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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字雪个，号八大山人，明末清初画家，擅花鸟水墨，形象夸张奇特。
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亲手杀死了爱妃和女儿，在景山上吊自杀。一年后，清军南下。南昌陷落，久居于此的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后裔，家中90余人被杀，19岁的朱耷幸运出逃。当时，政权立足未稳的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借由各种原因绞杀朱氏一族。为了保住性命，朱耷隐姓埋名，先遁入空门，又住过道观，后来还俗，装疯卖傻，坎坷一生。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不幸遭遇，朱耷以画笔抒发心中愤懑，最终成就了艺术上的大幸。
这个朱耷正是“中国画一代宗师”八大山人。他与同时代的弘仁、石涛、髡（音同“昆”）残合称清初“画坛四僧”，名噪古今。2017年5月5日至6月28日，“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书画馆举行，在展出的81幅作品中，八大山人的书画占了31幅。
8岁写诗，11岁画青绿山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王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此次四僧画展，朱耷的展出部分被命名为“圆融冷逸——八大山人”，题材为虫鸟花卉与书法习作，都是其中后期作品。“有学者将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659—1684年他为僧时属早期，1684—1694年是‘八大前期’，1695—1705年是‘八大后期’。这三个阶段的画作风格，各有特点。而在他流传后世的作品中，创作于八大后期的居多，这也是他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
朱耷的父祖辈都善书画。祖父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常画山水，风格学“二米”（宋代书画家，米芾及长子米友仁），颇有名氣。父亲喜欢舞文弄墨，擅长画山水花鸟，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也是一位画家，不仅画，还搞研究，搜罗擅画之人，集成了一本《画史会要》。出身于这样的书画世家，朱耷从小受艺术陶冶，加上自身聪慧，显露了出色的绘画天赋。相传他8岁能作诗，11岁画青绿山水已经像模像样，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
因为受传统儒家教育，朱耷少时就满腔热血，一心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报效国家。但明朝《国典》规定，天下江山归朱家，皇室子孙不得参加科考，否则江山的主人倒成了为主效力的奴才。为了能参加科考，朱耷放弃了袭封的辅国中尉，以民籍参考，16岁时考中秀才，成了乡人尊敬的“诸生”。
正当朱耷准备下一轮考试时，明王朝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了躲避满清朝廷的暗杀，时年23岁的朱耷隐姓埋名，躲到了奉新县的穷山深谷中，过着隐居生活。5年后，他入耕香庵落发为僧。
朱耷虽躲在庙宇，却志在匡复明朝。然而朱家王朝大势已去，眼见复明无望，他开始寄情于自然，作画成了他最好的精神寄托，最理想的发泄方式。
这一时期，朱耷尤其偏爱画果瓜蔬菜。西瓜、芋头、石榴、水仙，都是他笔下最常见的写生对象。王琥介绍说，这些画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写实：一只小虫，一片叶子，画面精细，栩栩如生。第二个特点是简洁：一盆水仙，一块石头，便能构成整幅画作。平铺直叙与化繁为简的绘画风格，渗透着他对艺术的热爱，从画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水墨画深受徐渭、董其昌等明代画家的影响，用笔方硬，题材、布局都规规整整。但对于这些写生作品，朱耷自己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太过于写实，反而影响了情感的表现，还为此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朱耷在耕香庵待了8年。直到顺治十八年（1662年），朱耷36岁，他告别山中隐居生活，潜回故里南昌。可能是因为心中郁愤难以退去，朱耷开始崇奉更加“超然”的道教，在南昌城南十五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建了道院青云圃（后改名为青云谱）。这里原本是汉代南昌尉梅子真的隐居之所，相传他最后做了神仙，朱耷羡慕这样的生活，所以才选中了这块地方修行。
后来学界中有人考证，朱耷并未在此“参道”。但在普通人眼中，从“规整”到“狂狷”，朱耷就是在青云圃逐步完成这一转变的。
画里的倔强与不羁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此前从未在中国文人画中出现的白眼鱼鹰、独脚鸟、兀立石头，才是八大山人的标签和专利。这些画作，多出自他的第二个艺术创作时期，风格诡谲张狂。而画如其人，此时的朱耷狂疾发作，开始疯疯癫癫。
“八大山人”这一名号也取自这一时期，但具体由来，学界说法不一。主流观点认为，朱耷见到一本元代书画家赵子昂书写的《佛说八大人觉经》，爱不释手，便开始自号“八大山人”。朱耷说：“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也。”
虽放出如此豪迈之语，但实际上，这一阶段，朱耷的生活可谓困苦潦倒。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廷笼络汉族士大夫，开博学鸿词科，搜罗全国有名的文人。同为明皇室后裔、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曾主动入京，结交达官显贵。1679年，朱耷53岁，临川县令听说了他的大名，想将他召入府中，为清朝廷效力。朱耷在临川官舍住了一年多，疯疯癫癫的，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
一天傍晚，朱耷突然发起狂来，撕裂了自己的道袍，投入火中，将其烧毁，然后独自一人徒步走回了百公里外的南昌。此后，南昌多了一个整日戴着布帽、拖着长袍、穿着露出脚跟的破鞋、舞动着两只大袖子游荡街头的疯子。据说，后来有位故人认出朱耷，将他带回家调养了一年多，才终于恢复了正常。
病愈后，朱耷彻底还了俗。为了躲避权贵，他又开始了隐居生活，游走于南昌附近的几处寺庙、道观中。朱耷最常去的是滕王阁附近的北竺寺。北竺寺中有位澹雪和尚，也擅书画，两人常一同切磋探讨，还在寺院的墙壁上作过大画，交情很深。与朱耷一样，澹雪性格倔强，“狂大无状”，后来因为得罪了新建县令方峨，惨死在狱中，不久后，北竺寺也被毁了。
僧友离去，居所被毁，朱耷开始外出云游。62岁时，他在章江门外给自己搭建了一座破陋的草屋，题名“寤歌草”。
澹雪被害死后，朱耷更仇视满清朝廷的统治，又反抗不得，于是题了一个“哑”字，立于草堂门前，与旁人一句话都不说，只点头、摇头或笔画手势来交流。据说，朱耷原本是“善诙谐，喜谈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的人，但此时唯独喜与人饮酒，醉酒后怮哭不已。 朱耷居住在市井乡野，作画颇多。邻里求画，他从不吝惜笔墨；但达官贵人花再多钱，也求购不得。当时，有个武人要朱耷去府上画画，不画不让回。他便在大堂上拉屎撒尿，弄得这位武人无可奈何，只得放他走。
此时朱耷笔下的物件也已不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充满了倔强与不羁——于是便有了白眼朝天的鹿、单足独立的鸟、离根飘零的荷花，它们常被放置于画纸上的一角，配以大量的留白。他画孔雀，只有三根翎毛，丑陋不堪，以此暗讥清朝权贵，因为清朝高官都戴着“三眼花翎”；他画松树，病病怏怏、东倒西歪，透出一股冷峻凄清。郑板桥在题他的画时就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朱耷也擅作诗。他的画晦涩难懂，题画诗便成了后人解开画意的钥匙。比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朱耷画了一幅《古梅图》（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树的根茎露出，树枝光秃秃，寥寥点缀几朵梅花。画上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他借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后，画兰花露根的典故，隱喻“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的亡国之痛。
画上的签名也体现了他的思想感情。朱耷常在落款处画一个圆圆的“三月十九”，远看像个“龟”字，因为1644年农历3月19日是明崇祯皇帝殉国的日子，他借此来怀念已经逝去的朱家王朝。而朱耷以草书书写的落款“八大山人”，看上去好似“哭之”“笑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追求自在生活
朱耷一直到死也没能改变自己与明朝的命运。不过，可能是因为看淡了世事，心中激愤逐渐平复，从69岁开始，他慢慢归于平静，开始追求富有乐趣的自在生活。一首题画诗便能说明这种心境的变化：“斋阁值三更，写得春山影，微云点缀之，天月偶然净（题于《春山微云图》，1696年）。”
关于这段生活经历，记载最多的是朱耷与友人的互动。他虽爱喝酒，常佯装疯狂，但对朋友却推心置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应博学鸿词之召的文人邵长衡路过南昌，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朱耷。那晚风雨大作，两人同宿，用笔谈心，直到深夜。后来，邵长衡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
晚年与朱耷最交好的是石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石涛在扬州新建了“大涤草堂”，写信请朱耷为他画一幅“大涤草堂图”。朱耷收到来信后，立刻给他画了一幅寄过去。石涛接到这幅画后，高兴地在画上题了一首长诗，盛赞朱耷的技艺天赋。两人还曾合作画了一幅山水《兰石图》。在画中，朱耷先画兰，巨石向右拔地斜立，一丛兰花从石角展开；石涛后写竹，题“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意思是，两家虽各成一派，心灵却是交融的。
朱耷独自作画时，狂怪、冲动的气势也收敛了不少，而是表现出酣畅秀健的风格。此次参展的《猫石花卉图》，就是他“圆融冷意”的代表作之一。“画中的猫咪不再缩脑袋、翻白眼，而是眯缝着眼睛，好似懒洋洋晒着太阳。被生活化的猫，展现了这一时期八大山人心性的沉淀。”王琥说。
在此次书画展上展出的还有“八大后期”的书法作品，比如他71岁时行书的《桃花源记手卷》。在故宫书画院整个展厅中，驻足于这幅作品前的人最多，记者看到，有位年长的参观者，干脆伏在玻璃挡板上，静心临摹起来。
“八大山人在世时，名号就已经打响。他在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时，又自辟蹊径，是创新之举。清初，活跃于画坛的是所谓的‘正统画家’，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组成的画派）’为代表，他们崇尚摹古，徇于程式。而‘四僧’挑战的正是这股风潮，也正是因为‘四僧’，尤其是狂狷的八大山人，画坛逐渐展现出一种恣意纵横的精神状态。”王琥说。
在之后的300多年间，八大山人的画声势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被认可。清代的扬州八怪，民国的吴昌硕，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张大千，凡是奔放写意一路的画家，都受到他“惜墨如金、写意传神”画风的影响。因此，他也被后人称为“中国画一代宗师”。
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亲手杀死了爱妃和女儿，在景山上吊自杀。一年后，清军南下。南昌陷落，久居于此的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后裔，家中90余人被杀，19岁的朱耷幸运出逃。当时，政权立足未稳的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借由各种原因绞杀朱氏一族。为了保住性命，朱耷隐姓埋名，先遁入空门，又住过道观，后来还俗，装疯卖傻，坎坷一生。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不幸遭遇，朱耷以画笔抒发心中愤懑，最终成就了艺术上的大幸。
这个朱耷正是“中国画一代宗师”八大山人。他与同时代的弘仁、石涛、髡（音同“昆”）残合称清初“画坛四僧”，名噪古今。2017年5月5日至6月28日，“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在北京故宫武英殿书画馆举行，在展出的81幅作品中，八大山人的书画占了31幅。
8岁写诗，11岁画青绿山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王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此次四僧画展，朱耷的展出部分被命名为“圆融冷逸——八大山人”，题材为虫鸟花卉与书法习作，都是其中后期作品。“有学者将八大山人的艺术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659—1684年他为僧时属早期，1684—1694年是‘八大前期’，1695—1705年是‘八大后期’。这三个阶段的画作风格，各有特点。而在他流传后世的作品中，创作于八大后期的居多，这也是他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
朱耷的父祖辈都善书画。祖父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常画山水，风格学“二米”（宋代书画家，米芾及长子米友仁），颇有名氣。父亲喜欢舞文弄墨，擅长画山水花鸟，可惜中年患暗疾去世。叔父也是一位画家，不仅画，还搞研究，搜罗擅画之人，集成了一本《画史会要》。出身于这样的书画世家，朱耷从小受艺术陶冶，加上自身聪慧，显露了出色的绘画天赋。相传他8岁能作诗，11岁画青绿山水已经像模像样，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
因为受传统儒家教育，朱耷少时就满腔热血，一心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报效国家。但明朝《国典》规定，天下江山归朱家，皇室子孙不得参加科考，否则江山的主人倒成了为主效力的奴才。为了能参加科考，朱耷放弃了袭封的辅国中尉，以民籍参考，16岁时考中秀才，成了乡人尊敬的“诸生”。
正当朱耷准备下一轮考试时，明王朝遭到了灭顶之灾。为了躲避满清朝廷的暗杀，时年23岁的朱耷隐姓埋名，躲到了奉新县的穷山深谷中，过着隐居生活。5年后，他入耕香庵落发为僧。
朱耷虽躲在庙宇，却志在匡复明朝。然而朱家王朝大势已去，眼见复明无望，他开始寄情于自然，作画成了他最好的精神寄托，最理想的发泄方式。
这一时期，朱耷尤其偏爱画果瓜蔬菜。西瓜、芋头、石榴、水仙，都是他笔下最常见的写生对象。王琥介绍说，这些画作的主要特点就是写实：一只小虫，一片叶子，画面精细，栩栩如生。第二个特点是简洁：一盆水仙，一块石头，便能构成整幅画作。平铺直叙与化繁为简的绘画风格，渗透着他对艺术的热爱，从画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他的水墨画深受徐渭、董其昌等明代画家的影响，用笔方硬，题材、布局都规规整整。但对于这些写生作品，朱耷自己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太过于写实，反而影响了情感的表现，还为此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朱耷在耕香庵待了8年。直到顺治十八年（1662年），朱耷36岁，他告别山中隐居生活，潜回故里南昌。可能是因为心中郁愤难以退去，朱耷开始崇奉更加“超然”的道教，在南昌城南十五里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建了道院青云圃（后改名为青云谱）。这里原本是汉代南昌尉梅子真的隐居之所，相传他最后做了神仙，朱耷羡慕这样的生活，所以才选中了这块地方修行。
后来学界中有人考证，朱耷并未在此“参道”。但在普通人眼中，从“规整”到“狂狷”，朱耷就是在青云圃逐步完成这一转变的。
画里的倔强与不羁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此前从未在中国文人画中出现的白眼鱼鹰、独脚鸟、兀立石头，才是八大山人的标签和专利。这些画作，多出自他的第二个艺术创作时期，风格诡谲张狂。而画如其人，此时的朱耷狂疾发作，开始疯疯癫癫。
“八大山人”这一名号也取自这一时期，但具体由来，学界说法不一。主流观点认为，朱耷见到一本元代书画家赵子昂书写的《佛说八大人觉经》，爱不释手，便开始自号“八大山人”。朱耷说：“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者也。”
虽放出如此豪迈之语，但实际上，这一阶段，朱耷的生活可谓困苦潦倒。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廷笼络汉族士大夫，开博学鸿词科，搜罗全国有名的文人。同为明皇室后裔、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曾主动入京，结交达官显贵。1679年，朱耷53岁，临川县令听说了他的大名，想将他召入府中，为清朝廷效力。朱耷在临川官舍住了一年多，疯疯癫癫的，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
一天傍晚，朱耷突然发起狂来，撕裂了自己的道袍，投入火中，将其烧毁，然后独自一人徒步走回了百公里外的南昌。此后，南昌多了一个整日戴着布帽、拖着长袍、穿着露出脚跟的破鞋、舞动着两只大袖子游荡街头的疯子。据说，后来有位故人认出朱耷，将他带回家调养了一年多，才终于恢复了正常。
病愈后，朱耷彻底还了俗。为了躲避权贵，他又开始了隐居生活，游走于南昌附近的几处寺庙、道观中。朱耷最常去的是滕王阁附近的北竺寺。北竺寺中有位澹雪和尚，也擅书画，两人常一同切磋探讨，还在寺院的墙壁上作过大画，交情很深。与朱耷一样，澹雪性格倔强，“狂大无状”，后来因为得罪了新建县令方峨，惨死在狱中，不久后，北竺寺也被毁了。
僧友离去，居所被毁，朱耷开始外出云游。62岁时，他在章江门外给自己搭建了一座破陋的草屋，题名“寤歌草”。
澹雪被害死后，朱耷更仇视满清朝廷的统治，又反抗不得，于是题了一个“哑”字，立于草堂门前，与旁人一句话都不说，只点头、摇头或笔画手势来交流。据说，朱耷原本是“善诙谐，喜谈论，娓娓不倦，尝倾倒四座”的人，但此时唯独喜与人饮酒，醉酒后怮哭不已。 朱耷居住在市井乡野，作画颇多。邻里求画，他从不吝惜笔墨；但达官贵人花再多钱，也求购不得。当时，有个武人要朱耷去府上画画，不画不让回。他便在大堂上拉屎撒尿，弄得这位武人无可奈何，只得放他走。
此时朱耷笔下的物件也已不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充满了倔强与不羁——于是便有了白眼朝天的鹿、单足独立的鸟、离根飘零的荷花，它们常被放置于画纸上的一角，配以大量的留白。他画孔雀，只有三根翎毛，丑陋不堪，以此暗讥清朝权贵，因为清朝高官都戴着“三眼花翎”；他画松树，病病怏怏、东倒西歪，透出一股冷峻凄清。郑板桥在题他的画时就说：“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
朱耷也擅作诗。他的画晦涩难懂，题画诗便成了后人解开画意的钥匙。比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朱耷画了一幅《古梅图》（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树的根茎露出，树枝光秃秃，寥寥点缀几朵梅花。画上题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他借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后，画兰花露根的典故，隱喻“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的亡国之痛。
画上的签名也体现了他的思想感情。朱耷常在落款处画一个圆圆的“三月十九”，远看像个“龟”字，因为1644年农历3月19日是明崇祯皇帝殉国的日子，他借此来怀念已经逝去的朱家王朝。而朱耷以草书书写的落款“八大山人”，看上去好似“哭之”“笑之”，更是令人唏嘘不已。
追求自在生活
朱耷一直到死也没能改变自己与明朝的命运。不过，可能是因为看淡了世事，心中激愤逐渐平复，从69岁开始，他慢慢归于平静，开始追求富有乐趣的自在生活。一首题画诗便能说明这种心境的变化：“斋阁值三更，写得春山影，微云点缀之，天月偶然净（题于《春山微云图》，1696年）。”
关于这段生活经历，记载最多的是朱耷与友人的互动。他虽爱喝酒，常佯装疯狂，但对朋友却推心置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应博学鸿词之召的文人邵长衡路过南昌，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朱耷。那晚风雨大作，两人同宿，用笔谈心，直到深夜。后来，邵长衡写了一篇《八大山人传》。
晚年与朱耷最交好的是石涛。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石涛在扬州新建了“大涤草堂”，写信请朱耷为他画一幅“大涤草堂图”。朱耷收到来信后，立刻给他画了一幅寄过去。石涛接到这幅画后，高兴地在画上题了一首长诗，盛赞朱耷的技艺天赋。两人还曾合作画了一幅山水《兰石图》。在画中，朱耷先画兰，巨石向右拔地斜立，一丛兰花从石角展开；石涛后写竹，题“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自独行整肃”。意思是，两家虽各成一派，心灵却是交融的。
朱耷独自作画时，狂怪、冲动的气势也收敛了不少，而是表现出酣畅秀健的风格。此次参展的《猫石花卉图》，就是他“圆融冷意”的代表作之一。“画中的猫咪不再缩脑袋、翻白眼，而是眯缝着眼睛，好似懒洋洋晒着太阳。被生活化的猫，展现了这一时期八大山人心性的沉淀。”王琥说。
在此次书画展上展出的还有“八大后期”的书法作品，比如他71岁时行书的《桃花源记手卷》。在故宫书画院整个展厅中，驻足于这幅作品前的人最多，记者看到，有位年长的参观者，干脆伏在玻璃挡板上，静心临摹起来。
“八大山人在世时，名号就已经打响。他在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时，又自辟蹊径，是创新之举。清初，活跃于画坛的是所谓的‘正统画家’，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组成的画派）’为代表，他们崇尚摹古，徇于程式。而‘四僧’挑战的正是这股风潮，也正是因为‘四僧’，尤其是狂狷的八大山人，画坛逐渐展现出一种恣意纵横的精神状态。”王琥说。
在之后的300多年间，八大山人的画声势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被认可。清代的扬州八怪，民国的吴昌硕，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张大千，凡是奔放写意一路的画家，都受到他“惜墨如金、写意传神”画风的影响。因此，他也被后人称为“中国画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