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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初，清华学校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受聘的讲师、教授，荟萃了国学各领域的精英。其中，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因为以教授身份各负责一个研究室，被誉之为“清华四导师”。
四位导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精心传授国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习、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饴。同时，他们还将教育融入生活，催动青年才俊术业精进，走向专业领域的最高峰。而同事之间不设禁区的学术探讨，更显现了智者风范。他们别样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教育人的风骨。
王国维的忠实不欺
王国维在金文考释上的突出贡献，受到了其它导师的一致赞誉。梁启超说“一铭等于一篇《尚书》”，将其合起来可以与“新发现一部《尚书》”相比。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书》时，竟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的时候，对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则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
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更不抄袭他人言论。
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反观今天某些以“大师”自居的人，将目光放在学术之外，将功夫做在教育之外，将心思花在专业之外。他们以“大师”自居，是因为他们相中的是“大师”之名后面附带的种种“利好”。而那些想做大师又不得的人，将教育做得浮泛、散漫，有的甚至声言“按酬付劳”，直把“无价”的工作明码标价，“限量”出售。再有等而下之者，为了收金揽银，“无畏”地剽窃他人成果，将滋养心灵的教育研究变成了出卖灵魂的市场“交易”。
以假类真，以假乱真，将他人的粉涂抹在自己的脸上，不见其白，愈显其黑。自然，名利掮客、论文窃手的招摇于市，对教师尊严的冒犯、侵害与亵渎，不容小觑。收复失地，还教师以至尊之身，不仅要求我们修成高深学问，更应秉持“忠实不欺”的学问态度。毕竟，教育的目标是“教人求真”，教学的宗旨是“学做真人”，欲要学生成为“真人”，教师先要做真正的人：不欺名盗世，不骄心傲形，能真心诚意地过淡泊名利的素朴生活。
求真务本，忠实不欺，是教师风骨的体现。教育工作的模糊与教学效果的滞后，多付出未必收获与之“对等”的酬报，需要我们眼高于利，心高于世。教师做的是良心工作，其所言所行理当不负重托，不弃心志，能思之无悔，忆之无愧，言之不羞，道之不惭。
梁启超的理性品评
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和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让别人只有“领受”的份。
有一天，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说着，他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同时，他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当是清新自然，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发现他的一片“美意”。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对青年人的赞赏极专业，对后生的奖励真切诚挚，不矫揉造作，更不捕风捉影，已至无痕之境。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还能说出作品好在何处。这样的评价有内容，展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刘海粟内心里涌动着的暖意。
和梁先生的品评相比，今天许多教师的评价过于关注形式而轻视内容，过于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结果只会让受奖者感觉怪怪的，甚至生出反感来。没有深度，显得廉价无力，甚至是空洞、浮泛的评价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无能”，而是出于我们的草率。
生命本身就是一幅画，我们可以也应该多角度去欣赏。当然，欣赏生命之画，要真诚，不虚诳，不妄议，在极力赞许和不事张扬中拿捏好分寸。否则，一旦遭遇“穿帮”，只会让自己尴尬。
陈寅恪的精到分析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暗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当下的课堂里，教师的讲授受到了诸多限制，教师才情尽显的讲课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许多教师甚至不愿提“讲课”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了学生的学，遭人诟病。更有将讲课时间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这种自设上限、自缚手脚、以练代教、以学代讲的教学方式，只能使得教师的主导地位遭遇人为削弱，教学能力难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无法尽情彰显。当然，有些教师不敢讲，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学生怦然心动的内容来——不照本宣科，就会露丑显拙。
教师是生命智慧的启迪者，而不仅仅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如果一个教师教的是教材而不是知识，培养的是能力而不是智慧，那么，他就有理由站在第三方或旁观者的立场上，让学生阅读教材，寻找考点，顶多再辅之以虚拟的讨论、空泛的辩论，让学生进行一些隔靴搔痒般的探究，而不会将自己化成教材的一部分，用才情和智慧去撬开学生的心门。让学生活动四十分钟的课堂，可能是时髦的，但也必然会是粗糙的，不够细腻，没有质感。 教师敢讲善言与其说是胆量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能力的使然。当然，要想口吐“莲花”，将课上得风生水起，必须练好内功，在持续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将生钢硬铁化作“绕指面条”的本领。
赵元任的直言不讳
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的“小学”。他认为，“白话文”有自己的语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那么，赵元任所说的“能说的”白话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话：
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
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吃”说成了“雌”，将“面”说成了“灭”都一一记录下来。
在笔者看来，赵元任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指斥”，“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不够白”。
今人常常慨问，那个时代怎么就“大家”迭出，令后人眼红耳热了呢？慨叹归慨叹，却少有人去探寻成“果”之“因”，模仿、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时事不同，境趣当有别。赵元任的直指胡适“短处”，要是发生在今天，断然不会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场，惹得一番口诛笔伐，直让两个大人物面对面“掐架”也未可知。
对比既往大师们的“互相服气”，今天人们的“互不服气”其实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然，更为可怕的是，许多教师将有限的教学研究变成了无限的“智能吹捧”，在“化腐朽为神奇”时将教研活动做得令人作呕。不管一个人上的课多么糟糕，人们总能发现其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的精彩，被逼不过时，才会对无关痛痒的细节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种“和稀泥”式的“教研活动”，无非是想落得个“你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的结局，殊不知，都不想做“妖怪”的结局，是大家都成了“妖怪”。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阿湖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
四位导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精心传授国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习、领悟浩瀚精深的古代文化，让渴望智慧的生命如啜甘饴。同时，他们还将教育融入生活，催动青年才俊术业精进，走向专业领域的最高峰。而同事之间不设禁区的学术探讨，更显现了智者风范。他们别样的才情犹如卓然屹立的山峰，既彼此独立，又互为映衬，巍峨成蔚为壮观的智慧山脉，共展教育人的风骨。
王国维的忠实不欺
王国维在金文考释上的突出贡献，受到了其它导师的一致赞誉。梁启超说“一铭等于一篇《尚书》”，将其合起来可以与“新发现一部《尚书》”相比。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足可“傲世”。而有“资格”傲世的王国维并不傲世，他在研究院讲《尚书》时，竟说自己对《尚书》“只懂了一半”。不仅如此，他在纠正前人之误，做出“妙解”的时候，对自己不能解之字，也坦言“不知”；对不能解之语，则直言“实不能解”；对不能解之句，更是直告“不知因何由而变”。
做学问一丝不苟，对学生忠实不欺，王国维“不知为不知”的至诚品质博得了学生的钦敬。而在日常的教学与研究中，王国维从不放言高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攻击古人，不自夸渊博，不穿凿附会，不妄下结论，更不抄袭他人言论。
做成高端学问，崇尚低调生活，王国维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大师”生活。反观今天某些以“大师”自居的人，将目光放在学术之外，将功夫做在教育之外，将心思花在专业之外。他们以“大师”自居，是因为他们相中的是“大师”之名后面附带的种种“利好”。而那些想做大师又不得的人，将教育做得浮泛、散漫，有的甚至声言“按酬付劳”，直把“无价”的工作明码标价，“限量”出售。再有等而下之者，为了收金揽银，“无畏”地剽窃他人成果，将滋养心灵的教育研究变成了出卖灵魂的市场“交易”。
以假类真，以假乱真，将他人的粉涂抹在自己的脸上，不见其白，愈显其黑。自然，名利掮客、论文窃手的招摇于市，对教师尊严的冒犯、侵害与亵渎，不容小觑。收复失地，还教师以至尊之身，不仅要求我们修成高深学问，更应秉持“忠实不欺”的学问态度。毕竟，教育的目标是“教人求真”，教学的宗旨是“学做真人”，欲要学生成为“真人”，教师先要做真正的人：不欺名盗世，不骄心傲形，能真心诚意地过淡泊名利的素朴生活。
求真务本，忠实不欺，是教师风骨的体现。教育工作的模糊与教学效果的滞后，多付出未必收获与之“对等”的酬报，需要我们眼高于利，心高于世。教师做的是良心工作，其所言所行理当不负重托，不弃心志，能思之无悔，忆之无愧，言之不羞，道之不惭。
梁启超的理性品评
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学问、著文立言、讲课授业之外，还经常和同道中人做零距离的交流。和朋友交流时，他多谈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而不是“当仁不让”地将话语权“垄断”，让别人只有“领受”的份。
有一天，看了刘海粟带来的新画作，梁先生赞许道：“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说着，他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认真地品赏，再次称赞刘海粟的画作“经得起反复看”，然后，充满深情地鼓励道：“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同时，他告诉刘海粟：“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在梁先生的“要求”下，刘海粟当场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了小枝，枝头上又撇了两片叶子。梁先生看着墨竹，不假思索地提起笔来，在画上题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梁启超先生看似不经意的品评显露的其实是他深厚的教育功底。从先前的言语称赞，到后来的纵笔题字，其良苦用心毫发毕现。青年刘海粟的画功自然非同寻常，画笔当是清新自然，但我们还是能从梁先生的奖言励行中发现他的一片“美意”。更可快人心意的是，梁先生对青年人的赞赏极专业，对后生的奖励真切诚挚，不矫揉造作，更不捕风捉影，已至无痕之境。他不光称赞作品的好，还能说出作品好在何处。这样的评价有内容，展理性，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刘海粟内心里涌动着的暖意。
和梁先生的品评相比，今天许多教师的评价过于关注形式而轻视内容，过于注重感性而缺少理性，结果只会让受奖者感觉怪怪的，甚至生出反感来。没有深度，显得廉价无力，甚至是空洞、浮泛的评价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无能”，而是出于我们的草率。
生命本身就是一幅画，我们可以也应该多角度去欣赏。当然，欣赏生命之画，要真诚，不虚诳，不妄议，在极力赞许和不事张扬中拿捏好分寸。否则，一旦遭遇“穿帮”，只会让自己尴尬。
陈寅恪的精到分析
陈寅恪讲课时，先将需要使用的材料一一写在黑板上，然后，针对所列内容进行解释、分析、考证、综合。他的分析精细入微，就像剥笋一样层层深入，越讲越深，越论越透，让听者获得至美享受。陈寅恪的讲授以材料为基准，以事实为依据，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又会在细微处挖掘，不夸大其词，不断章取义，不妄下结论，更不歪曲篡改。在学生的眼里，他的课常常是山重水复时突又柳暗花明，在羊肠小径处又现阳关大道，给受遮蔽的眼睛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畅意。
当下的课堂里，教师的讲授受到了诸多限制，教师才情尽显的讲课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许多教师甚至不愿提“讲课”二字，生怕自己的讲“代替”了学生的学，遭人诟病。更有将讲课时间限定在五分钟之内者，似乎自己做得越少越好。这种自设上限、自缚手脚、以练代教、以学代讲的教学方式，只能使得教师的主导地位遭遇人为削弱，教学能力难以充分展示，教育智慧无法尽情彰显。当然，有些教师不敢讲，也是担心自己讲不出能令学生怦然心动的内容来——不照本宣科，就会露丑显拙。
教师是生命智慧的启迪者，而不仅仅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如果一个教师教的是教材而不是知识，培养的是能力而不是智慧，那么，他就有理由站在第三方或旁观者的立场上，让学生阅读教材，寻找考点，顶多再辅之以虚拟的讨论、空泛的辩论，让学生进行一些隔靴搔痒般的探究，而不会将自己化成教材的一部分，用才情和智慧去撬开学生的心门。让学生活动四十分钟的课堂，可能是时髦的，但也必然会是粗糙的，不够细腻，没有质感。 教师敢讲善言与其说是胆量的表现，倒不如说是能力的使然。当然，要想口吐“莲花”，将课上得风生水起，必须练好内功，在持续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将生钢硬铁化作“绕指面条”的本领。
赵元任的直言不讳
赵元任教授的普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的“小学”。他认为，“白话文”有自己的语体特点，并不等同于“口语”，有一次，他对胡适说：“适之啊！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胡适听了录音之后，果然发现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白。”
那么，赵元任所说的“能说的”白话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请看赵元任写的一段话：
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
这段话不光保留了北京话里的“儿化”，还把一个常州小孩将“吃”说成了“雌”，将“面”说成了“灭”都一一记录下来。
在笔者看来，赵元任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白话文”功力，而是他“指斥”胡适“短处”时的直言不讳。这种近呆似愚的直言不讳，在“聪明人”看来，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毕竟，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还是“国学研究院”的“设计者”，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章被人们认作白话文使用的典范。批评一个“领导”的“长项”，勇气虽可嘉，但“智术”则明显不足。妙在胡博士认可了赵元任的“指斥”，“发现”了自己的白话文果然“不够白”。
今人常常慨问，那个时代怎么就“大家”迭出，令后人眼红耳热了呢？慨叹归慨叹，却少有人去探寻成“果”之“因”，模仿、鉴用者更是寥若晨星。而时事不同，境趣当有别。赵元任的直指胡适“短处”，要是发生在今天，断然不会以如此平和、平淡的方式收场，惹得一番口诛笔伐，直让两个大人物面对面“掐架”也未可知。
对比既往大师们的“互相服气”，今天人们的“互不服气”其实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然，更为可怕的是，许多教师将有限的教学研究变成了无限的“智能吹捧”，在“化腐朽为神奇”时将教研活动做得令人作呕。不管一个人上的课多么糟糕，人们总能发现其浩浩荡荡、铺天盖地的精彩，被逼不过时，才会对无关痛痒的细节发表“不成熟”的“意见”。这种“和稀泥”式的“教研活动”，无非是想落得个“你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的结局，殊不知，都不想做“妖怪”的结局，是大家都成了“妖怪”。
（作者单位：江苏新沂市阿湖中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