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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3月25日出生于河北唐山，1946年参加革命，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11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起，浩然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乐土》、《圆梦》等作品，共出版著作70多部，仅在国内发行量就达1000多万册，系我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
浩然在写作中，经常深入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体验生活，由于“浩然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因而有些专家学者称赞其小说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洋洋126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有很强的艺术特色，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德国一位汉学家称赞《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西里尔•伯奇以《浩然的小说》为题，对《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给予高度评价：“在讲故事的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1949-1976年间的中国内地小说中，仅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
浩然在《艳阳天》里，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生机盎然的生活画卷，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因此，我国也有学者将《艳阳天》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共同的特征是描写出了建国初期农村的阶级形态以及各形态在时代大潮前的消长关系”，它们都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阔历程，揭示运动过程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的长篇巨著”。
那么，《艳阳天》这部著名小说的创作始末究竟如何呢？
下放昌乐得素材
1956年9月，浩然由《河北日报》社调入北京俄文《友好报》社当记者，不久，他又被该报主管机关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主任朱光调去当秘书。在工作期间，他创作发表了《喜鹊登枝》等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并于1959年10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由此步入文坛。由于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又曾长期工作在基层，在大都市里待久了，难免想念农村，便乘着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之机，主动向组织上请求下放劳动，获得批准。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浩然和同事高莽来到了山东潍坊昌乐县，被分配在离县城较近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这个400口人的村子原有2名党员，现在加上浩然，达到了建立党支部的条件，他即被组织上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村大队全体社员每人每天定量只有6两粮食，所以每日只吃两顿粥，早一顿，晚一顿，不要说蔬菜和肉类，有时甚至连咸菜也吃不上。为了办好食堂，保证社员不断顿，浩然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首先，他安排大队会计、保管员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储存起来，同时又安排食堂精打细算，到老坝河打捞一种能吃的水生榨菜，去山坡上挖野菜，做到粮菜掺和，粗细搭配。他还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组织大队干部走访贫困户，做到逐户安排。在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浇地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队南面有200亩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便带领下放干部和社员们冒着冷飕飕的西北风，每天挖土筑堤，连续苦战了半个月，修成一条长1公里、从北流泉通到村西头的引水渠。
浩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带领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组，看护庄稼，以防失窃。每逢轮到他值班看护庄稼时，他的内心总是很矛盾：一方面作为大队支部书记，他要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不能让大多数老实本分的社员吃亏；另一方面，他对那些因饥饿至极而小偷小摸者，尤其是那些老者、病者，又怀着深深的同情。于是，当他发现某些社员有偷挖地瓜或者在衣裤里夹带粮食行为时，往往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远远地把他们吓跑了事，从不深究。
在东村时，有几户人家给浩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第一个房东田守业一家，简直老实本分得出奇。田守业家住在村边，离庄稼地很近。他家的东屋外边就是晾晒、打轧粮食的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如果他想偷一点队上的粮食充饥，是十分方便的。尽管田守业和他的父亲饿得形销骨立，田守业的两个孩子也都面黄肌瘦，饿急了常常爬上树去掠树叶子吃，但田守业一家人绝不偷拿队上一穗一粒粮食。浩然见状实在于心不忍，出于怜悯和同情，他曾在几个夜晚多次把同去看护庄稼的大队干部支走以后，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到外面去串门子；轮到他独个看护庄稼时，就以去开会为由，有意找田守业父子顶替代岗。然而，面对这一次次“机会”，田守业一家始终不越雷池一步。
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是个处处唯唯诺诺、事事小心谨慎的“老好人”，但对库房却管得特紧。来找他的，不论是多少人，也不论什么职务，都只能停步在保管室门外，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亲自开门，取出来或送进去；办完了事，不管取送东西的人走没走，他都要立即关门上锁，毫不迟疑。在割麦时节的一天，浩然的镰刀折了，去找田敬元调换。田敬元打开门，浩然想跟进去，却被田敬元拉住说：“你就在外边等，俺麻利地给你找一把来。”
浩然说：“我要亲自挑一把刀刃锋利的。”
田敬元死死地堵在门口，笑眯眯地对浩然说：“你别进去，保准给你找把好使的就是了。”
有几次，浩然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参加队干部会，随后与他一道去会场。离开保管室的时候，明明看见他关了门上了锁，可等到散会后，田敬元偏要绕个大弯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门究竟上锁了没有。浩然嘲笑他说：“你老糊涂，刚刚锁上的就忘记了吗？”
田敬元却说：“小心不为多余，闪失的事儿，多半出在大意上。”
50岁开外的田明先老汉，是另一位下放干部高莽的房东，因此他也成为浩然最熟悉的社员之一。田明先一天到晚耷拉着脑袋走路，平时见了人也从不说笑。
这年麦子收割了以后，浩然日夜守在场院上，看护着那一座座山峰似的麦垛。岂料下了一场暴雨，紧接又是连天阴雨。雨一停，浩然就带着几个大队干部每天早上将麦垛挨个查看了一遍。只要没有坍倒的，也没有漏雨的，大家就放心地陆续回家去睡大觉，浩然则留在小屋里，坐着蒲团，把看场人睡的床当桌子，伏在上面写小说。
有一天早上，照例查完麦垛后，其他大队干部散去了。浩然坐下来，掏出草稿本子正准备写作，忽听到“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随后门口的光线被挡住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田明先站在那儿。浩然问他：“你有事儿吗？”
田明先眨巴着眼睛，说声“没”，就转身离去了。
浩然伏在床上，刚写了几个字，外面又响起“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浩然抬头一看，又是田明先站在门口，于是有些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啥事儿？进来呀！”
田明先连忙倒退着说“不，不”，就从门口消失了。
没过多久，门口的光亮又暗了下来。浩然猜是古怪的田明先又来了，遂心生反感，头也没抬，只顾写他的小说。不料足足过了一两分钟，他既不走开，也不过来，把光线全给挡住了。浩然生气地抬头一看，面前除了田明先，还有他的堂兄弟田明金。于是浩然强压住怒气，改用和气的口吻说：“大爷，请进来坐吧。”
田明金看一眼田明先，说：“他有个意见，想给提提，又不敢，一定拉我跟他搭伙来。这回行了吧，你有话就说呀。”见田明先仍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敢开口，田明金就说：“麦子垛可能漏了雨水。”
浩然笑笑说：“就为这个呀？放心吧，我们每天都换个儿地检查一遍，没有漏一点雨的。”
田明先忍不住终于开口了：“你们那个检查法不中呀！我爷在世那会儿，就漏过垛，毁了一场麦子，可凄惨了……”
浩然打断了他的话：“如今是社会主义！”
田明先竟被激怒了，瞪起眼睛大吼道：“啥主义水火也没情，你支书想带着俺们当饿死鬼咋的？啊？”
浩然被质问得目瞪口呆，田明金赶忙劝他说：“梁同志，你听听他的，兴许有道理。”
于是，浩然绷着脸孔问田明先：“你说说，咋个检查法才中？”
田明金又帮腔说：“梁同志，你就听他一回吧，让他教教你，要不他就绝难死了。”
浩然气呼呼地站起身，跟着两位老汉出了场屋，走到汪着水的场院里。按照田明先所说的办法，浩然将胳膊往麦垛的深处用力插入，然后抓出一把麦穗一瞧，结果发现麦穗湿漉漉的，而且变了颜色。浩然赶紧召集大队干部和社员，把所有的麦垛都仔细、深入地检查了一遍，凡是漏雨的，都拆开垛来让其透风；没有漏雨的，就动员社员把自家能挡雨的东西都拿出来重复地苫盖一遍。等到天空放晴了，就突击晾晒。这样总算保住了十几万斤粮食，使国家得到了公粮，群众分到了口粮，也让浩然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
这件事使浩然“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他在与《浩然口述自传》的整理者郑实谈起此事时，还说道：“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三十而立寻突破
浩然在昌乐生活了8个月后，就提前返回北京，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负责编辑文艺副刊。工作之余，他更加勤于创作。古人云：“三十而立”，年近30岁的浩然急于想在国内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而仅靠他以前写的那些短篇小说是难以实现这个理想的。他抽空阅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大量作品，感到自己已有了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加之在昌乐下放期间的所见所闻总在他脑际萦绕，关于田守业、田敬元和田明先等人的许许多多故事憋在心头，非写出来一吐为快不可。
转眼到了1962年初冬。一天，与浩然熟识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敲开了他的家门。在谈话中，萧也牧先是称赞浩然近几年来在文学创作上进步很快，然后便把话题转到了来访的目的上，说：“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
浩然说：“我正有这个打算，但觉着没有把握。”
萧也牧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好友的一席话，使浩然毅然下定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决心。于是，他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主玉调来顶替自己的工作，然后向单位请了创作假，住进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他从1962年年底开始动笔创作《艳阳天》第一卷，每天都写到很晚才休息，饿极了就吃几块点心来充饥。万事开头难，刚开始他总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还不如乘机多写些短篇小说。就在他信心不足，老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王主玉及时给予他热情鼓励，才使浩然振作起精神按原计划继续写下去，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纷至沓来，跃然纸上。
在东村护秋、晒场等场景，都被浩然写进了《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的时候，浩然很自然地联想到田敬元，以及与他类似的众多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由此诞生了“马老四”这一文学形象。
写了改，改了又写，如是者三遍过后，浩然才感到满意。起初，他把《艳阳天》第一卷手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等了很久没有回音。这时，正赶上《收获》文学杂志复刊，该刊编辑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拿走了《艳阳天》第一卷复写稿，并很快发表了出来。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反响很大，浩然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年10月，他顺利地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终于圆了专业作家之梦。在此前后，浩然一鼓作气写出了《艳阳天》第二卷、第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6年3月出齐。所得稿费1万元，全被他交了党费。
“四清”运动开始后，浩然和作家汪曾祺等一道被下派到农村去搞这项工作。期间，汪曾祺曾满怀信心地要把《艳阳天》改编为现代京剧，但只完成了一半，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断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把《艳阳天》改编为话剧，进行了彩排，但后来却没有公演。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了同名彩色故事影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浩然在写作中，经常深入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体验生活，由于“浩然总是那样不厌其烦地深入农村，那样不厌其烦地写农民、歌颂农民”，因而有些专家学者称赞其小说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写出了个人和社会的双向的真实”，“是朴实无华的自传体，给人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艺术感受”，“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特别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洋洋126万字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乡土气息浓郁，有很强的艺术特色，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德国一位汉学家称赞《艳阳天》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绝唱”。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学教授西里尔•伯奇以《浩然的小说》为题，对《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给予高度评价：“在讲故事的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在1949-1976年间的中国内地小说中，仅有浩然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
浩然在《艳阳天》里，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生机盎然的生活画卷，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定信念。因此，我国也有学者将《艳阳天》与柳青的《创业史》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共同的特征是描写出了建国初期农村的阶级形态以及各形态在时代大潮前的消长关系”，它们都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阔历程，揭示运动过程中纷繁复杂的阶级关系的长篇巨著”。
那么，《艳阳天》这部著名小说的创作始末究竟如何呢？
下放昌乐得素材
1956年9月，浩然由《河北日报》社调入北京俄文《友好报》社当记者，不久，他又被该报主管机关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主任朱光调去当秘书。在工作期间，他创作发表了《喜鹊登枝》等一系列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并于1959年10月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由此步入文坛。由于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后来又曾长期工作在基层，在大都市里待久了，难免想念农村，便乘着中央机关下放干部之机，主动向组织上请求下放劳动，获得批准。这样，1960年春节刚过，浩然和同事高莽来到了山东潍坊昌乐县，被分配在离县城较近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劳动锻炼。这个400口人的村子原有2名党员，现在加上浩然，达到了建立党支部的条件，他即被组织上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当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东村大队全体社员每人每天定量只有6两粮食，所以每日只吃两顿粥，早一顿，晚一顿，不要说蔬菜和肉类，有时甚至连咸菜也吃不上。为了办好食堂，保证社员不断顿，浩然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首先，他安排大队会计、保管员认真清仓查库，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储存起来，同时又安排食堂精打细算，到老坝河打捞一种能吃的水生榨菜，去山坡上挖野菜，做到粮菜掺和，粗细搭配。他还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组织大队干部走访贫困户，做到逐户安排。在和社员们担水栽烟、浇地的过程中，他发现大队南面有200亩地因地势较高浇不上水，便带领下放干部和社员们冒着冷飕飕的西北风，每天挖土筑堤，连续苦战了半个月，修成一条长1公里、从北流泉通到村西头的引水渠。
浩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带领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混合编组，看护庄稼，以防失窃。每逢轮到他值班看护庄稼时，他的内心总是很矛盾：一方面作为大队支部书记，他要坚决维护集体的利益，不能让大多数老实本分的社员吃亏；另一方面，他对那些因饥饿至极而小偷小摸者，尤其是那些老者、病者，又怀着深深的同情。于是，当他发现某些社员有偷挖地瓜或者在衣裤里夹带粮食行为时，往往不是唱歌就是吹口哨，远远地把他们吓跑了事，从不深究。
在东村时，有几户人家给浩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第一个房东田守业一家，简直老实本分得出奇。田守业家住在村边，离庄稼地很近。他家的东屋外边就是晾晒、打轧粮食的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如果他想偷一点队上的粮食充饥，是十分方便的。尽管田守业和他的父亲饿得形销骨立，田守业的两个孩子也都面黄肌瘦，饿急了常常爬上树去掠树叶子吃，但田守业一家人绝不偷拿队上一穗一粒粮食。浩然见状实在于心不忍，出于怜悯和同情，他曾在几个夜晚多次把同去看护庄稼的大队干部支走以后，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到外面去串门子；轮到他独个看护庄稼时，就以去开会为由，有意找田守业父子顶替代岗。然而，面对这一次次“机会”，田守业一家始终不越雷池一步。
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是个处处唯唯诺诺、事事小心谨慎的“老好人”，但对库房却管得特紧。来找他的，不论是多少人，也不论什么职务，都只能停步在保管室门外，用什么或交什么，都由田敬元亲自开门，取出来或送进去；办完了事，不管取送东西的人走没走，他都要立即关门上锁，毫不迟疑。在割麦时节的一天，浩然的镰刀折了，去找田敬元调换。田敬元打开门，浩然想跟进去，却被田敬元拉住说：“你就在外边等，俺麻利地给你找一把来。”
浩然说：“我要亲自挑一把刀刃锋利的。”
田敬元死死地堵在门口，笑眯眯地对浩然说：“你别进去，保准给你找把好使的就是了。”
有几次，浩然到保管室通知田敬元参加队干部会，随后与他一道去会场。离开保管室的时候，明明看见他关了门上了锁，可等到散会后，田敬元偏要绕个大弯子，到保管室再摸摸门究竟上锁了没有。浩然嘲笑他说：“你老糊涂，刚刚锁上的就忘记了吗？”
田敬元却说：“小心不为多余，闪失的事儿，多半出在大意上。”
50岁开外的田明先老汉，是另一位下放干部高莽的房东，因此他也成为浩然最熟悉的社员之一。田明先一天到晚耷拉着脑袋走路，平时见了人也从不说笑。
这年麦子收割了以后，浩然日夜守在场院上，看护着那一座座山峰似的麦垛。岂料下了一场暴雨，紧接又是连天阴雨。雨一停，浩然就带着几个大队干部每天早上将麦垛挨个查看了一遍。只要没有坍倒的，也没有漏雨的，大家就放心地陆续回家去睡大觉，浩然则留在小屋里，坐着蒲团，把看场人睡的床当桌子，伏在上面写小说。
有一天早上，照例查完麦垛后，其他大队干部散去了。浩然坐下来，掏出草稿本子正准备写作，忽听到“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随后门口的光线被挡住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田明先站在那儿。浩然问他：“你有事儿吗？”
田明先眨巴着眼睛，说声“没”，就转身离去了。
浩然伏在床上，刚写了几个字，外面又响起“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浩然抬头一看，又是田明先站在门口，于是有些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啥事儿？进来呀！”
田明先连忙倒退着说“不，不”，就从门口消失了。
没过多久，门口的光亮又暗了下来。浩然猜是古怪的田明先又来了，遂心生反感，头也没抬，只顾写他的小说。不料足足过了一两分钟，他既不走开，也不过来，把光线全给挡住了。浩然生气地抬头一看，面前除了田明先，还有他的堂兄弟田明金。于是浩然强压住怒气，改用和气的口吻说：“大爷，请进来坐吧。”
田明金看一眼田明先，说：“他有个意见，想给提提，又不敢，一定拉我跟他搭伙来。这回行了吧，你有话就说呀。”见田明先仍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敢开口，田明金就说：“麦子垛可能漏了雨水。”
浩然笑笑说：“就为这个呀？放心吧，我们每天都换个儿地检查一遍，没有漏一点雨的。”
田明先忍不住终于开口了：“你们那个检查法不中呀！我爷在世那会儿，就漏过垛，毁了一场麦子，可凄惨了……”
浩然打断了他的话：“如今是社会主义！”
田明先竟被激怒了，瞪起眼睛大吼道：“啥主义水火也没情，你支书想带着俺们当饿死鬼咋的？啊？”
浩然被质问得目瞪口呆，田明金赶忙劝他说：“梁同志，你听听他的，兴许有道理。”
于是，浩然绷着脸孔问田明先：“你说说，咋个检查法才中？”
田明金又帮腔说：“梁同志，你就听他一回吧，让他教教你，要不他就绝难死了。”
浩然气呼呼地站起身，跟着两位老汉出了场屋，走到汪着水的场院里。按照田明先所说的办法，浩然将胳膊往麦垛的深处用力插入，然后抓出一把麦穗一瞧，结果发现麦穗湿漉漉的，而且变了颜色。浩然赶紧召集大队干部和社员，把所有的麦垛都仔细、深入地检查了一遍，凡是漏雨的，都拆开垛来让其透风；没有漏雨的，就动员社员把自家能挡雨的东西都拿出来重复地苫盖一遍。等到天空放晴了，就突击晾晒。这样总算保住了十几万斤粮食，使国家得到了公粮，群众分到了口粮，也让浩然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职错误。
这件事使浩然“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及至多年以后，他在与《浩然口述自传》的整理者郑实谈起此事时，还说道：“尤其重要的是，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使得北京郊区那位我熟悉的英雄人物萧永顺有了一个用武的阵地和施展其本领的‘载体’，对这部小说的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趣的是，在我身上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见到麦子有了发黄的颜色，我就想到昌乐，就担心没容小麦打轧入仓便阴雨连绵，直到得知准确的收获完毕的消息之后，才把悬着的心放下。”
三十而立寻突破
浩然在昌乐生活了8个月后，就提前返回北京，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负责编辑文艺副刊。工作之余，他更加勤于创作。古人云：“三十而立”，年近30岁的浩然急于想在国内文坛上崭露头角，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而仅靠他以前写的那些短篇小说是难以实现这个理想的。他抽空阅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大量作品，感到自己已有了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加之在昌乐下放期间的所见所闻总在他脑际萦绕，关于田守业、田敬元和田明先等人的许许多多故事憋在心头，非写出来一吐为快不可。
转眼到了1962年初冬。一天，与浩然熟识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萧也牧敲开了他的家门。在谈话中，萧也牧先是称赞浩然近几年来在文学创作上进步很快，然后便把话题转到了来访的目的上，说：“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
浩然说：“我正有这个打算，但觉着没有把握。”
萧也牧语气十分坚定地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好友的一席话，使浩然毅然下定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决心。于是，他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主玉调来顶替自己的工作，然后向单位请了创作假，住进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他从1962年年底开始动笔创作《艳阳天》第一卷，每天都写到很晚才休息，饿极了就吃几块点心来充饥。万事开头难，刚开始他总担心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还不如乘机多写些短篇小说。就在他信心不足，老想打退堂鼓的时候，王主玉及时给予他热情鼓励，才使浩然振作起精神按原计划继续写下去，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纷至沓来，跃然纸上。
在东村护秋、晒场等场景，都被浩然写进了《艳阳天》。当写到社会主义的根子深深扎在农民心里那些情节和细节的时候，浩然很自然地联想到田敬元，以及与他类似的众多对集体事业赤胆忠心的老贫农，由此诞生了“马老四”这一文学形象。
写了改，改了又写，如是者三遍过后，浩然才感到满意。起初，他把《艳阳天》第一卷手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等了很久没有回音。这时，正赶上《收获》文学杂志复刊，该刊编辑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拿走了《艳阳天》第一卷复写稿，并很快发表了出来。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反响很大，浩然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这年10月，他顺利地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终于圆了专业作家之梦。在此前后，浩然一鼓作气写出了《艳阳天》第二卷、第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6年3月出齐。所得稿费1万元，全被他交了党费。
“四清”运动开始后，浩然和作家汪曾祺等一道被下派到农村去搞这项工作。期间，汪曾祺曾满怀信心地要把《艳阳天》改编为现代京剧，但只完成了一半，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断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把《艳阳天》改编为话剧，进行了彩排，但后来却没有公演。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这部小说改编拍摄了同名彩色故事影片，于1974年正式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