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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打渔早锻炼回来，72岁的龙先贵走进一家面馆，要了二两面，这是一碗古蔺豆汤面。
“古蔺手工面，耐煮、润滑、口感细腻，有很强的吸汤能力，是早餐首选。”古蔺豆汤面以豌豆相伴，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
吃完面，再和老伴到市场购买食材，回到小礼堂旁边的老屋，开始准备周末一家人团聚的晚餐。
这是《舌尖2》第七集“三餐”中讲述的一个发生在四川小城古蔺的故事，以72岁的退休老人龙先贵的生活为线索，有欢笑和团聚，在普通人一天的生活中，自然融入了古蔺美食中的米粑、手工面、水豆豉、麻辣鸡、盐酸菜煮黄腊丁等舌尖美味。
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东南北三面与贵州交界。这是比三线城市还小的城镇。
《舌尖2》第七集“三餐”中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龙大爷一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上，“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在百度古蔺贴吧里，许多本地人感叹，“今天，只有在古蔺这种地方，才能继续享受这种稀有和珍贵的传统了。”
这种“稀有和珍贵的传统”在一些新型城镇化研究专家看来，也极具价值，甚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新型城镇化承载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双重转型使命，而发展中小城镇正是化解城镇化问题和困局的核心战略路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加大中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力度，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
在现居重庆的古蔺人郭乾看来，麻辣鸡是古蔺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古蔺县城大街小巷遍布麻辣鸡店铺，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而在寻常百姓家中，大多也有一锅陈年的卤水。
郭乾行走于川渝，吃过众多的卤味，但麻辣鸡的风味始终留于心底，没有任何味道能超越，“沙坪坝的雷氏卤鸡出名，但偏咸；张鸭子的卤味正宗，但吃起来药味却太重；其余的卤菜，不是色泽有问题，就是一吃就知道差了几味药。总觉古蔺的麻辣鸡，古蔺的卤菜才是美味。”
不过，相比“麻辣鸡”，古蔺更出名的是酒。郭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名声在外、“天宝洞藏”的郎酒，其实更为本地人厚爱的是物美价廉的古蔺大曲。
“如果都烤出郎酒来，老百姓是喝不起，也喝不惯的，毕竟酱香型的酒不是所有的人都爱。而古蔺大曲一定是古蔺人的最爱，也是古蔺人的名片。”
对郭乾来说，记忆最深的是高中时代，七八个同学一起，每人五块钱，买来卤菜再买两瓶古蔺大曲，一个美好的星期六晚上就过去了。
对他而言，古蔺大曲是曲香型酒的典范，也是无数古蔺人永远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对于久居“大都市”的他来说，尤其珍贵，因为古蔺也在变化。
随着近年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古蔺以叙蔺高速公路为走向，县城为中心，二郎镇为副中心，构建东起古叙交界的箭竹乡，西至二郎镇的城镇发展带，逐步形成一个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产城带”。
越来越多类似古蔺这样的小城开始发力，城市框架在增大，以吸引更多农民就地转化的“产城融合”成为新的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5年在我国新增城市人口中，47%由建制镇吸纳，36%由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吸纳，9%由小于50万人的中小城市吸纳，8%由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吸纳。
虽然目前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并不输于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但是我国小城镇数量减少的趋势让人担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报告显示，我国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人口比重则从2000年的18.52%下降到2010年的10.31%。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一度推行重点发展中小城镇的城镇化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此次中小城镇话题再起，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有新的背景和内涵。
最显著的背景，与“大城市病”的倒逼效应有关。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1800万人的人口规模控制指标。2012年底这一数据又刷新至2069.3万，人口严重超载。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外延式”和“速度型”的城镇化发展方式，累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如土地财政依赖、城市体系失衡、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难以持续，而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破题方式。
2013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召开专题性的全国城镇化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思路做了最终定调，即全国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同时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看来，我国每个城市都穿着一件“行政的外套”，这件“外套”跟经济、人口、项目、资本、技术等方面的集聚有关，现在这些“外套”对于有些城市显得“身体大、衣服小”，譬如广东佛山和江浙一带的一些地方，对于有些地方又显得“衣服大、身体小”，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像“鼓包”一样，哪個地方的“包”鼓起来了，就应该发一件相应的“外套”。
吃一颗豆腐，投一粒玉米，在云南古城建水，用这种默契方法记数，已经成为一种延续的传统。
位于云南红河地区的建水古城，在1200年间，一度是中国西南的重镇。如今，时间已经让炫目的荣耀褪色，但建水豆腐一直传承至今。
《舌尖1》第三集“转化的灵感”中，天一放晴，姚贵文就把竹匾搬到天台上，上面的豆腐球是他和妻子几天的劳动成果。 “河谷地区的温暖很容易让豆腐发酵，而适度的干燥又让它们不至于腐败。对于风、水、阳光和豆腐之间的微妙关系，姚贵文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卖了30年豆腐，姚贵文的豆腐摊上很少冷清过。
从豆腐摊回家要走30分钟，几乎横穿老城。这里发展的速度飞快，改变了建水的很多事情。
在云南，类似建水这样的古城和古镇星罗棋布，它们都在新时代面前，面临变与不变的难题。
云南的许多大小城镇存于高原山水间，固守着一份地域自然的特色。这里有朗朗晴空和四季阳光，让人与山水结伴。但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更尖锐，云南需要怎样的城镇化？
在一些专家看来，当前，城市体系布局的现实不容乐观。大城市数量不多，但人口集聚过度、转型压力巨大；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且面临特色迷失、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和产业竞争力脆弱等制约；而小城镇人口虽有增加，但城镇化质量低、基础设施落后，未能有效发挥对农村和农业的带动效应。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改进的方法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县城为中心，包括县城关镇、若干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在内，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一个前提，必须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有足够多的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在全县范围内建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形成半小时生活圈。
在苏南、浙江的一些县级市，如昆山、江阴等市，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农民绝大部分已就地转移到工商业从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省劳动力就业。当地人口仍居住在原来住处，有的依山傍水，有的林竹环绕，别墅式建筑错落有致，形成优美、洁净、方便、舒适的人居环境。这里的人口不再向往大城市，甚至考上大学，也不愿迁转户口。在郑新立看来，这里的城镇化应当是比人口集聚的大中城市更高水平的城镇化。
而刘彦平更注重的价值是，中小城镇将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中小城镇空间分布广、遍地开花，而且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成本也相对较低。推进中小城镇的绿色低碳发展，对于我国实现低碳转型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这种思路和新出台的《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不谋而合。这份规划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拒绝“摊大饼”，要“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禀赋开展城镇建设，体现区域差异性，突出形态多样性，有效留住城镇历史记忆。让云南出现一批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城镇。同时可依托云南气候、地形地貌特点，打造城水相依、城乡相偎、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山水田园城镇村落”。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3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的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小城市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行政区面积达88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91.7%；总人口达10.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5.2%。中小城市及其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经济总量达29.52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6.8%；地方财政收入达26495.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43.38%。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使中小城市、小城镇得到良性的、健康的、较快的发展上。”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开局，如何激发中小城市活力，提高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全面提升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成为艰难挑战。
而浙江从2010年开展的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则试图提供更多创新的思路。
全国“千强镇”中浙江占334个，小城镇的数量与活力成为浙江推进城镇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如何在中心镇的基础上培育小城市，如何从“镇”到“市”，依然问题重重。
在浙江，小城镇数量不少，但功能较弱。许多经济实力雄厚、塊状经济发达、市场比较繁荣的经济强镇，管理体制和权限却依旧是建制镇的农村经济型，“镇大权小”“责大事多”“人多钱少”。
这些难题成为必须跨过去的“坎”。浙江的思路是，首先围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小城市定位上做文章。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所在镇，定位为杭州都市经济圈临港工贸新城；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之畔的慈溪市周巷镇，小家电产业比较发达，定位为杭州湾南翼现代家电新城；以电工电气享誉海内外的乐清市柳市镇，定位为中国现代电器名城；以影视城闻名的东阳市横店镇，定位为中国影视文化名城；毗邻上海的嘉善县姚庄镇，定位为临沪水乡田园新城。
浙江还重新编制小城市规划体系，让原有的乡镇规划模式提升至城市规划体系。年GDP大于100亿元、年财政收入大于10亿元、建成区常住人口10万人以上、区面积大于8平方公里，具有完善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事业和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小城市培育的标准。
与此同时，大手笔的“强镇扩权”改革也在进行。浙江按照赋予试点镇与县级政府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目标，通过委托、交办、延伸机构等方式，镇均下放扩权事项157项。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小城市培育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农村人口转移转化相一致的权益保障机制、与试点镇建设发展相匹配的要素配置机制。
在刘彦平看来，中小城镇的改革应该尤其重视制度改革的价值，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金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等改革要及时、有序推进，为要素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因为中小城镇的改革最终“应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为重点”。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走过较长的历程，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目前德国的城镇化率是97%，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大概有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小城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少城市受到破坏。在重建规划中，普遍在大城市周围新建起独立性较强的新镇——也有称之为第三代卫星城。在这些新镇中，建有许多工厂和文化、教育、商业、交通等设施，使卫星城基本上独立于母城。
1989年，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1991年以来，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推出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乡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另一方面，国外小城镇的发展又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在法律上，德国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
德国等国家在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和人员流动等政策上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建设高标准的卫星城和小城镇，卫星城还促进了邻近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特色产业促进小城镇发展，拆除了城乡之间的“墙”。
“古蔺手工面，耐煮、润滑、口感细腻，有很强的吸汤能力，是早餐首选。”古蔺豆汤面以豌豆相伴，有一种清香厚重的鲜美。
吃完面，再和老伴到市场购买食材，回到小礼堂旁边的老屋，开始准备周末一家人团聚的晚餐。
这是《舌尖2》第七集“三餐”中讲述的一个发生在四川小城古蔺的故事，以72岁的退休老人龙先贵的生活为线索，有欢笑和团聚，在普通人一天的生活中，自然融入了古蔺美食中的米粑、手工面、水豆豉、麻辣鸡、盐酸菜煮黄腊丁等舌尖美味。
古蔺县位于四川省南部边缘，东南北三面与贵州交界。这是比三线城市还小的城镇。
《舌尖2》第七集“三餐”中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龙大爷一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上，“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古蔺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在百度古蔺贴吧里，许多本地人感叹，“今天，只有在古蔺这种地方，才能继续享受这种稀有和珍贵的传统了。”
这种“稀有和珍贵的传统”在一些新型城镇化研究专家看来，也极具价值，甚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新型城镇化承载着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双重转型使命，而发展中小城镇正是化解城镇化问题和困局的核心战略路径”，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彦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加大中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力度，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时代课题。
大城VS小镇：谁优先？
在现居重庆的古蔺人郭乾看来，麻辣鸡是古蔺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古蔺县城大街小巷遍布麻辣鸡店铺，老板都有自己的秘方；而在寻常百姓家中，大多也有一锅陈年的卤水。
郭乾行走于川渝，吃过众多的卤味，但麻辣鸡的风味始终留于心底，没有任何味道能超越，“沙坪坝的雷氏卤鸡出名，但偏咸；张鸭子的卤味正宗，但吃起来药味却太重；其余的卤菜，不是色泽有问题，就是一吃就知道差了几味药。总觉古蔺的麻辣鸡，古蔺的卤菜才是美味。”
不过，相比“麻辣鸡”，古蔺更出名的是酒。郭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名声在外、“天宝洞藏”的郎酒，其实更为本地人厚爱的是物美价廉的古蔺大曲。
“如果都烤出郎酒来，老百姓是喝不起，也喝不惯的，毕竟酱香型的酒不是所有的人都爱。而古蔺大曲一定是古蔺人的最爱，也是古蔺人的名片。”
对郭乾来说，记忆最深的是高中时代，七八个同学一起，每人五块钱，买来卤菜再买两瓶古蔺大曲，一个美好的星期六晚上就过去了。
对他而言，古蔺大曲是曲香型酒的典范，也是无数古蔺人永远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对于久居“大都市”的他来说，尤其珍贵，因为古蔺也在变化。
随着近年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古蔺以叙蔺高速公路为走向，县城为中心，二郎镇为副中心，构建东起古叙交界的箭竹乡，西至二郎镇的城镇发展带，逐步形成一个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产城带”。
越来越多类似古蔺这样的小城开始发力，城市框架在增大，以吸引更多农民就地转化的“产城融合”成为新的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5年在我国新增城市人口中，47%由建制镇吸纳，36%由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吸纳，9%由小于50万人的中小城市吸纳，8%由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吸纳。
虽然目前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并不输于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但是我国小城镇数量减少的趋势让人担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报告显示，我国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人口比重则从2000年的18.52%下降到2010年的10.31%。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一度推行重点发展中小城镇的城镇化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此次中小城镇话题再起，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有新的背景和内涵。
最显著的背景，与“大城市病”的倒逼效应有关。以北京市为例，2009年实际常住人口达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1800万人的人口规模控制指标。2012年底这一数据又刷新至2069.3万，人口严重超载。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外延式”和“速度型”的城镇化发展方式，累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如土地财政依赖、城市体系失衡、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难以持续，而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一种“就地城镇化”的破题方式。
2013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召开专题性的全国城镇化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思路做了最终定调，即全国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同时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看来，我国每个城市都穿着一件“行政的外套”，这件“外套”跟经济、人口、项目、资本、技术等方面的集聚有关，现在这些“外套”对于有些城市显得“身体大、衣服小”，譬如广东佛山和江浙一带的一些地方，对于有些地方又显得“衣服大、身体小”，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像“鼓包”一样，哪個地方的“包”鼓起来了，就应该发一件相应的“外套”。
集约与低碳：中小城镇的价值与困境
吃一颗豆腐，投一粒玉米，在云南古城建水，用这种默契方法记数，已经成为一种延续的传统。
位于云南红河地区的建水古城，在1200年间，一度是中国西南的重镇。如今，时间已经让炫目的荣耀褪色，但建水豆腐一直传承至今。
《舌尖1》第三集“转化的灵感”中，天一放晴，姚贵文就把竹匾搬到天台上，上面的豆腐球是他和妻子几天的劳动成果。 “河谷地区的温暖很容易让豆腐发酵，而适度的干燥又让它们不至于腐败。对于风、水、阳光和豆腐之间的微妙关系，姚贵文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卖了30年豆腐，姚贵文的豆腐摊上很少冷清过。
从豆腐摊回家要走30分钟，几乎横穿老城。这里发展的速度飞快，改变了建水的很多事情。
在云南，类似建水这样的古城和古镇星罗棋布，它们都在新时代面前，面临变与不变的难题。
云南的许多大小城镇存于高原山水间，固守着一份地域自然的特色。这里有朗朗晴空和四季阳光，让人与山水结伴。但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更尖锐，云南需要怎样的城镇化？
在一些专家看来，当前，城市体系布局的现实不容乐观。大城市数量不多，但人口集聚过度、转型压力巨大；中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且面临特色迷失、公共服务资源不足和产业竞争力脆弱等制约；而小城镇人口虽有增加，但城镇化质量低、基础设施落后，未能有效发挥对农村和农业的带动效应。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看来，改进的方法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县城为中心，包括县城关镇、若干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在内，形成就地城镇化的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一个前提，必须是县域经济比较发达，有足够多的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在全县范围内建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形成半小时生活圈。
在苏南、浙江的一些县级市，如昆山、江阴等市，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农民绝大部分已就地转移到工商业从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省劳动力就业。当地人口仍居住在原来住处，有的依山傍水，有的林竹环绕，别墅式建筑错落有致，形成优美、洁净、方便、舒适的人居环境。这里的人口不再向往大城市，甚至考上大学，也不愿迁转户口。在郑新立看来，这里的城镇化应当是比人口集聚的大中城市更高水平的城镇化。
而刘彦平更注重的价值是，中小城镇将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中小城镇空间分布广、遍地开花，而且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成本也相对较低。推进中小城镇的绿色低碳发展，对于我国实现低碳转型有着实质性的意义。”
这种思路和新出台的《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不谋而合。这份规划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拒绝“摊大饼”，要“依据各地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禀赋开展城镇建设，体现区域差异性，突出形态多样性，有效留住城镇历史记忆。让云南出现一批历史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城镇。同时可依托云南气候、地形地貌特点，打造城水相依、城乡相偎、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山水田园城镇村落”。
特色小城是未来方向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3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的结果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小城市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行政区面积达88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91.7%；总人口达10.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5.2%。中小城市及其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经济总量达29.52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6.8%；地方财政收入达26495.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43.38%。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应放在使中小城市、小城镇得到良性的、健康的、较快的发展上。”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开局，如何激发中小城市活力，提高中小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全面提升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成为艰难挑战。
而浙江从2010年开展的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则试图提供更多创新的思路。
全国“千强镇”中浙江占334个，小城镇的数量与活力成为浙江推进城镇化的比较优势。但是，如何在中心镇的基础上培育小城市，如何从“镇”到“市”，依然问题重重。
在浙江，小城镇数量不少，但功能较弱。许多经济实力雄厚、塊状经济发达、市场比较繁荣的经济强镇，管理体制和权限却依旧是建制镇的农村经济型，“镇大权小”“责大事多”“人多钱少”。
这些难题成为必须跨过去的“坎”。浙江的思路是，首先围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小城市定位上做文章。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所在镇，定位为杭州都市经济圈临港工贸新城；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之畔的慈溪市周巷镇，小家电产业比较发达，定位为杭州湾南翼现代家电新城；以电工电气享誉海内外的乐清市柳市镇，定位为中国现代电器名城；以影视城闻名的东阳市横店镇，定位为中国影视文化名城；毗邻上海的嘉善县姚庄镇，定位为临沪水乡田园新城。
浙江还重新编制小城市规划体系，让原有的乡镇规划模式提升至城市规划体系。年GDP大于100亿元、年财政收入大于10亿元、建成区常住人口10万人以上、区面积大于8平方公里，具有完善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事业和健全社会管理体制，成为小城市培育的标准。
与此同时，大手笔的“强镇扩权”改革也在进行。浙江按照赋予试点镇与县级政府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目标，通过委托、交办、延伸机构等方式，镇均下放扩权事项157项。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小城市培育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农村人口转移转化相一致的权益保障机制、与试点镇建设发展相匹配的要素配置机制。
在刘彦平看来，中小城镇的改革应该尤其重视制度改革的价值，特别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金融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等改革要及时、有序推进，为要素自由流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因为中小城镇的改革最终“应以增强人口聚集能力和经济发展活力为重点”。
欧洲小城多，德国尤如此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走过较长的历程，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目前德国的城镇化率是97%，70%的人居住在小城镇。美国大概有50%以上的人居住在5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小城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不少城市受到破坏。在重建规划中，普遍在大城市周围新建起独立性较强的新镇——也有称之为第三代卫星城。在这些新镇中，建有许多工厂和文化、教育、商业、交通等设施，使卫星城基本上独立于母城。
1989年，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1991年以来，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推出五花八门的发展项目。乡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大大减少了城市化的压力。
另一方面，国外小城镇的发展又与完善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在法律上，德国宪法规定选举、工作、迁徙、就学等公民权利一律平等，城乡之间社会保障体系差异不大。农民要进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记并且按章纳税，就可以成为城市居民。
德国等国家在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和人员流动等政策上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通过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建设高标准的卫星城和小城镇，卫星城还促进了邻近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特色产业促进小城镇发展，拆除了城乡之间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