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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谷牧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这个由一位副总理六位部长六位局长组成的代表团，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几个第一：第一个单独到西方国家访问的代表团；第一个由一位副总理六位部长六位局长组成的专门考察经济的高级代表团；第一个破例受到西方国家高规格接待的经济代表团。
过去我们出访，多半是国事访问，政治、外交为主，专门考察经济而且带着这么多管经济的部长、局长，清晰地传递出中国转变传统观念，重新“收拾旧山河”的确切信息，这对于希望走进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所以，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欧洲各国都积极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德国的媒体说，东方谷牧旋风冲击了欧洲，旋风预示着中国可能真的要变天了！
谷牧回到国内，很快向中央做了汇报。汇报会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等老帅以及中央领导悉数出席汇报会。叶帅说，不要再议了，赶紧拍板干吧！听了谷牧西欧考察汇报之后，邓小平又单独找了谷牧。
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应该以谁为参照物？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分析西方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各有特点。日本属于经济政策诱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决策作用很大，德国是福利性比较强的市场经济。
谷牧跟邓小平交换意见以后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快速发展，这个经验值得借鉴，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借鉴性的可能是日本。因为我们与日本同处于东方文化圈，文化上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这个观点在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中形成一种共识。邓小平决定亲自到日本走一走，这就是1978年邓小平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到日本访问的内在原因。
在日本，邓小平几乎看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从钢铁、汽车到电器、电子，面面俱到。邓小平回国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在离开东京去京都的高速列车上，日本记者问小平同志有什么感想，小平同志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坐在高速运行的列车上，他还说：我们现在正适合这样的车。
访日归来，邓小平同谷牧以及一些老同志有了一个认同：日本可以做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参照物。
1979年谷牧访日
谷牧副总理是1979年9月访问日本的，与邓颖超、廖承志不同，他是专门与日方谈日元贷款问题的，就是ODA。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非常现实而重大的问题是缺钱，所以如何筹措资金和吸收国外的投资成为刻不容缓的大问题。谷牧1979年去日本就是争取日元贷款，目的非常清楚，当然不是大张旗鼓。这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谷牧。
背景是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同日方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资金匮乏。当时大平正芳先生提出，中国可以利用日本的ODA，就是政府贷款，利息很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邓小平得知这一信息后，回国马上跟谷牧进行沟通。谷牧这次访日就是顺着小平同志说的这一线索，同日方接触，解决日元贷款问题，以解中国改革开放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谷牧去日本谈日元贷款，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思想理念突破。谷牧以他特有的耐力，顶住国内的巨大压力，拿到了第一批日元贷款500亿日元（约合2.3亿美元）。1979年12月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应邀访问中国，宣布启动对华经济援助，首批政府贷款500亿日元，利息3%，30年后还不清还可以延长。此后，谷牧同志又拿下第二批日元贷款560亿，第三批日元贷款3390亿，第四批日元贷款4700亿……中国的对外窗口就这样打开了，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资金不足的难题，经济改革迈开了有力步伐。当时，日元贷款占我们基本建设费用的10%左右，占外国对华贷款总数近70%。
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邓小平访日归来后，当时议论最多的问题是要派员到日本详细考察。谷牧提出一个破天荒的大胆建议：可不可以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邓小平认为很好，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确定派员考察日本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合做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也随即悄悄展开。
1979年，谷牧到日本进行日元贷款交涉之前，也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人选进行了考察和摸底。后来，经过细致考察、筛选，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这三个人是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同岁，1914年生，都属虎。
大来佐武郎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日本副首相伊东正义，是异姓三兄弟。二战前，他们在兴亚院做调查时，发现日本钢铁生产每况愈下，于是断定日本军国主义肯定要失败。战争打的是钢铁仗，钢铁产量下降，战争就没法打下去了。三个人在极端危险情况下，秘密研究，搞了一个日本战败如何复兴经济的方案。可以说，这三个人是有战略眼光的。战后，1946年日本成立一个叫经济安定本部的政府机构，就是后来的日本经济企划厅。大来佐武郎是安定本部的奠基人之一，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包括“收入倍增计划”的高速增长方案，都是大来这些人亲自制定的。
现在看来，遴选大来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很有针对性的。他既有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是官厅经济学家，又一直在经济企划厅工作，是经济战线的领导人，有经济统括的丰富经验，善于应对各种经济变故。他在日本被称为经济先生，受到官民的尊敬。请这样的人做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切合实际。
向坂正男，也是日本战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还是世界著名的能源专家。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他在德国经济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他参与了德国政府经济决策的制定。 1979年1月末，利用春节期间，中国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北京，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大来和向坂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具体讲了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经验在哪里，有哪些需要汲取的教训，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应该反思。
请日本专家、德国专家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共和国的第一次。过去，我们曾经请过苏联专家，那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请西方国家专家当我们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1979年1月春节期间，在谷牧召集下，各部委管经济的领导，汇集在钓鱼台听大来和向坂的报告。这个春节，领导同志没有休息，关起门来听两位日本朋友讲课。这是我们第一线高层领导，第一次系统地听取西方国家权威人士讲述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它对于我们开阔眼界，特别是转变思想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同志说，这堂启蒙课，对我们后来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启发。不久，中国又一次请他们来北京传授经验。
从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到中日经济交流会
意外的是，1979年秋，大平正芳首相第二次改组内阁，大来入阁出任外相。日本法律规定，公务员兼任民间职务和外国职务是不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大来继续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大来佐武郎提出请下河边淳先生接任。下河边淳也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具体制定者之一，他有个绰号，叫“国土开发之父”。日本的国土一至四次开发（即日本经济布局）都是他亲自所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论》就出自他的手。
中国方面考虑到前一段经济顾问的作用，没有立刻回复日方。谷牧考虑，如果能够通过某种形式把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起来，达到经济合作和交流发展经验的目的，岂不是更好！所以，他当时提出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方案——设立一个由中日两国政府成员参加的会议。这个方案同大来外相沟通后，他也认为很好。于是，一个名为“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日方称日中阁僚会议）就这样问世了。会议由谷牧牵头，黄华副总理以及中国国务院的六个部委的一把手与会，日方议长领衔，大藏、外务、通产等六官厅的大臣莅临。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从1980年开始，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在中国开过两次会，我都在场。1980年会议结束时，我写了通讯“诚挚坦率的会谈”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见《人民日报》1980年12月6日国际版）。1983年，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又写了一篇通讯，题目是“开拓中日友好新的十年”（见《人民日报》1983年9月8日国际版）。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它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气魄。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的议题也非常实际，就是如何把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蛋糕做大。既谈合作，谈改革开放，又交了朋友，改善了两国关系。
与此同时，谷牧同大来商量，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中日经济合作，交流经济发展的经验，建立一个有双方政府官员参加的交流会。这就是1980年议定、1981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中日经济交流会。
中日经济交流会提出来之后，日方提出加上“知识”两个字，叫“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
应该说，中日经济交流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决策起到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时商定，交流会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成员和其他人员不超过20人。不见记者，不对外，关起门来，就重大问题展开内部讨论和意见交换。
交流会不议论具体的经济操作问题。谷牧的想法是经济上遇到的大问题，或者改革方面拟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拿捏不定的时候，听听日方的意见，因为交流会日方成员毕竟都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方案成功的制定者。交流会除了每年定期举行之外，还有临时的经济考察小组，很务实。
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主要是退下来的、原来当过次官的著名人士。日本官僚机构中公务员的最高职位是事务次官，就是我们说的常务副部长。进入交流会的日方成员有，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后来出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国土开发厅次官下河边淳（后来出任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通产省次官、原来大平正芳首相秘书官福川伸次，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苏经济协会会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河合良一（原来通产省官员），日本数量经济学鼻祖——篠原三代平（曾出任日本亚洲研究所所长，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战略家、罗马俱乐部成员、日本防卫厅局长、野村综合研究所会长佐伯喜一，日本经济同友会副总干事、新日本制铁公司社长千速晃，以及日本银行理事、经济学家铃木淑夫等人。向坂正男是日方代表（负责人），大来佐武郎为顾问。
交流会中方成员都是现职的，计委常务副主任房维中、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廖季立、高尚全、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秘书长李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尚清、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浦山等等，汇集了所有主管政府经济部门主要领导，马洪（当时是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方代表，谷牧是亲自领导交流会的顾问。
我是从1986年接手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的，之前谷牧把交流会办公室（日方称事务局）放在建委。1985年第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交流会所在的建委，一部分划归计委，主体部分改建为建设部，办公室所在的研究所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建设部，一部分到了计委。由此，出现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放在哪个单位比较合适的问题。谷牧同马洪商量，提出把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放到马洪主管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想法。
马洪认为可以，但是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没有外事机构，也没有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当时，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中南海办公，没有自己的服务性机构，包括用车、财务等一切事务，统统由国务院办公厅统一管理，会见外宾也是他们安排地点。谷牧听了马洪的陈述，果断地说，那就成立外事机构嘛！把《人民日报》的小张调过来。 就这样，我从《人民日报》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1986年起，开始筹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事机构，同时接管中日经济交流会的事务，出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此前交流会秘书长是建委副主任李景昭。
谷牧是交流会的顾问，他把交流会当作经济咨询机构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体。交流会在中国开会时，他都抽时间出席，题目也是他同意和拟定的，交流会后的报告专送给他，由他审定报送中央。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很多重大的措施和问题都在交流会上议论过，如特区问题，经济开发区问题，外资利用，企业改革、保税区、物流等。
记得大来提出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问题，认为中央应给予的主要不是物质上的支持，不是输血，而是政策上的支持，放开它，让特区形成造血的机制，这样特区就活了。后来，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自豪地说，深圳的发展没有向中央政府要钱，是中央给政策，我们自己引资发展起来，我们形成了造血机能，受益日方提出的主张。
还有一件事令人不能忘却，那就是关于特区货币。为了进一步搞活特区经济，中央拟议出台特区货币。关键时刻，谷牧提出听听大来的意见。大来明确对李灏和谷牧说：我认为不合适。理由是，现在人民币至少有两重以上的汇率，即国家规定的汇率，市面上的汇率，黑市的汇率。另外，还有一个外汇券，也至少有两重汇率。如果再搞一个特区货币，特区货币至少也有两重汇率，这势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政府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何必走弯路再出台一个特区货币呢？大家听了感到很有道理，特区货币的发行就这样搁置起来了。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起的作用，远不止上述这些类似事情。我认为，它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属于宏观上的，一个是微观上的。我刚才讲的都是微观可见的一些具体事例。宏观上主要是指理念的转变。我们讲解放思想，理念不转变，就没法解放思想。谷牧主管改革开放，他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理念的转变上，他希望各级领导都能转变思想观念，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有这样的新局面、新形势，我想跟谷牧、邓小平等这些老同志倡导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可以说，跟谷牧种的这块中日经济交流会试验田也有很大的联系，中日经济交流会在宏观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微观。
1998年，我跟谷牧说，我担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一职近15年了，该换个年轻人吧？没想到谷牧却说：给我起草一份给总理的报告，我要退下来，中日经济交流会顾问让李岚清当。本来是谈我的事情，却引出谷牧辞去顾问的大事，我感到做错了事，不得已代谷牧起草了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日经济交流会中方代表马洪知道后，也要从代表的位子上退下来，于是，给朱镕基总理的报告中，马洪和我退位的事都写在了里面。
这份报告镕基总理批给了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很谦虚，马上提议吴仪副总理接任交流会顾问一职。
增进中日友谊
在中日经济交流合作过程中，谷牧与日本的中国政府顾问、一些经济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互相尊重、坦诚相待。
1986年中日经济交流会在新疆开会。选择在新疆召开，谷牧考虑的是推动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谷牧在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要高瞻远瞩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要高瞻远瞩，全国一盘棋；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也要站得高，看得远，从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
会议结束抵达火焰山脚吐鲁番时，正逢维吾尔族老乡赶着一群毛驴走过。在新疆骑毛驴是极普遍的事，但是，日本没有毛驴，更不要说骑毛驴了，日本朋友感到新奇。谷牧这时突发异想，他邀请向坂正男骑一次毛驴，同时，郑重地说，你是中国的经济顾问，我们的老师，我们以虔诚之心请你骑一次毛驴，我给你执缰，你放心地骑。向坂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你是中国的副总理，不能给我执缰，日本文化根从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的老师。两人互相谦让，最终向坂骑上毛驴，两人握手，以示中日合作唇齿相依的关系。
这件事在日本传为美谈。人们说，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这样的国家没有不发展的道理！
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着谷牧与骑毛驴的向坂握手的照片，这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谷牧退下后，国外的新老朋友不断来信，邀请他到国外访问，说退下来总该有时间了吧？特别是日本的老朋友，邀请不断。但是谷牧基本都礼貌地回绝了。他对我说，70不留宿，80不出门，中国的老规矩了，谢谢他们啦！后来，日本朋友说，谷牧不能来，请孩子代替他来访吧！但是，谷牧照样回绝，不允许孩子们代替他出访。谷牧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鉴于谷牧在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中的卓越贡献，2007年日本天皇授予谷牧旭日大勋章。谷牧说，这是中国国民的荣誉，我只是他们的代表。
岁月倥偬，谷牧同志离开我们七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每每看到这些变化，我们就不禁想起谷牧同志，想起改革开放火热年代的老首长，感慨于他的开拓精神和巨大贡献。（编辑 黄 艳）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中日经济交流会原秘书长）
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谷牧带了一个代表团到欧洲访问，这个由一位副总理六位部长六位局长组成的代表团，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几个第一：第一个单独到西方国家访问的代表团；第一个由一位副总理六位部长六位局长组成的专门考察经济的高级代表团；第一个破例受到西方国家高规格接待的经济代表团。
过去我们出访，多半是国事访问，政治、外交为主，专门考察经济而且带着这么多管经济的部长、局长，清晰地传递出中国转变传统观念，重新“收拾旧山河”的确切信息，这对于希望走进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一个盼望已久的福音。所以，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欧洲各国都积极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和经济交流。德国的媒体说，东方谷牧旋风冲击了欧洲，旋风预示着中国可能真的要变天了！
谷牧回到国内，很快向中央做了汇报。汇报会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等老帅以及中央领导悉数出席汇报会。叶帅说，不要再议了，赶紧拍板干吧！听了谷牧西欧考察汇报之后，邓小平又单独找了谷牧。
中国要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应该以谁为参照物？这些问题困扰着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分析西方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各有特点。日本属于经济政策诱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决策作用很大，德国是福利性比较强的市场经济。
谷牧跟邓小平交换意见以后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快速发展，这个经验值得借鉴，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借鉴性的可能是日本。因为我们与日本同处于东方文化圈，文化上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这个观点在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中形成一种共识。邓小平决定亲自到日本走一走，这就是1978年邓小平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到日本访问的内在原因。
在日本，邓小平几乎看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从钢铁、汽车到电器、电子，面面俱到。邓小平回国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到了日本我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在离开东京去京都的高速列车上，日本记者问小平同志有什么感想，小平同志说：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坐在高速运行的列车上，他还说：我们现在正适合这样的车。
访日归来，邓小平同谷牧以及一些老同志有了一个认同：日本可以做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参照物。
1979年谷牧访日
谷牧副总理是1979年9月访问日本的，与邓颖超、廖承志不同，他是专门与日方谈日元贷款问题的，就是ODA。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非常现实而重大的问题是缺钱，所以如何筹措资金和吸收国外的投资成为刻不容缓的大问题。谷牧1979年去日本就是争取日元贷款，目的非常清楚，当然不是大张旗鼓。这是我作为记者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谷牧。
背景是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同日方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资金匮乏。当时大平正芳先生提出，中国可以利用日本的ODA，就是政府贷款，利息很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邓小平得知这一信息后，回国马上跟谷牧进行沟通。谷牧这次访日就是顺着小平同志说的这一线索，同日方接触，解决日元贷款问题，以解中国改革开放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谷牧去日本谈日元贷款，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思想理念突破。谷牧以他特有的耐力，顶住国内的巨大压力，拿到了第一批日元贷款500亿日元（约合2.3亿美元）。1979年12月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应邀访问中国，宣布启动对华经济援助，首批政府贷款500亿日元，利息3%，30年后还不清还可以延长。此后，谷牧同志又拿下第二批日元贷款560亿，第三批日元贷款3390亿，第四批日元贷款4700亿……中国的对外窗口就这样打开了，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资金不足的难题，经济改革迈开了有力步伐。当时，日元贷款占我们基本建设费用的10%左右，占外国对华贷款总数近70%。
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
邓小平访日归来后，当时议论最多的问题是要派员到日本详细考察。谷牧提出一个破天荒的大胆建议：可不可以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邓小平认为很好，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确定派员考察日本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合做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也随即悄悄展开。
1979年，谷牧到日本进行日元贷款交涉之前，也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人选进行了考察和摸底。后来，经过细致考察、筛选，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这三个人是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大来佐武郎与谷牧同岁，1914年生，都属虎。
大来佐武郎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日本副首相伊东正义，是异姓三兄弟。二战前，他们在兴亚院做调查时，发现日本钢铁生产每况愈下，于是断定日本军国主义肯定要失败。战争打的是钢铁仗，钢铁产量下降，战争就没法打下去了。三个人在极端危险情况下，秘密研究，搞了一个日本战败如何复兴经济的方案。可以说，这三个人是有战略眼光的。战后，1946年日本成立一个叫经济安定本部的政府机构，就是后来的日本经济企划厅。大来佐武郎是安定本部的奠基人之一，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包括“收入倍增计划”的高速增长方案，都是大来这些人亲自制定的。
现在看来，遴选大来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很有针对性的。他既有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是官厅经济学家，又一直在经济企划厅工作，是经济战线的领导人，有经济统括的丰富经验，善于应对各种经济变故。他在日本被称为经济先生，受到官民的尊敬。请这样的人做中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切合实际。
向坂正男，也是日本战后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还是世界著名的能源专家。德国的古托夫斯基，他在德国经济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他参与了德国政府经济决策的制定。 1979年1月末，利用春节期间，中国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北京，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大来和向坂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具体讲了日本采取了哪些措施，经验在哪里，有哪些需要汲取的教训，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应该反思。
请日本专家、德国专家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共和国的第一次。过去，我们曾经请过苏联专家，那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请西方国家专家当我们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
1979年1月春节期间，在谷牧召集下，各部委管经济的领导，汇集在钓鱼台听大来和向坂的报告。这个春节，领导同志没有休息，关起门来听两位日本朋友讲课。这是我们第一线高层领导，第一次系统地听取西方国家权威人士讲述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它对于我们开阔眼界，特别是转变思想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关同志说，这堂启蒙课，对我们后来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启发。不久，中国又一次请他们来北京传授经验。
从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到中日经济交流会
意外的是，1979年秋，大平正芳首相第二次改组内阁，大来入阁出任外相。日本法律规定，公务员兼任民间职务和外国职务是不允许的，这就意味着大来继续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大来佐武郎提出请下河边淳先生接任。下河边淳也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具体制定者之一，他有个绰号，叫“国土开发之父”。日本的国土一至四次开发（即日本经济布局）都是他亲自所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列岛改造论》就出自他的手。
中国方面考虑到前一段经济顾问的作用，没有立刻回复日方。谷牧考虑，如果能够通过某种形式把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联系起来，达到经济合作和交流发展经验的目的，岂不是更好！所以，他当时提出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方案——设立一个由中日两国政府成员参加的会议。这个方案同大来外相沟通后，他也认为很好。于是，一个名为“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日方称日中阁僚会议）就这样问世了。会议由谷牧牵头，黄华副总理以及中国国务院的六个部委的一把手与会，日方议长领衔，大藏、外务、通产等六官厅的大臣莅临。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从1980年开始，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在中国开过两次会，我都在场。1980年会议结束时，我写了通讯“诚挚坦率的会谈”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见《人民日报》1980年12月6日国际版）。1983年，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又写了一篇通讯，题目是“开拓中日友好新的十年”（见《人民日报》1983年9月8日国际版）。
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它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气魄。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的议题也非常实际，就是如何把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蛋糕做大。既谈合作，谈改革开放，又交了朋友，改善了两国关系。
与此同时，谷牧同大来商量，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中日经济合作，交流经济发展的经验，建立一个有双方政府官员参加的交流会。这就是1980年议定、1981年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中日经济交流会。
中日经济交流会提出来之后，日方提出加上“知识”两个字，叫“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
应该说，中日经济交流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决策起到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当时商定，交流会轮流在中日两国召开，成员和其他人员不超过20人。不见记者，不对外，关起门来，就重大问题展开内部讨论和意见交换。
交流会不议论具体的经济操作问题。谷牧的想法是经济上遇到的大问题，或者改革方面拟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拿捏不定的时候，听听日方的意见，因为交流会日方成员毕竟都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方案成功的制定者。交流会除了每年定期举行之外，还有临时的经济考察小组，很务实。
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成员主要是退下来的、原来当过次官的著名人士。日本官僚机构中公务员的最高职位是事务次官，就是我们说的常务副部长。进入交流会的日方成员有，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后来出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国土开发厅次官下河边淳（后来出任阪神大地震复兴委员会委员长）、通产省次官、原来大平正芳首相秘书官福川伸次，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兼日苏经济协会会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河合良一（原来通产省官员），日本数量经济学鼻祖——篠原三代平（曾出任日本亚洲研究所所长，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战略家、罗马俱乐部成员、日本防卫厅局长、野村综合研究所会长佐伯喜一，日本经济同友会副总干事、新日本制铁公司社长千速晃，以及日本银行理事、经济学家铃木淑夫等人。向坂正男是日方代表（负责人），大来佐武郎为顾问。
交流会中方成员都是现职的，计委常务副主任房维中、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廖季立、高尚全、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秘书长李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尚清、外贸部副部长沈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浦山等等，汇集了所有主管政府经济部门主要领导，马洪（当时是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方代表，谷牧是亲自领导交流会的顾问。
我是从1986年接手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的，之前谷牧把交流会办公室（日方称事务局）放在建委。1985年第一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交流会所在的建委，一部分划归计委，主体部分改建为建设部，办公室所在的研究所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建设部，一部分到了计委。由此，出现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放在哪个单位比较合适的问题。谷牧同马洪商量，提出把中日经济交流会办公室放到马洪主管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想法。
马洪认为可以，但是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没有外事机构，也没有研究日本问题的人。当时，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中南海办公，没有自己的服务性机构，包括用车、财务等一切事务，统统由国务院办公厅统一管理，会见外宾也是他们安排地点。谷牧听了马洪的陈述，果断地说，那就成立外事机构嘛！把《人民日报》的小张调过来。 就这样，我从《人民日报》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1986年起，开始筹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事机构，同时接管中日经济交流会的事务，出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此前交流会秘书长是建委副主任李景昭。
谷牧是交流会的顾问，他把交流会当作经济咨询机构和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智囊团体。交流会在中国开会时，他都抽时间出席，题目也是他同意和拟定的，交流会后的报告专送给他，由他审定报送中央。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很多重大的措施和问题都在交流会上议论过，如特区问题，经济开发区问题，外资利用，企业改革、保税区、物流等。
记得大来提出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问题，认为中央应给予的主要不是物质上的支持，不是输血，而是政策上的支持，放开它，让特区形成造血的机制，这样特区就活了。后来，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自豪地说，深圳的发展没有向中央政府要钱，是中央给政策，我们自己引资发展起来，我们形成了造血机能，受益日方提出的主张。
还有一件事令人不能忘却，那就是关于特区货币。为了进一步搞活特区经济，中央拟议出台特区货币。关键时刻，谷牧提出听听大来的意见。大来明确对李灏和谷牧说：我认为不合适。理由是，现在人民币至少有两重以上的汇率，即国家规定的汇率，市面上的汇率，黑市的汇率。另外，还有一个外汇券，也至少有两重汇率。如果再搞一个特区货币，特区货币至少也有两重汇率，这势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政府最终是要统一货币的，何必走弯路再出台一个特区货币呢？大家听了感到很有道理，特区货币的发行就这样搁置起来了。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起的作用，远不止上述这些类似事情。我认为，它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属于宏观上的，一个是微观上的。我刚才讲的都是微观可见的一些具体事例。宏观上主要是指理念的转变。我们讲解放思想，理念不转变，就没法解放思想。谷牧主管改革开放，他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理念的转变上，他希望各级领导都能转变思想观念，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有这样的新局面、新形势，我想跟谷牧、邓小平等这些老同志倡导解放思想，转变理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可以说，跟谷牧种的这块中日经济交流会试验田也有很大的联系，中日经济交流会在宏观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微观。
1998年，我跟谷牧说，我担任中日经济交流会秘书长一职近15年了，该换个年轻人吧？没想到谷牧却说：给我起草一份给总理的报告，我要退下来，中日经济交流会顾问让李岚清当。本来是谈我的事情，却引出谷牧辞去顾问的大事，我感到做错了事，不得已代谷牧起草了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日经济交流会中方代表马洪知道后，也要从代表的位子上退下来，于是，给朱镕基总理的报告中，马洪和我退位的事都写在了里面。
这份报告镕基总理批给了李岚清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很谦虚，马上提议吴仪副总理接任交流会顾问一职。
增进中日友谊
在中日经济交流合作过程中，谷牧与日本的中国政府顾问、一些经济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互相尊重、坦诚相待。
1986年中日经济交流会在新疆开会。选择在新疆召开，谷牧考虑的是推动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谷牧在讲话中提出改革开放要高瞻远瞩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要高瞻远瞩，全国一盘棋；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也要站得高，看得远，从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
会议结束抵达火焰山脚吐鲁番时，正逢维吾尔族老乡赶着一群毛驴走过。在新疆骑毛驴是极普遍的事，但是，日本没有毛驴，更不要说骑毛驴了，日本朋友感到新奇。谷牧这时突发异想，他邀请向坂正男骑一次毛驴，同时，郑重地说，你是中国的经济顾问，我们的老师，我们以虔诚之心请你骑一次毛驴，我给你执缰，你放心地骑。向坂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你是中国的副总理，不能给我执缰，日本文化根从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的老师。两人互相谦让，最终向坂骑上毛驴，两人握手，以示中日合作唇齿相依的关系。
这件事在日本传为美谈。人们说，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这样的国家没有不发展的道理！
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着谷牧与骑毛驴的向坂握手的照片，这是我们做人的榜样。
谷牧退下后，国外的新老朋友不断来信，邀请他到国外访问，说退下来总该有时间了吧？特别是日本的老朋友，邀请不断。但是谷牧基本都礼貌地回绝了。他对我说，70不留宿，80不出门，中国的老规矩了，谢谢他们啦！后来，日本朋友说，谷牧不能来，请孩子代替他来访吧！但是，谷牧照样回绝，不允许孩子们代替他出访。谷牧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鉴于谷牧在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中的卓越贡献，2007年日本天皇授予谷牧旭日大勋章。谷牧说，这是中国国民的荣誉，我只是他们的代表。
岁月倥偬，谷牧同志离开我们七年了。今天，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每每看到这些变化，我们就不禁想起谷牧同志，想起改革开放火热年代的老首长，感慨于他的开拓精神和巨大贡献。（编辑 黄 艳）
（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原副主任，国务院中日经济交流会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