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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英文名为“rumor”，在辞海中被解释为“没有根据的话”。被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进行并在人际中传播，没有可靠证明的特殊陈述”。其之所以能在人际中广泛传播，源于在突发性事件中人们对权威信息的缺失，对不确定事件的高度信息渴求。2008年的“蛆橘事件”中，正是因为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介的信息发布渠道双重堵塞，造成其传播功能性被削弱，于是人际传播中的流言便发生了。
“蛆橘事件”回放
对于广元发生柑橘大实蝇疫情，四川《华西都市报》在10月4日最先给予了报道，先后两天刊登了《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和《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的文章和图片。不过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关注。
10月21日，山西《太原晚报》再次就手机短信中有关“广元柑橘有蛆不能吃”的内容进行了报道，短信内容涉及蛆虫、深埋、撒石灰等敏感字眼。报道经网络媒体的转载，手机媒体的广泛传播，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信息控制 公共权力与大众的二元对立
危机传播有著名的3T原则，即“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而政府能否首先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公众是其塑造公信力的关键。面对突发性事件，作为信息弱势的一方，公众只能期待官方的信息发布。没有人愿意听信传言，但正如孙玉胜所说：“当权威的声音缺位的时候，观众就会掉头寻向那些有信息的地方：手机短信、亲友电话和电子邮件。舆论的阵地是不会坚贞地等待哪一家媒体的。”公众指责政府部门反应速度太慢。而政府部门开始以辟谣的方式说传言夸大其词，声称要查找谣言的源头。正当人们分不清孰是孰非之时，全剧的最高潮出现了：原来某些政府部门是最早的知情者，只是隐而不报而已。我们可以假设：假如公众能早一点知道真相，恐慌情绪还会蔓延至今吗?假如能早一些知情，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其他地区是否能够幸免被波及?
在此次“蛆橘事件”中，传媒的舆论导向确实有不当之处，但我们更应看到在此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性因素。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政治领域改革进展缓慢。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信息释放不畅与广大公民对突发事件新闻欲的满足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尽管“5·12”大地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传媒景观，尽管政府也一直在推进政治民主化、信息公开化、决策透明化的进程，但在此次事件乃至2008年其他的突发性事件中，笔者仍发现，信息控制仍是当下传媒报道的“紧箍咒”。政府的瞒而不报不仅仅造成的是全国柑橘市场100亿元之多的损失，更是政府公信力的坍塌。
新媒体互动传播模式 谣言下的集体性恐慌
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谣言之所以有其市场，主要是因为权威信息的缺位。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时，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变得异常活跃。”
流言的三种主要载体有街谈巷议、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此次“蛆橘事件”的流言传播中，手机媒体再一次充当了重要角色。最先是手机短信在小范围内传播，随后网络跟进，引发集体性恐慌。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证据暧昧性(a)之积成正比，即R=Ixa”。
奥尔波特的这个公式指出流言发生的两个前提。第一，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柑橘虽然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也是大众食品。南京大学传播学院巢乃鹏副教授说：“柑橘蛆虫传言事件，恰好发生在公众草木皆兵的社会心态环境中。”在经历了“致病猪肉”、“致癌香蕉”、“苏丹红”、“地沟油”等轮番轰炸后，尤其是在三聚氰胺余波未平的时候，公众的食品安全心理脆弱得好似惊弓之鸟。，嘴二，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状况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由于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疫情被推迟一个月才报出。而在这一个月中，流言则以惊人的增值量增长。而与之相比，在此次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又体现了天然的优势。第一，由于字数少，其发生期非常短，形成迅速；第二，由于是传播给亲友，手机谣言传播的可信度较高，说服效果好。
在信息传播时代多样化和互动化的今天，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互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更加趋近“去中心化”、“传者亦是受者”。受众既是传播模式的信源，也是信宿。在这场“传播公信危机”中，我们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是否称职地担当了“守门人”的角色呢?
作为传统媒体，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应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媒体表现了应有的责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报道“蛆虫柑橘”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的媒体只是坐而观望，等待政府的权威信息，而没有发挥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的优势。虽然四川《华西都市报》在10月4日最先给予了报道，先后两天刊登了《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和《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的文章和图片。但如果能对事件做出更加深入的报道，以批判性而非歌颂式的方式对事件做一个完整呈现。谣言还会通过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滋生吗?
结语
柑橘事件本身并不可怕，我们只需将其深埋并撒上石灰就可以避免其危害，但谣言的存在，是我们最担心的。在这里，政府部门和媒体更应敲醒自己那颗沉睡的“新闻责任心”。有时候，沉默的确让人感到无比充实，但我们的媒体不应该开口“无话可说”。
编校：施宇
“蛆橘事件”回放
对于广元发生柑橘大实蝇疫情，四川《华西都市报》在10月4日最先给予了报道，先后两天刊登了《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和《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的文章和图片。不过并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关注。
10月21日，山西《太原晚报》再次就手机短信中有关“广元柑橘有蛆不能吃”的内容进行了报道，短信内容涉及蛆虫、深埋、撒石灰等敏感字眼。报道经网络媒体的转载，手机媒体的广泛传播，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政府信息控制 公共权力与大众的二元对立
危机传播有著名的3T原则，即“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而政府能否首先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公众是其塑造公信力的关键。面对突发性事件，作为信息弱势的一方，公众只能期待官方的信息发布。没有人愿意听信传言，但正如孙玉胜所说：“当权威的声音缺位的时候，观众就会掉头寻向那些有信息的地方：手机短信、亲友电话和电子邮件。舆论的阵地是不会坚贞地等待哪一家媒体的。”公众指责政府部门反应速度太慢。而政府部门开始以辟谣的方式说传言夸大其词，声称要查找谣言的源头。正当人们分不清孰是孰非之时，全剧的最高潮出现了：原来某些政府部门是最早的知情者，只是隐而不报而已。我们可以假设：假如公众能早一点知道真相，恐慌情绪还会蔓延至今吗?假如能早一些知情，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其他地区是否能够幸免被波及?
在此次“蛆橘事件”中，传媒的舆论导向确实有不当之处，但我们更应看到在此背后的深层次社会结构性因素。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政治领域改革进展缓慢。在此次事件中，政府的信息释放不畅与广大公民对突发事件新闻欲的满足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尽管“5·12”大地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传媒景观，尽管政府也一直在推进政治民主化、信息公开化、决策透明化的进程，但在此次事件乃至2008年其他的突发性事件中，笔者仍发现，信息控制仍是当下传媒报道的“紧箍咒”。政府的瞒而不报不仅仅造成的是全国柑橘市场100亿元之多的损失，更是政府公信力的坍塌。
新媒体互动传播模式 谣言下的集体性恐慌
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谣言之所以有其市场，主要是因为权威信息的缺位。传播学原理告诉我们：“当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时，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就会变得异常活跃。”
流言的三种主要载体有街谈巷议、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此次“蛆橘事件”的流言传播中，手机媒体再一次充当了重要角色。最先是手机短信在小范围内传播，随后网络跟进，引发集体性恐慌。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证据暧昧性(a)之积成正比，即R=Ixa”。
奥尔波特的这个公式指出流言发生的两个前提。第一，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柑橘虽然不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也是大众食品。南京大学传播学院巢乃鹏副教授说：“柑橘蛆虫传言事件，恰好发生在公众草木皆兵的社会心态环境中。”在经历了“致病猪肉”、“致癌香蕉”、“苏丹红”、“地沟油”等轮番轰炸后，尤其是在三聚氰胺余波未平的时候，公众的食品安全心理脆弱得好似惊弓之鸟。，嘴二，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不足，状况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由于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疫情被推迟一个月才报出。而在这一个月中，流言则以惊人的增值量增长。而与之相比，在此次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又体现了天然的优势。第一，由于字数少，其发生期非常短，形成迅速；第二，由于是传播给亲友，手机谣言传播的可信度较高，说服效果好。
在信息传播时代多样化和互动化的今天，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更应清醒地意识到，互动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更加趋近“去中心化”、“传者亦是受者”。受众既是传播模式的信源，也是信宿。在这场“传播公信危机”中，我们的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是否称职地担当了“守门人”的角色呢?
作为传统媒体，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应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们的媒体表现了应有的责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报道“蛆虫柑橘”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的媒体只是坐而观望，等待政府的权威信息，而没有发挥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的优势。虽然四川《华西都市报》在10月4日最先给予了报道，先后两天刊登了《好可惜!万吨柑橘长蛆被深埋》和《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的文章和图片。但如果能对事件做出更加深入的报道，以批判性而非歌颂式的方式对事件做一个完整呈现。谣言还会通过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滋生吗?
结语
柑橘事件本身并不可怕，我们只需将其深埋并撒上石灰就可以避免其危害，但谣言的存在，是我们最担心的。在这里，政府部门和媒体更应敲醒自己那颗沉睡的“新闻责任心”。有时候，沉默的确让人感到无比充实，但我们的媒体不应该开口“无话可说”。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