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中国政府宣布取消科举制度，《时报》称为盛事，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万国公报》因此宣布“是真中国历史上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布成立国学院，舆论哗然。百年回首，真真一场世纪之梦。
　　沧桑百年，中国已经形成了崭新的传统，这个百年新传统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主流。而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经过百年激荡，或者烟消云散，或者不绝如缕。对现存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进行任何方式的切割，都不会得出古代传统占据主流的结论。现实是历史运动的产物，而今的现实世界，主要是近代百年的产物。
　　百年中国，当然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种种纠葛，1905年的废科举被认为是西学取得胜利的重大标志。从此以后，西学确实高歌猛进。但是，中西文化的激荡，也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举凡近代的学问大家，无不是传统文化与西学融合交汇的结晶。即使研究传统学问，也比乾嘉学派更加精进。但是，百年中国，国学是大溃退的百年，曾经有过的整理国故运动，最后结局还是无声无息。批判传统是百年中国的核心文化旗帜，现实世界如同一件容器，因为空间有限，要引进西方文化就不得不多删除一些本国传统。
　　在中西文化之间，形成多种文化综合意见，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等，虽然中西合璧的路线最少争议，但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认识明确，而对中国传统的糟粕体认清晰，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本国传统溃退，西方文化挺进。以教育体制而言，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向日本、欧美以及苏联学习过。虽然我们一直主张全盘西化是资产阶级的狂想，但是在教育领域我们确实实行过全盘西化，民国时期欧美体制占据主流，1949年以后则是全面苏联化。苏联化是西化的一种。
　　百年中国，政治主题高于文化主题，革命的任务比文化建设的任务更紧迫。许多争论看起来都是文化词汇，其实背后却以政治为目标。政治标准代替了文化的标准，政治标准成为评价文化问题的终极尺度。革命的形势紧迫，群众需要动员，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时无刻不是在形势紧张的条件下努力。文化问题需要心平气和、耐心细致的讨论研究，允许争论允许不同意见，但是近代的形势紧迫，革命的形势紧迫，对待文化问题无法和风细雨，只好疾风暴雨。有观点说近代是救亡压倒启蒙，如果从文化的视角看，应该说是政治压倒文化。不得已的条件下，我们只能接受历史，但是我们更应当承担起属于我们时代的责任。
　　世界在这一百年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百年不无帮助。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类种种梦想，也促进了人类的自我反省。在进化论主导世界的时候，优胜劣汰理论帮助弱小觉醒，也为以强凌弱助威，希特勒成为社会进化论的极端代表。二战以后，文化相对主义开始盛行，民族文化的相对价值被开发，全球化在经济领域依然独领风骚，而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是多文化和谐。中国百年，正是在进化论的强风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甚至为了生存而宁愿放弃传统，这就如同饥饿时节贱卖古董以求温饱一样。当我们被问到，一个以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的国度，究竟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文化结晶时，我们发现，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一群。我们也曾知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有优秀的文化存在，但在批判传统的风潮中，我们对糟粕更感兴趣，对本国传统缺少情感至今谈起仍然不敢理直气壮，为对传统缺乏研究而无法如数家珍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基本事实。
　　为了同一个地球，生物多样化如今已经成为人类保护环境的基本信念。为了人类共同的生活，为什么会对本国文化传统如此冷漠呢？政治思维代替文化思维的近代习惯，应该改一改了。
　　相对于西学，国学以中国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研究方法。国学是文化学术研究的系统，加深国学的研究无疑是加深中国文化理解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需要经济层面，更应该有文化层面的。而在今日中国，国学需要建设和积累，国学研究需要培养队伍。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不是登高一呼可以完成的。编辑/廖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