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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胡耀邦的长子，别人对他的印象，却是“朴素、勤奋、厚道”。胡德平外貌酷似胡耀邦，加上长期跟随胡耀邦生活的缘故，他的许多爱好、兴趣也与父亲有共同之处。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一位标准的学者。他常说：“父亲廉洁、正直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起伏的身世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1942年生于延安。胡德平3岁那年，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政委的胡耀邦与李昭要奔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便将胡德平留在了后方。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李昭总要给孩子捎些衣物食品。
可胡耀邦對儿子要求特别严格，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丁点儿特殊化，哪怕孩子才3岁。他严肃地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我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孟子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党的干部，理应比占人做得更好。”
从那以后，李昭每次给儿子捎东西，都是同别人的一样。有时她还掏钱买些同样的东西，分送给留在后方的其他孩子，胡德平自小就没享受过特殊优待。
1963年，胡德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尽管毕业后，胡德平没有再回过母校，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对于这位学生并不陌生，“他1963年入学，1967年毕业。那时候，虽然‘文革’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个体的境遇总是无可避免地印上时代的悲欣。胡德平相对安逸的成长，到大学的最后阶段突生变故。大学同学刘俊文曾回忆——
胡德平的专业是近现代史，他非常虚心，读书的时候，经常请教同学“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讲”……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反修反帝”斗争开始。1963年，胡德平在学生宿舍成立了“毛选学习小组”，第一篇讲的就是《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大家讨论学校生活远离工农，想退学，下厂乡，到生活的第一线去。最终这个“学习小组”被校方定为“小集团组织”。
1966年上半年，形势变化。胡耀邦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德平也因此被打为“黑五类”，在第二体育馆内挨批斗，后被关进“牛棚”。1968年，学校毕业分配，作为“黑五类”，胡德平未能分配。
毕业后，刘俊文去胡德平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取寄存的行李时，胡德平的外婆叹息：“我们家德平最革命，结果他最倒霉。”
直到1972年，在被送到农场劳动锻炼、分配到北京工厂“接受再教育”后，胡德平终于被“落实政策”，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7年3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故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体到河北石家庄干校接受“锻炼”，种粮食、种菜、养猪……
“那时，胡德平是指导员。最脏最累的活——起猪圈，也和大家一起干、一样干。干校养了近60头猪，每星期起一次猪圈。猪粪和猪尿的混合物加起来有齐膝深。大家穿着靴子，或者干脆光脚跳进去，用铁锨起，一锨就有20斤重，最后常常满身满脸都是脏物……”中国博物馆的退休职工马秀回忆起当年与胡德平一起劳动的情景，十分感慨。
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的范世民当年和胡德平是同事，胡德平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朴素、勤奋、厚道”。“胡德平一点都不讲究，每天吃饭就一个铝饭盒，既装饭，也装菜，最后还用这个饭盒喝水。吃饭总是很快，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生活相当朴素。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他的房间简单得只有一个铺盖和一个小电风扇。那时他父亲胡耀邦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
一次，胡德平去西藏征集文物期间，范世民去胡家送工资，竟看到胡耀邦在院子里抱着孙子——那时胡德平的妻子安黎刚生完孩子，很希望胡德平能留在北京帮忙照顾，但胡德平并没有向组织反映当时的困难，在西藏待了三个月才回京。
“因为爱钻研业务，后来他成了领导，但和大家一直相处融洽。那时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和另一个同事杀几盘，一次过了午休时间，我们还在下棋，胡德平就走过来笑着端走棋盘，说，‘下什么下，两个臭棋’。没有板着脸批评人，也没有耽误工作。”范世民回忆说。
1984年，胡德平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的平易谦和的性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88年，胡德平改任统战部第五局局长，主管各经济组织的统战工作。胡耀邦逝世后，他曾一度沉寂，很少出头露面，也很少发表文章，一天到晚在统战部兢兢业业地工作。1992年，胡德平进中央党校学习。在推选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时，他出入意料地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四大”。1993年至1998年，胡德平担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03年至2006年12月，胡德平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2003年至2008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
受父亲的影响颇深
胡德平成为舆论的焦点是在2006年11月下旬。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提出了“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观点，一时间他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赞之者有之，骂之者亦有之。
事实上，自从胡德平到全国工商联工作，不管是赞是骂，他对于民营企业的呵护之心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民营企业与私营经济的看法和认识，胡德平多少受到父亲胡耀邦的一些影响，他曾向《亚洲周刊》回忆——
1971年“文革”中，当时全国上下大兴“斗私批修”。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京。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禁叹气，他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么看集贸市场？我回答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集贸市场赚到钱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父亲向我详尽地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的区别，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后来，父亲又问我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却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就对个体工商户的“冒头”，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表示赞成鼓励。他非常支持一些人不端国家铁饭碗，不吃国家大锅饭，自谋出路，自己创业，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对于民企，胡德平呵护有加。“我觉得对待民企还是应该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果出现问题，家长要反躬自问的是，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奶水够不够？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
事实上，作为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对于民营企业，除了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并没有忘记他们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从最开始的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到后来已经转变为“企业公民”的观点，要求民营企业对社会尽责。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外貌酷似胡耀邦，加上长期跟随胡耀邦生活的缘故，他的许多爱好、兴趣也与父亲有共同之处。他常戴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有很浓厚的书生气。他爱看书，喜欢一个人独立思考。
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一位标准的学者。他常说：“父亲廉洁、正直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財富。”
从知识界走向政坛的胡德平，从外表到气质到作风都与胡耀邦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牢记实事求是的原则，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深受赞誉。
2011年初，胡德平出版了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这本书收集了他近年来撰写的二十多篇文章，回顾和探究了胡耀邦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涉及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整个80年代。有人评价，此书通过研究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发展历程，为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但胡德平并不这样认为：“我希望做这样的样本出来，但我这个不能说是样本吧。我希望有更好总结文革、总结改革开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书籍出来。”
胡德平说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像，乐观，活跃，愿意思考。有人说他是一位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有着浓厚的书生气，父亲胡耀邦对他的评价也是“书生气太浓”。
胡德平自己则说：“书生气对于写点东西、整理点材料还是有好处的。我这个人是有话就想表达、有观点就要讲的，但是我不喜欢发牢骚，也不喜欢调侃，我觉得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表达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据《湘潮》《南方人物周刊》）
起伏的身世
胡德平是胡耀邦的长子，1942年生于延安。胡德平3岁那年，任冀察辽军区第四纵队政委的胡耀邦与李昭要奔赴解放战争前线，参加保卫张家口的战役，便将胡德平留在了后方。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当前线有人去后方，李昭总要给孩子捎些衣物食品。
可胡耀邦對儿子要求特别严格，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有丁点儿特殊化，哪怕孩子才3岁。他严肃地说：“现在延安还很困难，不能让我的孩子比别人的孩子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一定要顾全大局，对别人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孟子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是党的干部，理应比占人做得更好。”
从那以后，李昭每次给儿子捎东西，都是同别人的一样。有时她还掏钱买些同样的东西，分送给留在后方的其他孩子，胡德平自小就没享受过特殊优待。
1963年，胡德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尽管毕业后，胡德平没有再回过母校，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对于这位学生并不陌生，“他1963年入学，1967年毕业。那时候，虽然‘文革’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个体的境遇总是无可避免地印上时代的悲欣。胡德平相对安逸的成长，到大学的最后阶段突生变故。大学同学刘俊文曾回忆——
胡德平的专业是近现代史，他非常虚心，读书的时候，经常请教同学“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讲”……1962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反修反帝”斗争开始。1963年，胡德平在学生宿舍成立了“毛选学习小组”，第一篇讲的就是《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大家讨论学校生活远离工农，想退学，下厂乡，到生活的第一线去。最终这个“学习小组”被校方定为“小集团组织”。
1966年上半年，形势变化。胡耀邦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德平也因此被打为“黑五类”，在第二体育馆内挨批斗，后被关进“牛棚”。1968年，学校毕业分配，作为“黑五类”，胡德平未能分配。
毕业后，刘俊文去胡德平在富强胡同的家里取寄存的行李时，胡德平的外婆叹息：“我们家德平最革命，结果他最倒霉。”
直到1972年，在被送到农场劳动锻炼、分配到北京工厂“接受再教育”后，胡德平终于被“落实政策”，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7年3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故宫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体到河北石家庄干校接受“锻炼”，种粮食、种菜、养猪……
“那时，胡德平是指导员。最脏最累的活——起猪圈，也和大家一起干、一样干。干校养了近60头猪，每星期起一次猪圈。猪粪和猪尿的混合物加起来有齐膝深。大家穿着靴子，或者干脆光脚跳进去，用铁锨起，一锨就有20斤重，最后常常满身满脸都是脏物……”中国博物馆的退休职工马秀回忆起当年与胡德平一起劳动的情景，十分感慨。
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的范世民当年和胡德平是同事，胡德平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朴素、勤奋、厚道”。“胡德平一点都不讲究，每天吃饭就一个铝饭盒，既装饭，也装菜，最后还用这个饭盒喝水。吃饭总是很快，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生活相当朴素。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他的房间简单得只有一个铺盖和一个小电风扇。那时他父亲胡耀邦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
一次，胡德平去西藏征集文物期间，范世民去胡家送工资，竟看到胡耀邦在院子里抱着孙子——那时胡德平的妻子安黎刚生完孩子，很希望胡德平能留在北京帮忙照顾，但胡德平并没有向组织反映当时的困难，在西藏待了三个月才回京。
“因为爱钻研业务，后来他成了领导，但和大家一直相处融洽。那时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和另一个同事杀几盘，一次过了午休时间，我们还在下棋，胡德平就走过来笑着端走棋盘，说，‘下什么下，两个臭棋’。没有板着脸批评人，也没有耽误工作。”范世民回忆说。
1984年，胡德平调中共中央整党办公室，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的平易谦和的性格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88年，胡德平改任统战部第五局局长，主管各经济组织的统战工作。胡耀邦逝世后，他曾一度沉寂，很少出头露面，也很少发表文章，一天到晚在统战部兢兢业业地工作。1992年，胡德平进中央党校学习。在推选参加党的“十四大”代表时，他出入意料地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代表，参加了党的“十四大”。1993年至1998年，胡德平担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2003年至2006年12月，胡德平担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2003年至2008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
受父亲的影响颇深
胡德平成为舆论的焦点是在2006年11月下旬。他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提出了“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的观点，一时间他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赞之者有之，骂之者亦有之。
事实上，自从胡德平到全国工商联工作，不管是赞是骂，他对于民营企业的呵护之心是一以贯之的。 对于民营企业与私营经济的看法和认识，胡德平多少受到父亲胡耀邦的一些影响，他曾向《亚洲周刊》回忆——
1971年“文革”中，当时全国上下大兴“斗私批修”。这时父亲已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京。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禁叹气，他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么看集贸市场？我回答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集贸市场赚到钱了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父亲向我详尽地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的区别，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后来，父亲又问我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却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就对个体工商户的“冒头”，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表示赞成鼓励。他非常支持一些人不端国家铁饭碗，不吃国家大锅饭，自谋出路，自己创业，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对于民企，胡德平呵护有加。“我觉得对待民企还是应该像对待孩子一样，如果出现问题，家长要反躬自问的是，我们给予民营企业早期奶水够不够？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前教育。”
事实上，作为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的胡德平对于民营企业，除了为他们的权利鼓与呼，并没有忘记他们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从最开始的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到后来已经转变为“企业公民”的观点，要求民营企业对社会尽责。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胡德平外貌酷似胡耀邦，加上长期跟随胡耀邦生活的缘故，他的许多爱好、兴趣也与父亲有共同之处。他常戴副眼镜，显得温文尔雅，有很浓厚的书生气。他爱看书，喜欢一个人独立思考。
实际上，胡德平在进入政界以前，是一位标准的学者。他常说：“父亲廉洁、正直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渴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留给我们后代最宝贵的財富。”
从知识界走向政坛的胡德平，从外表到气质到作风都与胡耀邦有许多共同之处。他牢记实事求是的原则，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廉洁奉公，勤勤恳恳，忘我工作，深受赞誉。
2011年初，胡德平出版了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这本书收集了他近年来撰写的二十多篇文章，回顾和探究了胡耀邦关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的发展过程，涉及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整个80年代。有人评价，此书通过研究胡耀邦的改革思想发展历程，为改革开放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样本。但胡德平并不这样认为：“我希望做这样的样本出来，但我这个不能说是样本吧。我希望有更好总结文革、总结改革开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书籍出来。”
胡德平说自己的性格和父亲很像，乐观，活跃，愿意思考。有人说他是一位学者出身的政坛人物，有着浓厚的书生气，父亲胡耀邦对他的评价也是“书生气太浓”。
胡德平自己则说：“书生气对于写点东西、整理点材料还是有好处的。我这个人是有话就想表达、有观点就要讲的，但是我不喜欢发牢骚，也不喜欢调侃，我觉得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表达权，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据《湘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