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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救国思潮；理论创新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期，面对千钧一发时刻，我们更应该勤于探索，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本文试图简述近代中国各主要救国思潮的发展变迁及影响从而阐述理论创新的艰巨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
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各国争相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总体实力领先于非资本主义地区。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农业文明仍然绽放着绚丽光彩，然而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堕落，士大夫依然“夜郎自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走私船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贪婪的目光正盯着这个古老的帝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连连战败。中华民族的尊严、甚至生存遭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被战争惊醒的部分开明士大夫开始注意到英国殖民者的强大，感受到工业文明的优势。他们开始审视“天朝上国”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开始思索如何摆脱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产生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抵制列强的侵略。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的最终写作目的是“制夷”，通过“师夷长技”而抵制挫败列强的侵略。这一理论集中代表了中国刚步入近代时期的救国思潮。那么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除林则徐积极地实践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十多年后，魏源遁入空门，不久巨星陨落。而林则徐遣戍新疆 。这一理论没有使中国摆脱继续沉沦的厄运，然其作用不可忽视。首先，它引导了中国人民摆脱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天朝上国”思想的束缚，放眼寰球关注世界。其次，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自强”很显然来自“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建近代海军与新式学堂的运动，历时35年之久。洋务运动将传统中国拖入了近代社会，它引进的西方科技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它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起到了与洋商争利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冲出国界渡洋过海，为日本人开阔了眼界，影响了其明治维新。正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影响深远，魏源被称为“中国的但丁”，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学者。”[1]
二 维新变法，救亡图存
19世纪60年代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传入中国，其思想也传入中国，也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何启等。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科举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尽管它呼声微弱，没有形成政治运动，但却为19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884年中法之战,马江惨败引发了康有为救国救民之心。1888年他到北京开始以救国为己任，向翁同龢等陈救亡大计，并以布衣上清帝万言书请求变法，上书未达天听。此后他强调“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2]“上书不成只好回家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绛帐于广州长兴里，舍名万木草堂” [2] “七月，刻成《新学伪经考》”，然该书的刻版，使谤言宏起，“被视为惊世骇俗，致有人请效孔子诛少正卯之例，要求降旨杀康，……”[2]他于1894年进京会试，他的答案被视为是“离经判道”而榜上无名，只好归南海讲学著书。《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著作之一，从该书成书经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为建立维新变法理论，历尽艰难。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泱泱大国竟被一小岛国打败，此乃奇耻大辱。康有为北上，《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在京举人悲愤交加。正所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并指出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就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战后各国争相把魔爪伸向中国，掀起瓜分狂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于是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相结合。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在北京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用媒体来宣传变法理念。并设立强学会，然而康有为等被比做“东林复社”加以植党营私罪。他又以“舌战群儒”的气势面对大臣召见。上清帝第六书中说道：“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很快让光绪帝相信只有变法才能强中国，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变法，发布了变法诏书。正是康有为等人坚忍不拔的勇气与毅力说服了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然而新政只持续了103天，地方官员也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变法政策，所以变法形同虚设。然而，变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场变法开了办报和学会的风气。正如汪荣祖所说：“此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风气渐开”，“学会的风气既开，各地效仿，此起彼落，再难于阻挡”。它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观念没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3]再次，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最后，康有为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克服困难将创新理论付诸实践，使革命党人提前看到了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使革命与三民主义提上日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见先进的理论一但产生并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三 三民主义
我们先来看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概况。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亭村，后曾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求学。1894年夏，他上书李鸿章：“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4]然而其上书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此时他的思想是改良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向革命思想转变。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宣言中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5]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5]其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而在1895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时，入会成员要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国体变更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纲作为其宗旨，随后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民权主义指“建立民国”，是“要铲除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最终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主张土地国有，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来实现。在土地方面，“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6]
三民主义提出以后 对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在三民主义指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辛亥起义获得成功。随后各省份纷响应，清政府最终被推翻。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而且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6](p.5)辛亥革命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辛亥革命最终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民主义自身有缺陷，其实践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辛亥革命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渐渐觉悟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三民主义的影响慢慢衰弱下去以后。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本《大众哲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7]，许多三民主义的实践者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林伯渠、朱德等。
四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在1848年就产生了，然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关注它，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莫大的关系。首先是一战使欧洲破坏殆尽。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萧条与混乱使人们产生了对欧洲文明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曾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价值不得不加以反省”。 胡适也在《欧游心影录》中反对科学万能论。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崇拜有所动摇。其次，十月革命所爆发出来的威力震撼了中国人民，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条新的解放道路。所以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很小的，而之后其威力却势不可挡。
李大钊首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于1918年7月到11月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全体人类的新曙光”。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其它一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贡献。如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40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他与李大钊一起被称为“北李南杨”。“李达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8]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反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革命。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主张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较量。通过较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萌芽”[9]。
此时，苏俄政府的一个举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一宣言使中国人感觉到苏俄确实与帝国主义不一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李大钊等的大力倡导下，许多青年人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0]其他青年如蔡和森、邓中夏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了革命的曙光。由于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拯救国家，解放国民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1921——1935年的中国革命却屡遭挫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加以创新形成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后，中国革命之花才有了结果。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规律没有足够认识。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有重大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挫折，陷入了危机。就在这危急时刻，邓小平力挽狂澜于既倒，带领全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国情结合，对其加以创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容光焕发。
综上所述，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每一种救国思潮即创新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创立者或传播者刻苦努力的成果，都是历尽沧桑，它们的实践也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而它们对中国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理论创新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只有艰苦努力、执着追求才能成功。只有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才能在复杂情况下提出适合复杂形势的理论。同时也表明只有适合客观条件，符合国情，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创新理论，才能释放出伟大的力量，从而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表明理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一个传统社会历史较长的国家，当今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办事按常规进行，常常小心翼翼。面对重大转折或复杂局面须立刻做出抉择时，犹豫不决、过于谨慎而错失良机。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来说，理论创新显得更为重要。不断提出新的科学理论，用于指导大量的实践将会极大推动中国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谢本书.师夷与制夷——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J].天府新论,1994(05).
[2] 汪荣祖.康有为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文史哲,1998 (05).
[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5]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M]. 198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7]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9)
[8]李其驹.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李达的早期活动[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1).
[9]张治银.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影响[J].世纪桥,2008(14).
[10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关键词： 救国思潮；理论创新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对于如何摆脱厄运，维护民族独立与发展、中华民族何去何从，都会产生一个重大理论。这一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间的每一个创新理论都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这表明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也证明了先进理论一旦用于实践就会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今天，中国的改革到了关键时期，面对千钧一发时刻，我们更应该勤于探索，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本文试图简述近代中国各主要救国思潮的发展变迁及影响从而阐述理论创新的艰巨性及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
十九世纪上半期，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各国争相进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总体实力领先于非资本主义地区。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农业文明仍然绽放着绚丽光彩，然而各种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堕落，士大夫依然“夜郎自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走私船开始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贪婪的目光正盯着这个古老的帝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连连战败。中华民族的尊严、甚至生存遭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被战争惊醒的部分开明士大夫开始注意到英国殖民者的强大，感受到工业文明的优势。他们开始审视“天朝上国”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开始思索如何摆脱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何去何从。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产生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抵制列强的侵略。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该书的最终写作目的是“制夷”，通过“师夷长技”而抵制挫败列强的侵略。这一理论集中代表了中国刚步入近代时期的救国思潮。那么这一理论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除林则徐积极地实践外，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十多年后，魏源遁入空门，不久巨星陨落。而林则徐遣戍新疆 。这一理论没有使中国摆脱继续沉沦的厄运，然其作用不可忽视。首先，它引导了中国人民摆脱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天朝上国”思想的束缚，放眼寰球关注世界。其次，为洋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洋务运动的口号“师夷长技以自强”很显然来自“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谓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创建近代海军与新式学堂的运动，历时35年之久。洋务运动将传统中国拖入了近代社会，它引进的西方科技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它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起到了与洋商争利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同时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最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冲出国界渡洋过海，为日本人开阔了眼界，影响了其明治维新。正因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影响深远，魏源被称为“中国的但丁”，是“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学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的最初一位学者。”[1]
二 维新变法，救亡图存
19世纪60年代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传入中国，其思想也传入中国，也因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为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何启等。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改革科举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尽管它呼声微弱，没有形成政治运动，但却为19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884年中法之战,马江惨败引发了康有为救国救民之心。1888年他到北京开始以救国为己任，向翁同龢等陈救亡大计，并以布衣上清帝万言书请求变法，上书未达天听。此后他强调“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 [2]“上书不成只好回家讲学，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开绛帐于广州长兴里，舍名万木草堂” [2] “七月，刻成《新学伪经考》”，然该书的刻版，使谤言宏起，“被视为惊世骇俗，致有人请效孔子诛少正卯之例，要求降旨杀康，……”[2]他于1894年进京会试，他的答案被视为是“离经判道”而榜上无名，只好归南海讲学著书。《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著作之一，从该书成书经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为建立维新变法理论，历尽艰难。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泱泱大国竟被一小岛国打败，此乃奇耻大辱。康有为北上，《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在京举人悲愤交加。正所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并指出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就是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战后各国争相把魔爪伸向中国，掀起瓜分狂潮。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于是把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相结合。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在北京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用媒体来宣传变法理念。并设立强学会，然而康有为等被比做“东林复社”加以植党营私罪。他又以“舌战群儒”的气势面对大臣召见。上清帝第六书中说道：“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很快让光绪帝相信只有变法才能强中国，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1898年6月，光绪皇帝接受变法，发布了变法诏书。正是康有为等人坚忍不拔的勇气与毅力说服了光绪皇帝进行变法。
然而新政只持续了103天，地方官员也没有认真贯彻中央的变法政策，所以变法形同虚设。然而，变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场变法开了办报和学会的风气。正如汪荣祖所说：“此后各地报刊如雨后春笋，风气渐开”，“学会的风气既开，各地效仿，此起彼落，再难于阻挡”。它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观念没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3]再次，它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最后，康有为大胆的理论创新并克服困难将创新理论付诸实践，使革命党人提前看到了改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使革命与三民主义提上日程，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见先进的理论一但产生并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巨大的威力。 三 三民主义
我们先来看一看三民主义产生的概况。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亭村，后曾先后在夏威夷、香港求学。1894年夏，他上书李鸿章：“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4]然而其上书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此时他的思想是改良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向革命思想转变。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其宣言中说：“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5] “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膦，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5]其立会的宗旨：“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而在1895年，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时，入会成员要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国体变更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纲作为其宗旨，随后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民权主义指“建立民国”，是“要铲除几千年的专制政体”最终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主张土地国有，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来实现。在土地方面，“孙中山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不管他主观上怎么想，按照‘平均地权’主张实行起来，客观上仍只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6]
三民主义提出以后 对中国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在三民主义指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辛亥起义获得成功。随后各省份纷响应，清政府最终被推翻。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政府，而且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打乱了中国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6](p.5)辛亥革命建立在三民主义基础上，辛亥革命最终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三民主义自身有缺陷，其实践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辛亥革命的失败，又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渐渐觉悟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
三民主义的影响慢慢衰弱下去以后。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正如蒋介石后来所说“一本《大众哲学》（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7]，许多三民主义的实践者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如林伯渠、朱德等。
四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在1848年就产生了，然而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关注它，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着莫大的关系。首先是一战使欧洲破坏殆尽。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后的萧条与混乱使人们产生了对欧洲文明的怀疑。“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李大钊曾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价值不得不加以反省”。 胡适也在《欧游心影录》中反对科学万能论。中国人对欧洲文明的崇拜有所动摇。其次，十月革命所爆发出来的威力震撼了中国人民，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条新的解放道路。所以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很小的，而之后其威力却势不可挡。
李大钊首先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于1918年7月到11月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全体人类的新曙光”。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中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1919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其它一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贡献。如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又称科学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40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他与李大钊一起被称为“北李南杨”。“李达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8]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 ，反对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革命。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驳，主张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较量。通过较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萌芽”[9]。
此时，苏俄政府的一个举动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即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一宣言使中国人感觉到苏俄确实与帝国主义不一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李大钊等的大力倡导下，许多青年人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0]其他青年如蔡和森、邓中夏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了革命的曙光。由于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成为一种拯救国家，解放国民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1921——1935年的中国革命却屡遭挫折。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加以创新形成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后，中国革命之花才有了结果。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规律没有足够认识。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有重大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挫折，陷入了危机。就在这危急时刻，邓小平力挽狂澜于既倒，带领全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国情结合，对其加以创新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容光焕发。
综上所述，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每一种救国思潮即创新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创立者或传播者刻苦努力的成果，都是历尽沧桑，它们的实践也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而它们对中国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见，理论创新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只有艰苦努力、执着追求才能成功。只有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才能在复杂情况下提出适合复杂形势的理论。同时也表明只有适合客观条件，符合国情，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创新理论，才能释放出伟大的力量，从而促进中国的发展。也表明理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一个传统社会历史较长的国家，当今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大多数人安于现状，办事按常规进行，常常小心翼翼。面对重大转折或复杂局面须立刻做出抉择时，犹豫不决、过于谨慎而错失良机。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来说，理论创新显得更为重要。不断提出新的科学理论，用于指导大量的实践将会极大推动中国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 谢本书.师夷与制夷——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J].天府新论,1994(05).
[2] 汪荣祖.康有为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文史哲,1998 (05).
[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5]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M]. 1985.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7]谢本书.《大众哲学》的历史定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9)
[8]李其驹.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李达的早期活动[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01).
[9]张治银.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影响[J].世纪桥,2008(14).
[10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