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恩师贾植芳先生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邓云乡先生。他们二人是山西老乡，贾先生乡音犹存，邓先生却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邓云乡离开山西很早，少年时就在北京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他是在北京文化熏陶中成长的，其学识、修养也受益于此。
　　邓云乡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水流云在轩”，让人想到王维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空灵雅致，与他的名字颇为贴合。邓云乡很喜欢这个斋名，在特制的信笺前端印了“红楼梦”镌刻，末端则印了“水流云在之室自用笺”。在《水流云在杂稿》后记中，他写道：
　　杜少陵《野望》诗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承叶老圣陶仁丈为我写了这首诗，裱了装在镜框中，挂在我小屋的墙上，直到今天，仍然挂着，我时时观赏，很爱这种境界，但仍感到很难达到——因为心田中时时还有浮躁之气。
　　这实在是自谦。在我眼里，邓云乡一直从容不迫，坐看云起，书法与文字，堪称上乘。
　　我们相识后，他不时寄赠大作，且题赠时关于时间、地点等的表述，极为讲究——
　　《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1995年版）：“李辉先生教正 邓云乡持赠 丁丑初冬日时同客杭州”；《黄叶谭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李辉吾兄教正 邓云乡寄赠 戊寅元宵后落灯日”；《春雨青灯漫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李辉吾兄存正 邓云乡持赠 戊寅清和月时客京师”……
　　以“落灯日”代指正月十六，以“清和月”代指农历四月……读这些题跋，既欣赏了墨宝，也为老派文人那一份难得的精致而感动。
　　自1953年起，邓云乡开始在苏州、上海工作，但难以割舍的仍是老北京文化。老北京民俗、《红楼梦》、明清园林……他以亲历、考据、阐发，使老北京的历史文化，变得生动活跃，被赞誉为为数不多的能使历史“活”起来的学者。在同辈学者中，邓云乡虽不在某一领域独领风骚，但他的综合修养与学识，实在许多名家之上。冯其庸先生怀念邓云乡时曾赋诗一首，最后两句写得尤好：“多少京华梦里事，天涯何处觅知音！”
　　邓云乡出版过《红楼风俗谭》，对曹雪芹书中的诸多风俗娓娓道来。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组聘请他出任顾问，为导演和演员讲解书中风俗。他还写过《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等，将北京百年风土人情、衣食住行、建筑胜迹、教育艺苑、岁时风物囊括其中。在《增补燕京乡土记》自序中，他写下与老北京的深厚情感：
　　说来也很简单，就这样在老人们的爱抚教导中，使我养成了热爱京华风物，留心京华旧事的习惯。遇有旧时文献，或前人著述、或断烂朝报、或公私文书、或昔时照片，以及一张发票、一张拜帖、一份礼单、一封旧信……均赏玩不置，仔细观看，想象前尘，神思旧事，所眷恋者是一种注定已消失了的淳厚风俗和高雅文化的结晶，简单地说，是一种“京华风韵”，再简言之，即“京味”。因为北京远的不说，即说近古，也是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国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全国精华所聚，怎能不形成一点特殊的风韵呢？
　　邓云乡以细节、史料、氛围描述，为远去的老北京留下了厚厚的幾本书，令我们这些晚辈，得以从中体味他所说的那些“京华风韵”。《文化古城旧事》的代序，是复旦大学老教授谭其骧先生所写。谭先生也曾在北京生活，邓云乡书中所写令他“弥增怀旧之感”：
　　我从1930年初秋起至1940年孟春止在北平时代的燕京生活过将近十年。云乡在此书回忆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时代的情况。因此我读此书，倍感亲切，不免要弥增怀旧之感了。三十年代我有几年或单身或携眷住在北京城里，有几年虽住在城外燕京清华，也经常进城，时或留宿。但我的记忆力大坏，现在能够记得起来的景物旧事少得可怜。云乡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旧时一事一物，历历如数家珍，其文笔又那么优美、生动、幽默畅达，读其书真能令人浑然如温旧梦。
　　这篇代序写得很长，颇为详尽地描写了谭先生当年在北京的三大乐事：吃馆子，听戏，逛旧书铺书摊，其中提到的馆子有：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东安市场森隆等；他看过的名角有：杨小楼、马连良、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梅兰芳……至于逛旧书铺书摊，他隔一阵子就要去逛琉璃厂书铺、宣武门内西单商场书摊，最经常逛的还是东安市场内的书铺书摊。
　　这些旧事，如今几乎踪迹难寻了。
　　老北京的点点滴滴，留存于前辈文人心中，他们用笔细致地记录下来，成为一代又一代读者为之感怀而留恋的历史。
　　邓云乡还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老作者。1981年7月14日，他在副刊发表《一片苦心为园林》，是为陈从周先生的《园林谈丛》所写的书评。1998年，他又在副刊发表了文章《糖房之夜》《缸房》《思念老舍先生》《一品锅》等。《思念老舍先生》生动地叙述了他与老舍的交往，其思念之情，令人怅然。文章这样结束：“先生晚年很爱书法，写魏碑极为认真严整。我在好几位朋友家见过先生的墨宝，现在收藏着，也十分珍贵了。”作为书法名家，邓云乡对老舍的赞许，可谓知音。
　　1997年初冬，适逢楼外楼百年诞辰之庆，《杭州日报》举办“楼外楼笔会”，徐城北先生邀请了一些文人参加。北京有黄宗江夫妇、邵燕祥夫妇、林斤澜、牧惠等，苏州有陆文夫，上海有邓云乡、唐振常。我年岁最小，荣幸受邀，忝列其中，与他们一起在西湖逗留了几日，开心得很。
　　为了那次笔会，楼外楼倾心准备，所有的招牌菜都悉数呈现。还记得楼外楼的菜单写在卷轴上。饭后，我请各位先生在上面签名。20年过去，上面的好几位先生都走了——陆文夫、唐振常、牧惠、黄宗江、阮若珊、邓云乡、林斤澜。
　　睹物思人，伤感不已。
　　杭州几日，我与邓云乡聊得很多。我们聊文坛掌故，聊美食。他的记忆超群，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如数家珍，让我大长见识。我告诉他，花城出版社将出版我的五卷本《李辉文集》，新年之后，会寄一套请他赐教。别后很快就是新年，邓云乡寄来一信，感慨自己又老一年： 　　春节过了，灯节过了，别无他感，只觉又老一年耳。春节后连晴十余日，昨夜又雨，又不知何日再晴也。去腊一本小书出版，寄上乙册，博笑之！
　　堵门无事，写小文自遣，寄上两短文，请阅。如能用，留之；不能用，乞随手掷还。至谢至感！
　　那年3月，在上海《文汇报》大楼举办我的文集座谈会，贾植芳、邓云乡等老先生前来参加，他们的发言令我感动，也是激励与鞭策。座谈会后，邓云乡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于《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书评版上。他寄来一信，并附寄剪报。文章题为《勾起多少思旧情怀》，开篇就写到我们在杭州时，黄宗江开玩笑的一句话：
　　去年11月在杭州一次会上，老学长黄宗江发言道：“李辉年纪不大，但名气却很大……”说句老实话，我在去年深秋，听老学长说这话时，还是“姑妄言之姑听之”，只记得这话说得很风趣，而李辉在我眼中只是一位年纪不大、英俊潇洒、聪明外露的小伙子，还不晓得他已过不惑之年，似乎年轻得多。
　　我的書，大多是非虚构作品，写前辈们的往事，其中写到胡风、沈从文、丁玲等，都是邓云乡亲历的往事，所以阅读中，他总能回想起那些点点滴滴：
　　沈从文先生是我北大时的老师，对沈先生我在许多文章中都写到过。李辉《往事苍老》细写了沈先生七十多年前《记丁玲》《再记丁玲》的前前后后，直到打倒“四人帮”的劫后重逢，其间经过了多少重重叠叠的“山”，弯弯曲曲的“路”，一个是当年京派的书生，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是抗战革命根据地的女战士，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得者，而其后二十来年的各自遭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都是在劫难逃，彼此彼此……这笔账又如何算得清？我和沈先生见面时，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事，也从来未问过。
　　有了这样一些往事追忆，书评就不仅是书评，而填补了诸多历史细节。
　　这一年，我们见面好几次。3月，上海见面。5月初，邓云乡前来北京，参加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他来信告诉我，自己住在东四民盟中央的翠园招待所，后来我前去看望。11月下旬，邓云乡又来北京，还是住在翠园。记得我去看他的那天，是在雪后，翠园安静之极。我们聊得很开心，说好了春天之后，我再去上海看他。
　　春节将至，邓云乡寄来一篇《童时过年》。哪想到几天后，忽然传来他不幸病逝的噩耗！我悲痛不已。《童时过年》于1999年2月26日发表，我在文后写下一句话：“邓云乡先生刚刚为我们写来此稿就不幸辞世，令人悲痛。谨刊此文，以示悼念。”
　　再也读不到他的思旧情怀了。
　　一转眼，邓云乡先生离开我们18年了。前几年，止庵兄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世间已无邓云乡》。所言极是。那一代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老北京场景的心有灵犀，以后恐怕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