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娜与爱玛是托尔斯泰小说和福楼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们虽出身不同，个性不一，但悲剧命运极为相似。贵族小姐和永远“生活在别处”的女版“堂吉诃德”都以自杀方式结束了生命。本文将对比二人形象，并以此为切入点，从金钱和情欲人手探究人物悲剧命运的成因。
　　[关键词]安娜；爱玛；女性形象；悲剧成因
　　[中图分类号]1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2-0050-02
　　一、安娜与爱玛形象的异同-
　　安娜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爱玛是法国著名小说家福楼拜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人公。作为男性作家视角观照下的女性典型，安娜和爱玛二人形象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她们都是悲剧命运漩涡中挣扎的女性。有人说：“悲剧正是由于善良的人犯了错误而产生的。”由姑母一手包办婚姻的贵族小姐安娜奢谈爱情。俄国贵族家庭典型的婚姻观是以家庭和物质利益的考虑为先，孩子间的爱慕在其次。嫁给卡列宁后的安娜，生命活力一度被窒息，与情人四目相遇注定人生的交集，为爱倾其所有却终被愚弄，走投无路选择自杀。爱玛似安娜股无婚姻自主权。在法国，“父母安排的婚姻”向来比任何国家都多，婚约只是岳父与女婿的协定，爱玛是父亲的私有财产。她婚后沉溺于浪漫小说，如同沉溺于“骑士小说”的堂吉诃德，在一种“病态的不幸”中，她所有幻想的本质是满足“自恋”的倾向，现实生活与内心需求的巨大心理落差亟需弥补。另一方面，两人都曾尝试爱自己的丈夫。安娜了解丈夫并欣赏、顺从于他，“他毕竟是一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这种自我安慰是她尽力维持夫妻关系的努力，忍受不了就将爱转移到儿子身上，也是19世纪俄国贵族家庭的普遍现象。对丈夫缺乏深厚感情的妇女往往会在对儿子的爱中找到“平衡点”并得以补偿。爱玛与情人纠缠后也有过“忏悔之心”，她撺掇丈夫做畸形足手术，手术后的晚餐时间两人谈天说地，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安娜与爱玛的形象除相似性外又属于两个世界，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首先，身份迥异、地位悬殊的她们体现出贵妇与平民世界的撞击。仰仗贵族和丈夫的官僚身份，安娜似天鹅般徜徉在光芒毕露的上流圈子。农家之女爱玛婚后只是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过着平淡无华的生活，远远张望着风光奢靡的贵族生活。其次，两人所受教育不同。安娜一般留在家中接受母亲和家庭教师的教导，贵族教育注定谈吐举止不俗。爱玛接受的却是修道院式教育。当时法国一般女子没有机会接受正式学校教育，一些贵族家庭就把女儿送入修道院。爱玛父亲本着攀高的目的送她去学习贵族小姐的谈吐，从此给其人生埋下“不幸”的种子。再次，两人背叛丈夫后的行为选择不同。安娜背叛丈夫后对此事未隐瞒多久。“我听着你说话，但是我心里却在想着他。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随便你怎样处置我吧”。极度畏惧丈夫，却一心追求光明正大的爱情，绝不配合丈夫再演虚伪至极的家庭戏。爱玛则从头至尾向丈夫隐瞒了偷情的事实，包法利直至其服毒自尽后整理遗物时才意外发现情书，知晓一切……坦诚与欺骗，安娜出走后想和情人结婚，作为东正教徒，她可离婚，但由丈夫一方决定。爱玛从未有再婚的想法，因天主教禁止离婚，并且“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最后，两人宗教“约束作用大小”和“悔罪感轻重”不同。“基督教认为，人的情欲本身即罪恶。放纵情欲，灵魂就会堕落，就会远离上帝而受到上帝的惩罚”。女子偷情即罪恶的一大表现，人有“趋罪为恶”的倾向，负罪之感和悔罪之心尤为重要。安娜从来怀疑把她培养成人的宗教，婚姻是上帝的安排和旨意，背叛丈夫就是犯罪，总觉自己是坏女人的她羞耻心常常涌上心头，发自内心的忏悔明显而深重。爱玛并不信教，在修道院就经常违反院规，后有人劝其信教便接受了。虽如此，悔罪感也不比安娜强烈，相反她考虑问题简单，更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把握和享受，偶有尝试爱丈夫的努力，但很快抛开“自责之心”重新享受生活的欢娱。这或许是因东正教宗教气息比天主教更浓厚，因而两人接受的宗教教育对自身内化程度的差别也较大。
　　二、自杀悲剧的成因
　　“性格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导致两人的毁灭是一般性看法。刘俐俐分析《竹林中》时认为，武士自杀是因其愤懑无处发泄只好杀死自己。安娜和爱玛的自杀行为中或许也带有这种因素，但笔者将从金钱和情欲人手分析悲剧成因。
　　首先，必须了解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圣经》中亚当取肋骨造女人的故事寓意是：男人主宰世界，女人是其附属品。19世纪20年代俄法两国工业革命相继兴起，“18世纪60年代发轫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妇女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浮沉变化，中产阶级的妇女从社会生产和劳动领域离开，成为囿限在家庭天地里的‘家庭天使’，而广大的下层妇女为了弥补家庭生计的不足，或受雇于工厂……”由此可知，工业化时期，中产阶级妇女脱离社会生产和劳动而获得解放。以前家庭是生活和劳动场所，如今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家庭天使”是19世纪西方中产阶级男子对妇女的要求。爱玛之家庭虽不可与安娜的贵族—官僚家庭相提并论，也算得上中产阶级家庭。因19世纪的中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有别于贵族，因为他们没有可炫耀的家世；他们也不同于平民，因为他们拥有财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乡村医生包法利有一定财产收入和社会地位，爱玛只需相夫教子、洗衣做饭，又雇得起仆人，也只做女主人的管理工作。在典型“男主外、女主内”生活模式中，由于女性无独立经济能力，家庭从属地位越来越突出。包法利虽胆小本分，看似强势的爱玛却依旧是丈夫的附属品。法国直至1942年颁布的法律依旧要求妻子服从丈夫。婚姻大事尚不能做主，何况嫁为人妇，父权、夫权制的色彩一直浓厚。生活中丈夫供给一切开销但收入有限，爱玛不断买下奢侈品，偷藏且写信讨要诊费，甚至借高利贷。一时奢华享受的背后潜藏致命危机，8000法郎债务无力偿还，苦苦求人却频遭戏辱，无颜面对丈夫，精神恍惚之下吞下砒霜。安娜也深陷金钱的悲剧。耗在上流社会的交际费用从何而来？19世纪俄国贵族家庭内部关系是家长拥有无限统治权，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然而随启蒙思想的盛行，妇女解放问题慢慢引起社会关注，贵族家庭内部关系趋于人道主义。但宗法制—专制关系的残余依存，男人统治女人是其基础。对安娜而言，卡列宁作为大家长拥有无限权力，主宰家庭一切财产和成员的命运，她必须依附于丈夫。了解人类基本婚姻形式（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制）就会发现，专偶制之所以产生，一重要原因即大量财富集中于男子之手，女性受经济压迫，丈夫对妻子有绝对控制权。安娜和丈夫即组建了“专偶制个体家庭”，丈夫是资产者，她相当于无产阶级，家务劳动因不具社会公共性而没有报酬。丈夫按时给她生活费，这种屈从一直延续至其出轨后。坦白私情后，她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丈夫手中，卡列宁讽刺她抛弃丈夫和儿子却还吃着丈夫的面包，她只能默默忍受。卡列宁给她自由却坚持要生活在一起，安娜无比痛苦，生孩子病危挺过来时断然拒绝离婚，选择了另—个男人，又成为其奴隶和附属品。甜蜜期过后预感自己将被抛弃的命运又无家可归，失去唯—物质依靠时死成了唯一出路。
　　其次，单纯扮演男性情欲发泄者和爱情不幸牺牲品角色的两人也必将毁灭。爱情是建立家庭的基础，她们被迫接受的都是无爱的婚姻。父权制世界里，她们没有话语权，只是代表被动性的他者，反抗并抓住婚外爱情要付出沉重代价。西方社会本就尊崇个人本位，爱隋至高无上，为了它，她们不惜背负罪人包袱。爱玛被人指指点点，但依旧沉醉于此。被罗道尔弗欺骗后大病一场，痊愈后又和赖昂重续旧情，彻底放纵情欲。可怜她被逼向绝路前恳求过一生付出爱情的两个男人却无济于事，表面虽是金钱将其毁灭，但她临死前痛苦的是爱情。相比爱玛，安娜为爱情付出了更多。放弃儿子、名节、家庭及富裕生活即需莫大的勇气。她的爱情源于邂逅，猝不及防、极具魅力，使其心醉神迷且不由自主地委身于另—个男子，置名节于不顾而私奔，也比爱玛的婚外情更轰轰烈烈。她敢于冲破谎言的罗网，明确自己的地位，但和爱玛的负情故事无异。弗伦斯基一度迷恋其美貌，从未在精神世界真正理解过她，他不理解她不舍儿子并害怕被抛弃的心情等，有的只是征服女人的自豪感。两人的爱都表现出极强控制欲。安娜想让情人以她为中心，爱玛曾在潜意识里动过监视赖昂的念头。拜伦说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安娜的痴情变成最后的疯狂，私奔后重组幸福家庭的美梦被情人花心的本质击碎，激烈争吵引发精神恍惚和强烈报复欲望燃起的疯狂状态将其吞噬。当火车轧过冰冷的心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切的罪恶都已过去，只愿上帝饶恕。
　　此外，两人都有性的压抑。19世纪法国中产阶级男子的普遍看法是：顺从丈夫的性要求是妻子的责任，要求分享丈夫愉悦感的女人就非好女人，爱玛婚姻生活的压抑在所难免。安娜接受过严格宗教教育，丈夫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两性关系严守为生殖的原则，性快乐体验被剥夺，因此都在偷情生活中享受性自由，出轨是对男性压迫秩序的挑战，也体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欲望”（不论自身或他者的物欲隋欲）是毁灭她们的凶手。女性悲剧背后的婚姻制度和男人所负担的夫妇经济责任等使夫妻平等成为幻想，男人在工作中实现自我，已婚女性却往往在千篇一律的家务中消耗生命，陷入孤独和无意义。两性要获得解放，正如波伏娃所言：要允许女性自立，让其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