放前夕，校长盘珠祁及主要行政负责人已离校他去，留校师生员工成立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由张映南（法商学院院长）、孙仲逸（农学院院长）、郑建宣（理工学院院长）三人主持校务。中共地下党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地完成了组织师生员工护校、迎接解放的任务。桂林解放后，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张映南任主任委员，张先辰任副主任委员会兼秘书长，取代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复课，迎接军管会接管。1949年12月16日，军管会接管人员进驻广西大学，12月28日接管完毕。杨东莼来校时，除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警卫和司机外，没有随带任何人。在中共桂林市委的具体领导下，他依靠学校的党团组织，团结原有班子，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
自1950年3月至1953年底，杨东莼在广西大学校长任内，先后进行接收、改革教学、调整院系，以及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等，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夏，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撤消“西大”，他奉调武汉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撤消广西大学后，中南教育部原拟在广西筹建广西师专，杨东莼根据广西实际，积极反映情况，建议广西大学撤销后成立广西师范学院，人员和规模都不要做太大的变动，这一建议得到中南教育部的认可。这样，不仅为广西争得了一个大学的建制，也留下了一批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成为广西师范学院的骨干力量。
杨东莼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语言大师。
早在20年代，杨东莼就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娴于辞汇，无论是对学校师生进行工作报告，还是对群众讲话或日常应接，他的言辞都非常出色。他的讲话不仅内容丰富，议论精辟，密切联系实际，而且辞锋锐利、幽默生动，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听者往往为之动容。他讲话或作报告有几个特点：一是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二是熟悉并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讲话针对性强，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令人折服；三是学识渊博，熟悉历史掌故，讲话中常加引用，既富于知识性，又富于趣味性。因此，只要他一讲话，无论时间多长，全场总是鸦雀无声，当讲到微妙精彩之处，又不时引发出阵阵笑声，全场听众的情绪被紧紧控制。凡是听过杨东莼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他是一个“语言大师”。
广西师范大学林焕平教授回忆：1951年10月，学校奉上级指示，组织师生700人参加土改工作团，前往桂南钦州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并任命他为土改工作团团长。林刚到学校不久，对学校师生的情况不熟，加上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改，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极难做，有畏难情绪，于是向杨校长反映说：“我负担不起这个重任呵！”杨校长却满怀自信地说：“老兄，行！有省、地、县土改委员会的领导，相信你一定可以胜利完成任务。”随后派熟悉师生情况、刚毕业留校工作的团委书记周克彬做工作团的秘书长，协助团长工作。当时，师生中有不少人是地主家庭出身，而且刚解放不久，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农民一天两餐都是吃稀饭和红薯，要师生下乡去做大半年的工作，还要实行“三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啊！杨校长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他把全体参加土改工作的师生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动员报告。杨校长既善于抓住师生的复杂思想，又善于掌握师生的微妙心理，动员报告饶有风趣、雅俗共赏、娓娓动听。他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吃人本质、中国革命的性质，讲到土地改革的革命意义和土改政策，再说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既是帮助农民翻身，又是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动员大会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11点半，足足讲了4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师生听得像喝了红葡萄酒一样兴奋。动员报告讲完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林焕平握住杨校长的手说：“老兄，你真是一个魔术师般的大演说家呀！”在杨校长的动员之后，工作团的师生满怀高昂的革命热情出发，到火热的土改第一线去了。
另据当年“西大”学生、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焕林回忆：杨校长到校后，对全体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常常给师生员工作报告。他讲话从不拿讲稿，也不让别人写讲稿。他的报告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虽然触及灵魂，仍使大家经常哄堂大笑。他很善于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幽默风趣的讲话之中，师生们极喜欢听他作报告，静坐三、四个钟头也毫无倦意，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地聆听。最令人佩服的是，听报告的听众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经历、地位各异，但大都各有各的收获。刘焕林还记得，杨校长在一次讲话中谆谆告诫某些同学千万不要有了一点知识就翘尾巴，瞧不起家中的“黄脸婆”，对她们嫌这嫌那，甚至想甩掉她们另找对象，说她们虽然常和牛打交道，和田地打交道，衣服、手脚都比我们脏，可她们的灵魂却大都比我们纯洁。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不同，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才上大学的情况有的是。来自农村早婚的同学有的确实存在抛弃“黄脸婆”的思想，因此听完杨校长的报告回到宿舍，有人就暗中互问：“为什么这些同学的思想校长都知道？”
现广西“师大”计算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廖井丹也举了同样的事例。他说：“90年代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碰见过一位在加州柏克利大学工作的姓叶的美籍华人，他曾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广西大学学生，谈起杨校长来也是难以忘怀。特别提到杨校长讲课或是作报告时，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诙谐风趣、极富感染力，学生非常爱听，不仅是座无虚席，就是窗户上也总是爬满了人，他本人当年就是常常爬窗听讲者之一。”以上事例，说明了杨东莼不愧是一个“语言大师”，是一位“魔术师般的演说家”。
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
广西当局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为什么要办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称师专）呢？当年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在该校开学典礼上谈到：“可以说政府创办师专，就是要着手改建农村的经济和政治。本来教育是跟着经济和政治走的，这就是说，教育应和经济取一致的步调，应和政治取一致的步调。现在既要改建农村的经济和政治，自然就应有一种和这样的改建相适应的教育。师专学生，每个人都应负起改建农村的责任，要和社会打成一片。你们不单要训练成科学的头脑，同时要训练成农民的身手。”“假如师专学生，是我们改造农村的动力，那么师专便是一座总发电机，将来把电源接到全省的乡村去，把电送出去，使全省的乡村都放出光明，这便是政府创办师专的目的。”广西要创办师专，由谁来办好？后经当年白崇禧的高参刘斐（杨东莼小学时的同学）推荐，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和李任仁的同意，于是由政府聘请杨东莼为师专第一任校长。
杨东莼受聘后，于1932年8月由上海到达南宁（当时广西省政府尚在南宁），与广西当局具体磋商师专办学大计，他坦诚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受到李任仁的认可和积极支持。之后，杨东莼于当年的10月初来到桂林，12日在良丰举行师专第一届学生开学暨校长就职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教育厅长李任仁将师专学校的大印亲自授予杨东莼校长，并对杨校长的学术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杨东莼在典礼上作了长篇答词，阐述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和办校目的、要求以及课程的设置等。他指出：“如果广西现有的学校或过去师范学校能够担负省政府对师专所规定的任务，那么现在便用不着再办一个师专，浪费公币。但在事实上，却有许多困难，惟其如此，省政府才毅然决然花这许多钱来创办师专。这就无异乎说，师专是对现有的学校或过去的师范学校革命而产生的——这便是创办师专的特殊意义。”
接着，他根据李厅长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师专的办学目的，同时对自己、对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我们要从今日起，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宗旨，努力干下去。”“我远从上海来，一不是想来赚钱，二不是想来培植个人势力，我对于你们用不着客气，也用不着巴结。假使我不尽责，你们可以不客气地监督我，我自己觉得真正无能力干下去时，我便告退。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这是我今天咬紧牙根、斩钉截铁对同学们说的话。”这既是杨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答词，也是他就任校长的一篇誓言。这年他仅32岁，但分析问题深入浅出、观点鲜明、语言简练、逻辑性强，加上态度诚恳，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让同学们充满信心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给师专的未来带来了一种新的希望。
为了把师专办成一所新型的师范学校，造就一批适合于改造农村经济和政府的人才，杨东莼首先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一般专业学科外，增设了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学、农村经济、哲学概论、自然辩证法、政治学、文学概论、世界形势等。他很重视学习社会科学，使学生通过学习，认识社会变革的道理，了解当前革命形势与前途，从而解决青年的革命人生观问题。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自由研究”，采取课堂讲课与学生自学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办法，还辅以必要的社会调查。如学农村经济一课，结合开展广西农村经济调查，由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学得活泼生动，学习效果也好。无论在生活上和思想上，他都强调“集体生活”，重视团体训练，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杨东莼是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广西师专的，为了把师专办好，他电邀朱笃一（朱克靖）和王伯达前来任教。朱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到师专后担任教务主任，教《世界大势》，王伯达则教《社会发展史》。稍后，他又聘来了曾经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朝鲜人金奎光讲《教育概论》。1933年又聘来了经济学家薛暮桥讲《中国农村经济》，杜敬斋教《政治经济学》，彭仲文教哲学，廖庶谦教《自然辩证法》。
当时这些课程，都没有统一的教材，由任课教师编写讲义讲授。有些教师采用一些名著作为教本进行讲授，如《教育概论》，取材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政治经济学》以苏联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为蓝本，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作通俗的讲授；《社会发展史》以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为基本教材，讲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大势》主要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种种矛盾，使学生认识到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中国农村经济》着重讲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生活的困苦等。杨校长讲的《伦理学》则着重讲唯物辩证法。
此外，学校还买了一大批图书，当时国内出版的进步书刊，凡是能买到的都买来了，而且很多复本，供学生自由阅读。要改造世界，首先是要认识世界，杨校长为师专设置的这些课程，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们的头脑，从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样有领导、有计划地在青年中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使广西师专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薛暮桥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广西的教育和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其后，朱笃一的身份被白崇禧知道了，朱也表示即将离开广西，白崇禧当时还不愿意留下迫害进步人士的恶名，结果将朱“礼送出境”，杨东莼也不得不离开师专。那是1934年的4月，正是晚春季节，百花盛开，杜鹃火红，师专同学突然听到杨校长辞职的消息，真像是晴天霹雳，大家都感到惋惜，心里都十分难受。杨东莼在离校告别会上，语重心长地作了简短讲话。他说，离合本来是人生常事，天下无不散筵席，他要离开师专是早在意料之中，大家不要为他离校而大惊小怪，要把眼光看得远些，将来还会有重逢的一天。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也就平静下来了。杨东莼离开师专后，回到上海依旧从事他的写作。
代表“救国会”入桂“共商国是”
杨东莼回到上海后，1935年经曹亮证明，恢复了组织关系，联系人是王学文，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推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40人为执委，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15人为常委，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杨东莼经党的同意，参加了“救国会”。
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南京当局采用分化手段，先解决广东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坚持反蒋，并以联合各党派团体抗日为号召，一面争取李济深、蔡廷锴的支持，一面电邀“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入桂“共商国是”。“救国会”经过研究，认为沈老入桂不宜，而杨东莼与桂系有过历史关系，便于开展工作，遂决定派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广西走一趟，作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李、白为什么要电邀当时在政坛上具有崇高声望的“救国会”领导沈钧儒来广西？无非是：一、想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二、他们知道“救国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想从“救国会”方面得知中共对时局的态度。
杨东莼经香港到南宁，为摸清和掌握李、白的动向，到南宁后住在刘斐的寓所。刘斐是杨东莼的同乡，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他一直是白崇禧的左右手。刘斐说，李、白抗日固然是假的，即使反蒋也反得不彻底，只要蒋的银子一到手，问题也就解决了。而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当时则力主“开府”（即建立新的抗日政府），与南京政府决裂。李、白邀救国会沈老来，不过是想增加自己与蒋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已。
杨东莼摸清情况后，会见了李、白、黄（旭初）。杨联系当时国内形势，把“救国会”对时局的主张，也就是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清楚而透彻地说明。同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的前途，认为日军正在窥伺华北，如果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应该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李、白、黄听了杨东莼的这番分析和精辟见解，十分高兴，既解除了他们对“开府”之围的烦恼，也坚定了与蒋介石和解、一致对外的意向。
随后，杨东莼在广西各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的联席会议上，针对“开府”问题的争论，杨东莼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详细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了主战的利害关系。杨说：“现在日军已占领东北三省，正在窥伺华北，如果蒋桂交战，只对日军有利，希望与会诸君能变‘反蒋抗日’为‘迫蒋抗日’、‘促蒋抗日’、‘联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始为上策。”杨东莼的发言，无异于“舌战群儒”，与会者都默默无语，不再争论了。
杨东莼的广西之行，终于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李、白、黄和各方面的人士所接受。同时他也给李、白、黄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眼里，杨东莼不仅是才高学广，而且在政治上非常敏锐，见解深邃，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
1936年12月初，杨东莼因病到南岳刘斐寓所休养，12月13日，西安事变后一天，李、白电令刘斐返桂，刘邀好友同行。到了桂林，杨再次见到李、白。他们很想听听杨对时局的看法，杨说：“中国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货真价实的，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是由这个统一战线来决定。”杨在桂林没住几天，就回上海去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果真不出杨东莼的预料。由此，更增加了李、白对杨的信任。
主持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杨东莼由武汉撤到长沙。据杨东莼自己的记述：“长沙大火前，因李济深的邀请，离开长沙，打算赴渝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路过桂林，被黄旭初、白崇禧留下来了，要求我留在桂林工作。黄找我谈过三次，说：‘冯璜、刘士衡办的民团干部学校不合局势的需要，决定停办。请你另拟计划，重新筹设训练建设干部的学校。’我当即答复：‘只能代拟计划，不能留桂工作。’后经李任仁再三劝说，要我勉为其难，同时也得到了党的同意，我才说：‘要我办的话，请你转告白、黄，用人由我负责，训练内容与方法一定要依照我所拟的计划，并且我社会关系复杂，来往的人各党派都有，白、黄不可因此而任听特务的造谣与离间。如能答应这三条，我可以再作冯妇。’由于李任仁的斡旋，结果白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并邀我出席，当场一致通过我的计划，并把我所提的条件，由白提出加以解说与承认。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主持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工作。校内我用了周钢鸣、司马文森、蔡冷枫（即蔡北华）、黄新波、屠天侠、路伟良、姜君辰等二十几位同志担任指导员，又请秦柳方、张海鳌等负责教务工作，千家驹、胡愈之和夏衍同志等经常来校作报告。在此期间，我还参加桂林市文化界的各种活动，与李克农同志取得联系，经常为党做些情报工作。校内的训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正由于这一点，引起了反动派特务的密切注意，所以皖南事变发生后，我终于被迫离桂赴港。”（《杨东莼自传》）
干校于1939年1月开始筹备，同年3月正式开学，校址设在桂林东郊的天圣山。校长名义上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杨东莼为教育长。根据事前商定，有关日常校务、训练计划以及人事的聘用，由教育长全权处理。由于杨东莼的主持，干校实际上是师专的进一步发展，干校的指导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师专的学生，师专的一些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干校得到继续发扬。所不同的是，师专主要任务是培养中学师资，学习时间较长；干校的任务是培训县以下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属短期训练班性质。当年杨东莼在师专时已经与党失去联系，师专的前期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而杨东莼在干校的时候已经恢复了组织关系，在指导员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学生中发展了党员，且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干校参照了延安“抗大”的经验，使该校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所新型的干部学校，曾被誉为“南方抗大”。
学校自1939年初到1940年底，共办了四期，培养干部1400多名。通过干校这座革命熔炉锻炼过的大批中共党员和骨干，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为抗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正是因为这样，随着时局的逆转，给干校带来了一些问题，有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工作受到歧视，有的受到监视，一些特务和反动分子不断给黄旭初写信告状，说“干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攻击杨东莼要“赤化广西”。这样一来，黄旭初对干校很不放心，这位过去很少过问校务的挂名校长，突然亲自“莅校训话”。在这种形势面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和政治敏感的杨东莼，意识到干校已难以继续办下去，遂决定“急流勇退”。经过李克农的同意，1940年5月，杨东莼“因病”向黄旭初提出辞呈，6月15日，请辞照准，教育长职务由张健甫代理。
杨东莼辞职获准后，编写了一部90万字的《两年来的干校》，他亲手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两年来本校的自我批判》，洋洋数万言，编入卷首，是研究广西战时教育的珍贵参考资料。杨东莼自1940年6月底离开天圣山，先到临桂会仙乡李任仁先生的老家隐居了两个多月，9月间又迁居桂林市木龙洞附近的李任仁寓所。这时，黄旭初还几次去看望他，请他写一本论述从政用人之道的书，作为黄对省训练团县长训练班讲课的教材。杨花了4个月功夫把书写成，定名为《干部政策》，署名“黄旭初著”，后由文化供应社正式出版。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形势进一步恶化，桂林“八办”被迫撤回延安。撤退前，李克农约见《救亡日报》负责人林林。林林问李克农：“《救亡日报》何时停刊？”李说：“可问杨东莼同志，他能掌握政治气候。”不久，生活书店被封，等到2月下旬，杨东莼通过别人约见林林，并对林说：“看来《救亡日报》到了停刊的时候了，否则情况会更不好。”林林问：“终刊号骂不骂人？”杨答：“不骂也罢，留点余地。”就这样，《救亡日报》遂于1941年2月28日出版了终刊号，翌日停刊。杨东莼感到在广西也不好再呆下去，便于4月离开桂林，从钦州去了香港，还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派小汽车把他送走的，这就是广西当局所谓的“礼送出境”。
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杨东莼由香港回到北京。一次，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杨东莼的时候，谈到杨东莼今后的工作问题，总理提出了两个方案，让杨考虑和选择：一是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二是回广西任大学校长。接着李维汉以及准备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也找杨谈话，劝他回广西工作。尽管老朋友潘汉年也力邀他去上海共事，但自从30年代起，杨东莼曾经4次入桂，2次主持教育工作，似乎已与广西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广西任职。不久，杨即被正式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
1950年2月底，杨东莼和张云逸同志一道由北京回到桂林。3月2日，杨在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长刘宏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将军桥的广西大学就职视事。
广西大学于1928年在梧州创建，初为省立，首任校长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爱国者、国民党元老马君武博士。后来，马君武又再度任校长，并把“西大”办成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1939年改为国立。日寇侵桂，校址辗转迁徙，由桂林（农学院在柳州沙塘）西迁贵州榕江，抗战胜利后，又从榕江迁返桂林。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时，“西大”有文、法商、理工、农四个学院。文、法商、理工三个学院在桂林将军桥本部，农学院及全校一年级学生则在良丰分部。桂林解放前夕，校长盘珠祁及主要行政负责人已离校他去，留校师生员工成立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由张映南（法商学院院长）、孙仲逸（农学院院长）、郑建宣（理工学院院长）三人主持校务。中共地下党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地完成了组织师生员工护校、迎接解放的任务。桂林解放后，成立了临时校务委员会，由张映南任主任委员，张先辰任副主任委员会兼秘书长，取代临时校务辅助委员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复课，迎接军管会接管。1949年12月16日，军管会接管人员进驻广西大学，12月28日接管完毕。杨东莼来校时，除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警卫和司机外，没有随带任何人。在中共桂林市委的具体领导下，他依靠学校的党团组织，团结原有班子，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
自1950年3月至1953年底，杨东莼在广西大学校长任内，先后进行接收、改革教学、调整院系，以及对全校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等，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夏，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撤消“西大”，他奉调武汉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撤消广西大学后，中南教育部原拟在广西筹建广西师专，杨东莼根据广西实际，积极反映情况，建议广西大学撤销后成立广西师范学院，人员和规模都不要做太大的变动，这一建议得到中南教育部的认可。这样，不仅为广西争得了一个大学的建制，也留下了一批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成为广西师范学院的骨干力量。
杨东莼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语言大师。
早在20年代，杨东莼就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娴于辞汇，无论是对学校师生进行工作报告，还是对群众讲话或日常应接，他的言辞都非常出色。他的讲话不仅内容丰富，议论精辟，密切联系实际，而且辞锋锐利、幽默生动，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听者往往为之动容。他讲话或作报告有几个特点：一是不念讲稿，语言生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二是熟悉并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讲话针对性强，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令人折服；三是学识渊博，熟悉历史掌故，讲话中常加引用，既富于知识性，又富于趣味性。因此，只要他一讲话，无论时间多长，全场总是鸦雀无声，当讲到微妙精彩之处，又不时引发出阵阵笑声，全场听众的情绪被紧紧控制。凡是听过杨东莼演讲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他是一个“语言大师”。
广西师范大学林焕平教授回忆：1951年10月，学校奉上级指示，组织师生700人参加土改工作团，前往桂南钦州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并任命他为土改工作团团长。林刚到学校不久，对学校师生的情况不熟，加上知识分子下乡参加土改，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极难做，有畏难情绪，于是向杨校长反映说：“我负担不起这个重任呵！”杨校长却满怀自信地说：“老兄，行！有省、地、县土改委员会的领导，相信你一定可以胜利完成任务。”随后派熟悉师生情况、刚毕业留校工作的团委书记周克彬做工作团的秘书长，协助团长工作。当时，师生中有不少人是地主家庭出身，而且刚解放不久，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农民一天两餐都是吃稀饭和红薯，要师生下乡去做大半年的工作，还要实行“三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啊！杨校长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他把全体参加土改工作的师生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动员报告。杨校长既善于抓住师生的复杂思想，又善于掌握师生的微妙心理，动员报告饶有风趣、雅俗共赏、娓娓动听。他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吃人本质、中国革命的性质，讲到土地改革的革命意义和土改政策，再说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既是帮助农民翻身，又是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动员大会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11点半，足足讲了4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师生听得像喝了红葡萄酒一样兴奋。动员报告讲完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林焕平握住杨校长的手说：“老兄，你真是一个魔术师般的大演说家呀！”在杨校长的动员之后，工作团的师生满怀高昂的革命热情出发，到火热的土改第一线去了。
另据当年“西大”学生、现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刘焕林回忆：杨校长到校后，对全体师生员工的思想和生活都非常关心，常常给师生员工作报告。他讲话从不拿讲稿，也不让别人写讲稿。他的报告讲得头头是道、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虽然触及灵魂，仍使大家经常哄堂大笑。他很善于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幽默风趣的讲话之中，师生们极喜欢听他作报告，静坐三、四个钟头也毫无倦意，自始至终聚精会神地聆听。最令人佩服的是，听报告的听众文化程度不同，社会经历、地位各异，但大都各有各的收获。刘焕林还记得，杨校长在一次讲话中谆谆告诫某些同学千万不要有了一点知识就翘尾巴，瞧不起家中的“黄脸婆”，对她们嫌这嫌那，甚至想甩掉她们另找对象，说她们虽然常和牛打交道，和田地打交道，衣服、手脚都比我们脏，可她们的灵魂却大都比我们纯洁。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不同，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才上大学的情况有的是。来自农村早婚的同学有的确实存在抛弃“黄脸婆”的思想，因此听完杨校长的报告回到宿舍，有人就暗中互问：“为什么这些同学的思想校长都知道？”
现广西“师大”计算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廖井丹也举了同样的事例。他说：“90年代初，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碰见过一位在加州柏克利大学工作的姓叶的美籍华人，他曾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广西大学学生，谈起杨校长来也是难以忘怀。特别提到杨校长讲课或是作报告时，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诙谐风趣、极富感染力，学生非常爱听，不仅是座无虚席，就是窗户上也总是爬满了人，他本人当年就是常常爬窗听讲者之一。”以上事例，说明了杨东莼不愧是一个“语言大师”，是一位“魔术师般的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