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青年译者孙仲旭在广州去世，享年41岁。这一消息在8月29日深夜由媒体人雷剑峤受孙仲旭家属所托在微博公布，随后经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确认，“孙仲旭因患有抑郁症而离世”。孙先生的儿子也向业内人士证实了这一说法，并称“爸爸已经解脱了”。虽然事发突然，但这个消息却迅速在微博圈子里引发震动，很多出版界人士和读者在获悉孙仲旭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发出惊叹与惋惜之声：@蒋方舟感叹“不敢相信，不愿相信！”法语翻译家@余中先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很喜欢孙仲旭的译文，给他做过编辑，一直以为他很年轻，很有为。前年年底还去广州跟他一起逛街吃饭。愿他安息。”@作家阿乙说，“读过孙先生五六本译作，受益很多，广州见过一次，谦卑之人，就活在书本上吧。”
　　当然，更多的网友是通过网络搜索后惊觉这个看似陌生的名字，原来自己早已拜读过他所翻译的那些文学作品——孙仲旭虽然是业余从事文学翻译的，但他是一个勤奋的译者，迄今为止已出版译作包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31种（包括再版版本）。尤其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中文译本中，除了首位译者施咸荣翻译的版本之外，译林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的由孙仲旭翻译的版本最受关注，迄今已售出近10万册。这样一位积极努力的翻译家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要选择放弃这个世界，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不愿再谈及，“也许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在这个时候，缅怀他就好了，再去刨根问底孙仲旭为何要得抑郁症为何要离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据悉，孙仲旭十分热爱翻译这个“兼职”，曾经声称：“爱上翻译是种难以戒除的瘾”，作为国内目前少有的优秀译者之一，他的离世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翻译家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据了解，目前国内诸多译者的收入都很低，但他们为此付出的脑力与体力却远远超乎寻常工作。孙仲旭在自己写过的一篇《翻译是一个体力活》一文中，讲述了他译一本书的工作程序，一共分为9个步骤，十分耗时。他还称，因为“功夫在诗外”的原因，平时为了积累，还要为需要而读书。即便如此，据新经典文化公司外文工作室负责人岳先生说，如孙仲旭这般资深翻译家的千字70-80元的稿费在国营出版社中已经算高的，很多年轻人甚至只能拿到千字40-50元的报酬。
　　孙仲旭去世后，不少业内人士开始担忧如今的青年翻译者们的生存现状，甚为巧合的是，就在刚过去不久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了一场名为“借镜观看”的青年翻译家上海沙龙。作为上海文学翻译界已形成梯队的青年翻译家群体，到场的嘉宾袁筱一、黄旻宁、冯涛、于是、btr、周嘉宁等乐观、坦诚地与读者们分享了他们的翻译经历与文学体验——令人欣慰的是，与网络上各种悲观的负能量不同，这群年轻人对翻译事业充满了爱与责任——因为喜欢，所以坚守。
　　也许因为都是年轻人的缘故，开场嘉宾主持曹元勇的提问简单有力、一语中的：“在座的各位年轻翻译家几乎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在做翻译，做文学翻译？”翻译家黄旻宁回答道：“我本身是编辑，而且是外国文学方面的编辑，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和翻译也是很相关的。所以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上班的时候看别人的稿子，下班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担任译者了，让别人看我的稿子。如果你没有从事翻译工作，又如何在同一平台上跟译者交流？你不知道他们的甘苦，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对，那里为什么错，很多沟通就是纸上谈兵。”带着爱与责任进行翻译工作的她还提到了自己的“周期性发作型身份焦虑”，“就是翻译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自我怀疑——因为你总是在用别人的稿子说话，你要揣摩每一个作家。但是当我自己创作时，写了一段时间我又会想念翻译的事情，因为和巨人站在一起和自己创造渺小的东西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曹元勇又提到了另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都知道现在文学翻译的稿酬是很低的，这样的条件下各位为什么还要做文学翻译？”对此，翻译家冯涛给出了他的答案：“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不会有职业翻译家了，这确实是因为靠文学翻译是没有办法谋生的——稿酬低到外行无法想象。有很多不是从事这一行的朋友说起来，说你们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到底是怎样，稿费是怎样算的，跟人家说人家都不相信。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帮很傻的人做这件事情？我想这就是因为喜欢。”在冯涛看来，一个人除了温饱之外，还是会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也许有人是爱收藏，有人可能就是去看球，但也有如自己这般比较痴迷于文字的人。“我和黄昱宁不太一样，我没有创作能力，其实这跟从小的经历有关系。现在看起来从小到大读的翻译作品要远远大于创作作品。现在上了一点年纪阅读方面有一点转变，从国外的经典转到我们自己的经典，就是自己的古典文学，还有一些古典的思想，会有兴趣去了解。”而之所以在微薄的报酬之下自己可以坚持，完全是因为爱：“其实我们从事翻译外国文学大多是因为自己喜欢，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还能够胜任，就希望多接触一点东西，多做一点东西。就是这么回事。”
　　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一名同时热衷于创作和翻译的资深文学青年，btr的答案非常个性：“我只是喜欢文学本身。之所以为什么觉得需要翻译？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翻译对自己的写作有好处，这是非常自私的理由。我想是基于一种对现有的语言不满——就是对于一种语言所谓的和谐性的过分要求，但是翻译并不是这样的，翻译可以让我们掌握一些新的语言。”btr以台湾作家夏雨的作品《粉红色的噪音》为例，感性地表示，翻译为原本的语言提供了一些噪音，而这些噪音是粉色的，是迷人的。
　　而谈到中国翻译奖项很少的问题时，著名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筱一表示：“对我而言奖项一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翻译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作品不朽，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翻译作品不朽，这可能和创作有差别。翻译没有唯一的答案，翻译最伟大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了语言的探索，这个过程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结果。”因此，在袁筱一看来，“现在翻译的人很多，翻译的门槛也很低，我觉得门槛低是一件好事情。”对此，黄旻宁补充道：“我坚决否认翻译质量在每况愈下，首先要知道不存在没有硬伤的译作，其次是在当代翻译的人越来越多，翻译门槛越来越低，质量差的作品被显露出来的几率也更高。”而冯涛也赞同翻译没有标准答案：“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直译、意译哪个更好没有界定，每部文学作品都有它的风格，文雅也好，粗俗也好，翻译要做到的是把握原著的节奏，对得起原著，也对得起读者。”
　　关于何为“及格的翻译”何为“不及格的翻译”，青年作家、翻译家于是亦有自己的看法：“讨论一个翻译是好还是不好，肯定首先要排除有没有硬伤问题。就是指鹿为马的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不对的。除此之外，要说翻译好不好，那一定没有标准的答案——甚至在同一句话、同一篇文章、同一本书的意思完全被‘准确转码’的前提下，不同年代的人读这个文本也还会有不同的感受呢。所以，好的翻译要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自己的读者群。另外，因为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机会跟作者本人接触，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翻译的好机会——假如你能够有机会跟作者本人进行一些商讨，翻出来的译本一定会比较漂亮，一定会比较符合作者本人的气质和意图。译者和作家哪怕去争吵、争执也会有很好的结果。”就这个问题，青年作家、翻译家周嘉宁做了一个有趣的补充：“小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一首外国诗，最喜欢当中的某一句话，后来隔了很长时间突然想起来，我应该把那首诗的原文搬出来看一下（那是很有名的翻译家翻译的）。结果发现那个原文里面根本就没有我很喜欢的那一句话，是译者自己加上去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触很深，并且到现在我也很难去评价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我现在还是很喜欢这首诗，也还是很喜欢这句话。”
　　当我们讨论翻译，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文化的“输出”与“输入”，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话题，袁筱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认为输出和输入这两个概念首先不太好，我本人是不赞同细分所谓输出和输入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文化的输出，中国的这个也要‘走出去’，那个也要‘走出去’，但其实文化的交流是有它本身的属性的——不需要有什么大力地推动、输出或者什么，它只是处在不同阶段而已。所以翻译是一直存在的，它一直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因为文化有这个特性，要不然文化自己就会死掉的。”在袁筱一看来，文化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它自然的过程，当然会有社会的、经济的因素会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没有办法生搬硬套的。“文化的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需求，具体到文学翻译这一块，就是我们当代的阅读构成必然有多种文化的交融，如今哪有人还在百分之百固守自己的文化？哪怕是传统的东西都是交流后的结果。那么，交流是相互的，翻译的需求也是相互的，没有绝对的‘输出’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