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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还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罗卫国，被一纸调令调到了上海市外事组，参加了中美会谈前后上海地区的接待工作。他说“这是从天而降的幸运”。于是，他走进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贵宾接待室，见到了尼克松总统；带领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苛刻”记者团去黄浦公园参观等。用亲历的那段耐人咀嚼的真实历史，见证了中美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的重要历史时刻……
接到了参与接待
尼克松总统一行的任务
1960年，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随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担任翻译、导游。“文革”开始后，外国朋友很少来了，旅游事业十分萧条， 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记得1971年7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突然来了一纸调令，要我立刻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去接受一项政治任务。
我急冲冲地回到家。一切仍是老样子。街上行人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蓝衣服，外国人称为“蓝色的蚂蚁”，并说“社会主义无个性”。大街上、橱窗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 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这项政治任务就是接待新中国建立后来访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及随行人员。那时保密工作绝对到位，不该说的滴水不漏，连家人也不能透露半个字。此时，来自外事、外贸部门和各个大学的英语翻译和教师陆续到外滩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现浦发银行大厦）报到。我们集中在一起“洗脑子”，首先学习方针、政策， 以后宣布一些接待外宾的规定，如对外宾不能说“文革”坏话， 要说这场运动搞得好。反正对我们反复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每讲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
由于当时“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原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已被市革委会外事组代替。被抽调来执行此项任务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我认识的几位英文水平十分高的老翻译，均因政审未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当时年轻，又已入党多年，因此很容易地通过了政审，并要我协助英文水平很高的老同志陈定平负责翻译组工作。
当知道尼克松总统一行大致来沪时间是1972年2月后，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71年8月起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整个接待班子由礼宾组、新闻组、生活组、基层组、安全组、通讯组、专机组、翻译组等组成。我们翻译组最初一两个月在外滩市革委会大楼办公，后移师锦江饭店紧挨茂名路被称为“炮台楼”的房子里办公。我们除翻译了大量中英文的有关资料外，还集中力量翻译了美国客人可能去参观的60多个单位的资料，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向明中学、上海市少年宫、上海益民一厂、上海重型机器厂、马陆公社等单位的资料。这60多份参观单位的资料，我们反复修改，审定，校对，怕一有差错，会被说成政治问题。这些资料，除少数的拼写差错外，没有大的问题，总算过了关。
在尼克松总统一行来沪前，先后来了美方各个方面的先遣组，包括礼宾、新闻、生活、安全、通讯、专机等先遣组。各先遣组曾多次来沪，均由我方有关组对口接待，工作量很大。翻译组成员也先后被派到各个组担任现场翻译。我记得美方安全先遣组第一次来沪时气氛很紧张。他们检查的重点是爆炸物和窃听器。总统夫妇下榻的套间和其他客人的住处、到达和经过的地方， 包括宴会厅、演出厅甚至参观的场所都一个不漏地用精密仪器反复探测。几轮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一次来沪检查时，他们的神经才稍稍放松， 原来板着的脸终于露出些笑容。偶尔还与我们开个玩笑。当然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很紧张。当时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 对“黑五类”采取里弄里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当明确尼克松总统一行来沪的具体时间时，我们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了。
尼克松总统非常喜欢吃
上海馄饨等点心
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总统夫妇乘“空军一号”专机飞抵上海。我们一早到达虹桥机场。机场干干净净，少了平时的喧哗。机场的安检十分严格，接待人员不能随便走动。因为中美尚未建交，机场没有挂两国国旗。我发现机场上一辆挂着用白底红字写的“Follow Me”（跟着我）牌子的引导车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应对当时机场设备落后，没有上下飞机的“象鼻子”而特设的，以便引导美方专机能准确地停靠在我方迎候人员站立的机坪位置。
“空军一号”降落后，我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夫妇满脸笑容地走下了舷梯。这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多少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眼前的他，高大，身穿黑西装、黑大衣。我当时担任上海主要领导的翻译。
总统夫妇被引进候机大厅，大厅墙上挂着毛主席手迹放大的巨幅七律诗《长征》。我事先作了准备，完整地翻译给他听。总统微笑、认真地听着， 但没有讲什么。随后总统夫妇和主要随行人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等进了机场贵宾室。主宾互相寒暄了几句后，上海主要领导人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基本情况。尼克松总统表示，尽管上海的天气很冷，但我们能首先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感到很高兴。休息时，客人们吃了锦江饭店做的精美的上海点心，包括小馄饨、汤团、眉毛酥等。尼克松总统赞不绝口，一连吃了六只小馄饨。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总统夫妇和美国客人离沪乘飞机飞往北京。
文艺演出赢得了尼克松总统一行的多次掌声
2月2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夫妇乘专机抵沪。下飞机后，我看到总理很瘦弱，可见他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身心十分疲惫。 我们都十分感动。按照原定安排，总理直接从机场陪尼克松总统一行赴上海工业展览会参观。下午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会谈，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总统夫人则参观了上海市少年宫。
这天下午，我陪同一些美方记者游览了黄浦公园。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游览。当时上海的气温在零度左右。为保证这次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安全人员将公园的游客（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全部清场。后安排了事先组织好的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的长椅上，似乎是在谈恋爱。其中一些人， 因为冷得实在吃不消，把帽子捂得严严的。 美方记者很快看出了破绽，他们直接发问， “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我无言以对， 只好耸耸肩，一笑了之。后来又陪他们参观指定的小菜场，此前，小菜场也进行了清场。但安排了一些组织的“顾客”，假装在鸡、鸭、鱼、肉摊位前购买。美方记者刚一离开， 菜场人员就把东西收走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要知道这是物资、商品严重匮乏的年代。
当天晚上，周总理为庆祝《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在上海展览馆举行盛大的宴会。当时上海还没有像样的大型宴会场所。展览馆三楼的宴会厅只能摆上20来桌。最后决定将展览馆底层的咖啡厅打通，可放上50来桌。即使这样，还不能容纳全部中、外宾。相当一部分美国客人只能由中方安排到其它饭店参加宴会。
尼克松总统夫妇和主要随行人员下塌在锦江饭店南楼贵宾楼。周总理住在离锦江饭店较远的宾馆。总理必须在尼克松车队到达展览馆前到达，晚了要失礼。当时没有手机、步话机等先进设备。后来采取从锦江饭店到展览馆的路上（距离不太长），二三十步设一岗，及时传递尼克松总统车队到达的位置 。以便让周总理车队走在前面，先期赶到展览馆。
我们翻译组对宴会的请帖和菜单的译文都反复校对，总算没有什么差错。但不久前，在招待美方一先遣组的宴会上，由于疏忽大意， 翻译将其中一道“油炸野鸡”的“野鸡”（pheasant），漏掉一个“h”，成了“peasant”（农民）， 这道菜变成了“油炸农民”了。如果是“贫下中农”，那还了得。幸好事先发现，将英文菜单及时拿掉，才没有被追究。
宴会后，客人到二楼剧场观赏文艺演出。按照总理指示，上海交响乐团不久前才把已分散在各地的演奏员找了回来进行排练。那年代，西方乐曲几乎在中国的大陆领土上难以听到了。总理特别关照要乐团演奏一曲西方古典音乐，乐团在晚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此外，杂技和中国舞蹈引起了美国贵宾极大的兴趣。演出中多次鼓掌。钢琴家殷承宗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外，还弹奏了总统家乡的乐曲《牧人之家》，尼克松总统特别高兴。
临行前，每位美国客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上海益民一厂生产的酒心巧克力糖。每颗糖内有着不同的中国名酒：茅台、竹叶青、五粮液、郎酒等，咬一口，酒香扑鼻，给美国客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2月28日上午，尼克松总统夫妇一行，乘专机回国。我们为完成这次接待任务辛苦了好几个月。周总理特别请上海芭蕾舞团当天晚上为全体接待人员演出了一场芭蕾舞剧《白毛女》。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接到了参与接待
尼克松总统一行的任务
1960年，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随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担任翻译、导游。“文革”开始后，外国朋友很少来了，旅游事业十分萧条， 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记得1971年7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突然来了一纸调令，要我立刻收拾行李打道回府去接受一项政治任务。
我急冲冲地回到家。一切仍是老样子。街上行人都穿着清一色的灰蓝衣服，外国人称为“蓝色的蚂蚁”，并说“社会主义无个性”。大街上、橱窗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 如“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这项政治任务就是接待新中国建立后来访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及随行人员。那时保密工作绝对到位，不该说的滴水不漏，连家人也不能透露半个字。此时，来自外事、外贸部门和各个大学的英语翻译和教师陆续到外滩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现浦发银行大厦）报到。我们集中在一起“洗脑子”，首先学习方针、政策， 以后宣布一些接待外宾的规定，如对外宾不能说“文革”坏话， 要说这场运动搞得好。反正对我们反复强调组织性、纪律性，每讲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
由于当时“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原市人委外事办公室已被市革委会外事组代替。被抽调来执行此项任务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我认识的几位英文水平十分高的老翻译，均因政审未通过而被拒之门外。我当时年轻，又已入党多年，因此很容易地通过了政审，并要我协助英文水平很高的老同志陈定平负责翻译组工作。
当知道尼克松总统一行大致来沪时间是1972年2月后，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从1971年8月起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整个接待班子由礼宾组、新闻组、生活组、基层组、安全组、通讯组、专机组、翻译组等组成。我们翻译组最初一两个月在外滩市革委会大楼办公，后移师锦江饭店紧挨茂名路被称为“炮台楼”的房子里办公。我们除翻译了大量中英文的有关资料外，还集中力量翻译了美国客人可能去参观的60多个单位的资料，包括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向明中学、上海市少年宫、上海益民一厂、上海重型机器厂、马陆公社等单位的资料。这60多份参观单位的资料，我们反复修改，审定，校对，怕一有差错，会被说成政治问题。这些资料，除少数的拼写差错外，没有大的问题，总算过了关。
在尼克松总统一行来沪前，先后来了美方各个方面的先遣组，包括礼宾、新闻、生活、安全、通讯、专机等先遣组。各先遣组曾多次来沪，均由我方有关组对口接待，工作量很大。翻译组成员也先后被派到各个组担任现场翻译。我记得美方安全先遣组第一次来沪时气氛很紧张。他们检查的重点是爆炸物和窃听器。总统夫妇下榻的套间和其他客人的住处、到达和经过的地方， 包括宴会厅、演出厅甚至参观的场所都一个不漏地用精密仪器反复探测。几轮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一次来沪检查时，他们的神经才稍稍放松， 原来板着的脸终于露出些笑容。偶尔还与我们开个玩笑。当然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很紧张。当时整个上海如临大敌，对“特殊”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 对“黑五类”采取里弄里办学习班，实为看管起来。当明确尼克松总统一行来沪的具体时间时，我们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了。
尼克松总统非常喜欢吃
上海馄饨等点心
1972年2月21日上午尼克松总统夫妇乘“空军一号”专机飞抵上海。我们一早到达虹桥机场。机场干干净净，少了平时的喧哗。机场的安检十分严格，接待人员不能随便走动。因为中美尚未建交，机场没有挂两国国旗。我发现机场上一辆挂着用白底红字写的“Follow Me”（跟着我）牌子的引导车十分引人注目。这是应对当时机场设备落后，没有上下飞机的“象鼻子”而特设的，以便引导美方专机能准确地停靠在我方迎候人员站立的机坪位置。
“空军一号”降落后，我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夫妇满脸笑容地走下了舷梯。这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多少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眼前的他，高大，身穿黑西装、黑大衣。我当时担任上海主要领导的翻译。
总统夫妇被引进候机大厅，大厅墙上挂着毛主席手迹放大的巨幅七律诗《长征》。我事先作了准备，完整地翻译给他听。总统微笑、认真地听着， 但没有讲什么。随后总统夫妇和主要随行人员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等进了机场贵宾室。主宾互相寒暄了几句后，上海主要领导人介绍了上海的一些基本情况。尼克松总统表示，尽管上海的天气很冷，但我们能首先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感到很高兴。休息时，客人们吃了锦江饭店做的精美的上海点心，包括小馄饨、汤团、眉毛酥等。尼克松总统赞不绝口，一连吃了六只小馄饨。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总统夫妇和美国客人离沪乘飞机飞往北京。
文艺演出赢得了尼克松总统一行的多次掌声
2月2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夫妇乘专机抵沪。下飞机后，我看到总理很瘦弱，可见他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身心十分疲惫。 我们都十分感动。按照原定安排，总理直接从机场陪尼克松总统一行赴上海工业展览会参观。下午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会谈，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总统夫人则参观了上海市少年宫。
这天下午，我陪同一些美方记者游览了黄浦公园。这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游览。当时上海的气温在零度左右。为保证这次政治任务的顺利完成，安全人员将公园的游客（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全部清场。后安排了事先组织好的十来对男女青年，坐在指定的长椅上，似乎是在谈恋爱。其中一些人， 因为冷得实在吃不消，把帽子捂得严严的。 美方记者很快看出了破绽，他们直接发问， “他们真的是在谈恋爱吗？”“为什么没有其他人？”我无言以对， 只好耸耸肩，一笑了之。后来又陪他们参观指定的小菜场，此前，小菜场也进行了清场。但安排了一些组织的“顾客”，假装在鸡、鸭、鱼、肉摊位前购买。美方记者刚一离开， 菜场人员就把东西收走了。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要知道这是物资、商品严重匮乏的年代。
当天晚上，周总理为庆祝《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在上海展览馆举行盛大的宴会。当时上海还没有像样的大型宴会场所。展览馆三楼的宴会厅只能摆上20来桌。最后决定将展览馆底层的咖啡厅打通，可放上50来桌。即使这样，还不能容纳全部中、外宾。相当一部分美国客人只能由中方安排到其它饭店参加宴会。
尼克松总统夫妇和主要随行人员下塌在锦江饭店南楼贵宾楼。周总理住在离锦江饭店较远的宾馆。总理必须在尼克松车队到达展览馆前到达，晚了要失礼。当时没有手机、步话机等先进设备。后来采取从锦江饭店到展览馆的路上（距离不太长），二三十步设一岗，及时传递尼克松总统车队到达的位置 。以便让周总理车队走在前面，先期赶到展览馆。
我们翻译组对宴会的请帖和菜单的译文都反复校对，总算没有什么差错。但不久前，在招待美方一先遣组的宴会上，由于疏忽大意， 翻译将其中一道“油炸野鸡”的“野鸡”（pheasant），漏掉一个“h”，成了“peasant”（农民）， 这道菜变成了“油炸农民”了。如果是“贫下中农”，那还了得。幸好事先发现，将英文菜单及时拿掉，才没有被追究。
宴会后，客人到二楼剧场观赏文艺演出。按照总理指示，上海交响乐团不久前才把已分散在各地的演奏员找了回来进行排练。那年代，西方乐曲几乎在中国的大陆领土上难以听到了。总理特别关照要乐团演奏一曲西方古典音乐，乐团在晚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此外，杂技和中国舞蹈引起了美国贵宾极大的兴趣。演出中多次鼓掌。钢琴家殷承宗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外，还弹奏了总统家乡的乐曲《牧人之家》，尼克松总统特别高兴。
临行前，每位美国客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上海益民一厂生产的酒心巧克力糖。每颗糖内有着不同的中国名酒：茅台、竹叶青、五粮液、郎酒等，咬一口，酒香扑鼻，给美国客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2月28日上午，尼克松总统夫妇一行，乘专机回国。我们为完成这次接待任务辛苦了好几个月。周总理特别请上海芭蕾舞团当天晚上为全体接待人员演出了一场芭蕾舞剧《白毛女》。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