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把“米鱼”加个引号？是因为它不是鱼，而是用红薯面制作出来像蝌蚪形状，故称为“米鱼”。“米鱼”有扁豆粉、红薯粉、红薯面三种，前两种代价高，后者则较为普遍。
　　20世纪60年代，中原农村曾有这样一个谚语：“前院到后院，家家都是三红转，红薯干、红薯疙瘩、红薯面。”一天三顿离不开红薯，一是煮红薯，二是红薯干碾成面蒸窝头，三是锅贴饼。为了改善生活，村民们在夏天尤其是中午会吃上一顿“米鱼”饭。
　　“米鱼”具体制作过程是：凉水烧开之后，将红薯面搅匀倒在锅里煮成糨糊，将“米鱼”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盛有清水的瓦盒里，浮在水面，用勺子把糨糊舀到“米鱼”盆里，自左向右旋转带滋（zi），噗吞噗吞，一个一个掉在水里，冰之片刻，搅匀之后，用笊篱捞到碗里，浇上蒜汁，吃着光滑、清凉、甜香，消暑又耐饥，好似一顿饕餮大餐。
　　现在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每当回忆起少年时代吃“米鱼”的情景，笔者真的“垂涎欲滴”。
　　像蝌蚪，似米鱼，人们给它个形象词。米鱼小，小米鱼，含淀粉。浇蒜汁，芝麻油，香喷喷儿，呼呼噜噜两小盆儿，滋润着肠胃，浸透了心儿，祛毒素，清暑气，好美食儿。地方特色新鮮味儿，真滋润儿，多趁心儿，滋儿滋儿美，美滋儿滋儿，耶，真是醉死人儿，你看多精神儿，赛过神仙啊，可是天然的人儿，怎不使人忆儿？
　　没有无社会性的民俗，也没有无民俗的社会性，民俗之定义有千万条，其社会性仍为其首，一村、一区、一宗、一庙谈不上民俗，无非是有它的那个特殊性理由之所在。
　　微乎其微又非常短暂的一时之饮食民俗——吃“米鱼”，思考其本相实质：是它深深地留下那个时代政治的履痕，历史的烙印，经济形态的足迹，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