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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外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邓小平主动请缨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一贯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他思想解放、举要驭繁、抓住要害，勇敢冲破“两个凡是”等“左”的观点的束缚，开辟出教育领域的崭新局面。
一、推翻“两个估计”，打破精神枷锁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擅长从战略高度入手，通过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来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全局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是重灾区。邓小平复出时，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是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清算，“两个估计”①仍然像枷锁一样紧箍在人们头上，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和不公正对待。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是关键所在。
邓小平历来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于7月中旬刚刚恢复工作，8月8日就主持召开了有部分科技和教育界知名专家出席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著名谈话。邓小平指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他着重谈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我国十七年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他强调，“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他认为，“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p63。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部分科教领域负责人围绕“两个估计”出台的背景进行座谈，与会者一致认为“两个估计”脱离实际，已经成为教育工作的障碍，必须彻底加以否定。人民日报社对座谈会内容进行了整理，以《（1971年）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为题报送中央。邓小平阅后认为这个材料十分重要。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谈话中指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尖锐地指出，“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2]p204
在邓小平谈话之后，教育部党组立即组织写作班子，从理论上对“两个估计”进行全面批判。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的重要指示，使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有了重大突破——毛泽东对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并非全面否定，而是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3]p37。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被“四人帮”严密控制并加以歪曲，造成长时间的思想混乱。
批判文章经胡乔木润色后，由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章以《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题，在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等随后转载，在社会上造成了重大影响。文章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指示的封锁和篡改，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压在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在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全国科教战线的大量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被彻底打破，知识界开始焕发勃勃生机。
二、调整招生制度，重启高校大门
高考制度是高等院校录取合格人才、保证教育公平、保障教育质量的通行做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陷入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8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不久，高考制度被废止，“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后来，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大学教师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被批判，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在1970年毛泽东发布“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高等院校开始小范围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但由于“四人帮”的拖延和破坏，这一建议未能执行。1975年，邓小平再提此议，但很快就因遭到批判而被搁浅[4]p49。
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空前匮乏。邓小平强烈意识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我国的教育得到改善，而教育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希望所在。与此同时，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的“推荐选拔”大学招生制度不满意，因为该制度片面强调所谓“阶级出身”，分数反而成为参考因素，极易因寻租影响公平。据记载，当年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或中下者。虽然教育部门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个凡是”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如果不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端正，显然难以对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调整。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两个凡是”阴云笼罩下，会议仍未能突破以往不合理的招生规定，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邓小平在8月召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被“四人帮”耽误）损失的时间抢回来[2]p172。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语惊四座，尖锐痛斥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要求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认为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关键，大学新生质量不高，要害在招生制度。邹承鲁、吴文俊等著名教育家纷纷表示赞同，并建议国务院下定决心恢复高考制度[4]p44。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邓小平马上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否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当刘西尧做出肯定回答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前正式拍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2]p179
8月13日，在邓小平拍板后没过一周，教育部就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议期间专门就高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2]p195为统一会议思想，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招生政策和标准问题。他指出：“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劳动两年以后学的东西“丢掉一半”，“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出人才、出成果”。“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2]p204这好比一剂“强心针”，给了与会同志极大鼓舞，为会议定下基调，推进了会议进程。“9·19”谈话后不久，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顺利结束，恢复高考已成为大势所趋。
随后，邓小平亲自对招生文件草案进行修改，他认为原文件中的政审等条件太繁苛，指出：“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按照邓小平指示起草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且将招生面扩大到11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决定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热烈拥护和广泛欢迎，为被“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公平竞争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中华大地上一场意义深远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热潮勃然而起。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其中很多人考试前仍在农村劳动。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共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有610万人报考，共录取40.2万新生。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还招收了1万名左右研究生。录取的新生中，相当多的是原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结束了前几年凭推荐入学的做法。同时，国家也启动了留学生计划。1978年，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增加到3000人以上，超过了过去10年总数的3.5倍。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5]。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全民族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恢复高考也直接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进而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当年录取的绝大部分大学生成长为改革开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犹如响彻中华大地的第一声春雷，成为后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预示着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
注释：
①“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 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参考文献：
[1]鄧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4]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N].人民日报，1977-12-25.
作者简介：金赞研，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一、推翻“两个估计”，打破精神枷锁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擅长从战略高度入手，通过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来解决重大问题、推动全局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是重灾区。邓小平复出时，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但是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根本清算，“两个估计”①仍然像枷锁一样紧箍在人们头上，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压抑和不公正对待。很显然，要实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推翻“两个估计”是关键所在。
邓小平历来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于7月中旬刚刚恢复工作，8月8日就主持召开了有部分科技和教育界知名专家出席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著名谈话。邓小平指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他着重谈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我国十七年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他强调，“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他认为，“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p63。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邀请部分科教领域负责人围绕“两个估计”出台的背景进行座谈，与会者一致认为“两个估计”脱离实际，已经成为教育工作的障碍，必须彻底加以否定。人民日报社对座谈会内容进行了整理，以《（1971年）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为题报送中央。邓小平阅后认为这个材料十分重要。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等谈话中指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尖锐地指出，“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2]p204
在邓小平谈话之后，教育部党组立即组织写作班子，从理论上对“两个估计”进行全面批判。在文章起草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的重要指示，使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有了重大突破——毛泽东对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并非全面否定，而是指出“17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 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3]p37。但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指示被“四人帮”严密控制并加以歪曲，造成长时间的思想混乱。
批判文章经胡乔木润色后，由邓小平亲自审定。文章以《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题，在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等随后转载，在社会上造成了重大影响。文章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指示的封锁和篡改，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压在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在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此后，全国科教战线的大量冤假错案相继得到平反，有力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被彻底打破，知识界开始焕发勃勃生机。
二、调整招生制度，重启高校大门
高考制度是高等院校录取合格人才、保证教育公平、保障教育质量的通行做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陷入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8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不久，高考制度被废止，“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后来，在开展“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大学教师大部分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被批判，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在1970年毛泽东发布“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后，高等院校开始小范围招收工农兵学员。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但由于“四人帮”的拖延和破坏，这一建议未能执行。1975年，邓小平再提此议，但很快就因遭到批判而被搁浅[4]p49。
到1976年，高考制度已被废除整整10年，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空前匮乏。邓小平强烈意识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我国的教育得到改善，而教育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和希望所在。与此同时，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的“推荐选拔”大学招生制度不满意，因为该制度片面强调所谓“阶级出身”，分数反而成为参考因素，极易因寻租影响公平。据记载，当年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或中下者。虽然教育部门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个凡是”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如果不首先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端正，显然难以对大学招生制度的根本调整。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召开“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两个凡是”阴云笼罩下，会议仍未能突破以往不合理的招生规定，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虽然“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邓小平在8月召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被“四人帮”耽误）损失的时间抢回来[2]p172。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语惊四座，尖锐痛斥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要求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认为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关键，大学新生质量不高，要害在招生制度。邹承鲁、吴文俊等著名教育家纷纷表示赞同，并建议国务院下定决心恢复高考制度[4]p44。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邓小平马上问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是否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当刘西尧做出肯定回答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前正式拍板，“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2]p179
8月13日，在邓小平拍板后没过一周，教育部就为筹备秋季入学考试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邓小平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议期间专门就高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2]p195为统一会议思想，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招生政策和标准问题。他指出：“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劳动两年以后学的东西“丢掉一半”，“教育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出人才、出成果”。“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2]p204这好比一剂“强心针”，给了与会同志极大鼓舞，为会议定下基调，推进了会议进程。“9·19”谈话后不久，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顺利结束，恢复高考已成为大势所趋。
随后，邓小平亲自对招生文件草案进行修改，他认为原文件中的政审等条件太繁苛，指出：“招生的条件，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按照邓小平指示起草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并且将招生面扩大到11年以来的中学毕业生和各行各业的青年。决定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热烈拥护和广泛欢迎，为被“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提供了靠个人努力和公平竞争重新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中华大地上一场意义深远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热潮勃然而起。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其中很多人考试前仍在农村劳动。当年全国高等学校共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有610万人报考，共录取40.2万新生。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还招收了1万名左右研究生。录取的新生中，相当多的是原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一定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结束了前几年凭推荐入学的做法。同时，国家也启动了留学生计划。1978年，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增加到3000人以上，超过了过去10年总数的3.5倍。
恢复高考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5]。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全民族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恢复高考也直接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进而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当年录取的绝大部分大学生成长为改革开放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犹如响彻中华大地的第一声春雷，成为后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预示着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
注释：
①“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 是林彪、江青一伙诬蔑新中国成立后17年文艺工作为“黑线专政”扩展而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全盘否定。
参考文献：
[1]鄧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4]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5]曹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胜利结束[N].人民日报，1977-12-25.
作者简介：金赞研，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