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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起，看来电显示，是堂伯家的座机号码。堂伯生活在农村，与我所在城市相距百里。我们少有来往，除去过年打个拜年电话，平常几乎没有联系。会是什么事？我的大脑如高速列车一路狂奔，好事坏事像沿途景物在眼前刷刷闪过，待响铃狂叫七八声，我才摁下接听键。电话那头嘈杂混乱，一片狼藉，有大人急速的说话声，有孩子的叫喊声，还有桌子板凳的拖拽挪动声。是乔迁，还是打扫卫生，让家变得整洁漂亮？我喂喂喊話，不见回应。我想是不是堂伯老眼昏花拨错了号，抑或是调皮孩子有意为之逗我玩，我不敢确定，犹犹豫豫正准备挂断，那头说话了。是堂伯的大儿子一元。一元说：“晓翔老弟，我大要走了。”堂伯高产，一生养了四对儿女，儿子取名元，分别是一元二元三元四元；闺女取名角，分别是一角二角三角四角。堂伯要走，不可理解成喜新厌旧，而是糠箩进米箩，到条件优越的地方安享晚年，这与我的乔迁猜测不谋而合。我恭维道：“一元兄啊，常言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伯走了好，去他想去的地方，这是他心向往之的事情，你该顺水推舟。成全即是孝顺！”一元叹息一声说：“晓翔，你理解错了，大不是走亲戚，也不是串门，而是见阎王！他去的是天国。天国，你懂吗？”一元的声音仿佛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瓢，不时被身后的嘈杂声淹没。我从他沉沉浮浮的话语中听出大概，也明白他打电话的意图。一元是长子，他想我回去，与堂伯见上一面，送他一程。毕竟是近门，到我这才四代，还在五服内，于情于理都该回去。我让一元照顾好堂伯，我这就动身，很快就能到家。
正是夏季，日头亮晃晃地挂在天空。走出空调房间，裸露的皮肤一阵刺痛，仿佛被谁兜头泼了一盆辣椒水。我快步进入地下车库，一头钻进车内，打开空调，驾车直奔堂伯家。
去堂伯家的路（也是我昔日回家路），我是跑熟了的，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回想刚工作那会，每个月都要回去一二次，帮父母干些农活。那时交通不便，回去都是骑车，百里路当天来回，即便年轻也累得够呛。后来父母移居南方，我与那里渐渐疏远，几年也不去一次。
昔日的石子路早变成柏油路，还是双车道。往农村跑的车少，又是大热天，我把旧别克开出奔驰的速度。路旁的纸屑、枯叶在气流的带动下像蝴蝶一样飞舞，打着旋落到别处。才几十分钟，车已进入小孟庄。我放下车窗，便于与熟人打招呼。小孟庄的人讲礼仪，晚辈见长辈要问候，若骑在车上也要捏刹下车，否则将被视为没规矩，不懂礼貌。子不孝父之过，闹不好这家大人也要吃挂落，被人拉出来议论一番。我的辈分不晚，但长时间不回来，见到人透过车窗招呼一声总不是坏事。村路上没人，我摇上车窗，继续享受空调带给我的舒爽快意。舒爽是短暂的，堂伯家就在眼前。
听到汽车引擎声，一元出门迎接。四目相对，我们用眼睛交流一下，一元转身在前，我紧随其后，直奔堂屋而去。刚进院子，一口棺材赫然在目——棺盖放在一边，棺口洞开，像敞开的大门热情地迎迓堂伯，欢迎他早日入住。我的脚像被绳索绊住，每迈一步都很吃力。堂伯真的走了？是什么病让他舍弃儿女，把天国当作永久栖息地？一元见我逡巡不前，回头拉我一把，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堂屋，抬眼看，我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堂伯没走，他穿着寿衣，头南脚北地睡在冷铺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屋顶。我扑下身子，叫了声：“大伯，晓翔看你来了……”堂伯没有应声，身体也一动不动。我拉一拉他的手，手温热，掌心有汗；侧耳细听，呼吸尚在，清晰可闻。我不解地看着一元。一元把嘴巴凑过来，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弥留之际，快上路了。”再看二元三元四元，他们全像旁观者，脸上并无失怙之痛，冷铺上躺着的仿佛不是他们的大，而是别人的父亲。我在人群中寻找四姐妹，发现只有四角悲悲戚戚，不时用手掌抹一抹眼睛，其他姐妹在院内说话，看“帮办”烹制食物，往圆桌上摆放杯碟碗筷。看得出，大家正有条不紊地为堂伯的后事做准备，已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堂伯的生命长度八十载，而立之年应该大书特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一下，如果疏漏掉他人生风光的这一页，他就与无数靠天吃饭，在土里刨食的老农一样，不足挂齿。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仿佛海滩上的沙子，迎着阳光打着凉棚看，总有几粒闪着金光，璀璨夺目。堂伯就是那闪着金光的一粒沙——而立那一年，命运之神偏袒堂伯，让他在学“毛选”活动中脱颖而出。那年的某一天，堂伯所在的大队举办学“毛选”竞赛，堂伯代表小孟庄参加比赛，结果在这次竞赛中大显身手，如黄牛过河——头角显露，一举成名。竞赛之前，堂伯与绝大多数小孟庄人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慵懒生活，不同的是他在私塾馆里与书本打过一年交道。读过书与没读书是有区别的，前者不怯场，后者怕抛头露面。那天竞赛，轮到堂伯上场，他穿上罩褂，不慌不忙地纽好衣扣，还用手由上而下抹几把，让衣服平整起来；低头看，鞋面有土，抬脚猛跺几下，圆口鞋面上的土纷纷脱落。收拾停当，堂伯昂首挺胸，阔步走到场中。堂伯没有拿书，他面对众人鞠了一躬，然后把“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一字不落地背诵一遍。赶巧，那天上午，堂伯所在的那个公社的党委书记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下农村检查工作，一路走一路看，沿途看到了诸多不如意。书记在心里骂了几句娘，想在下次的“三干会”上狠狠地批评一些人；暗中还决定在下次整风中对某些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干部不能心慈手软，当整则整，当剔则剔，让新鲜血液进入革命队伍。自行车继续前行，书记很想看到高兴事，把心中的不快驱赶走，这就来到了孟庄大队。书记见队部那里聚集好多人，像看戏，于是跳下车，支起车子，背着手走过去。原来是学毛选竞赛。书记到来时，正逢堂伯上场，堂伯的表现被书记看个正着。比赛结束，堂伯毫无争议地拿了第一，奖品是一本软面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堂伯上台领奖时，书记带头鼓掌。大队支书老孟听人群中有人拍手，抬眼一看是公社书记，高兴坏了，跑过来把书记请上台，要他给群众说几句。竞赛时堂伯不紧张，上台领奖也不紧张，书记讲话他紧张了，汗水从头发根往下流，流进脖子里，湿了前胸潮了后背。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堂伯知道要有好事从天而降。
竞赛不久，掰指头细数，满打满算半个月，堂伯就荣任小孟庄的“政治队长”，进入队干部领导班子；第二年转任队长，成为队级建制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全大队最年轻的生产队长，前途不可限量。 小孟庄近百户，五百多口人，只有两户不姓孟。这两户也不是外人，往上数两代就发现，一户是姓孟人的外甥，另一户是姓孟人的入赘女婿，全部沾亲带故。如此说，五百多口人还是一家子。堂伯当了队长，就是这家人的家长。家长有权，权力生威，全队包括他的家人都得听从指挥。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何时耕田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除草，何时收割何时储藏，全听堂伯指挥；男人下田是修渠还是挑土，女人出工是拔草还是间苗，也是堂伯安排。累活挣高分，轻活拿低分，堂伯说了算。小孟庄人仿佛算盘珠子，堂伯不拨他们不动。村口有棵古槐，树龄百岁之上，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古槐的一个横枝上挂着一口铁钟。钟如铁锅，倒扣在树下，远看像古树结出的巨果。这颗“巨果”是权力的象征，为堂伯专用，别人碰不得。别人碰了，有篡权谋位嫌疑。小孟庄人不傻，无人去惹火烧身。
正常情况下，钟一天响两次，一次早饭后，一次午饭后。堂伯走向古槐时，将外衣披在肩上，不苟言笑，迎着朝阳或是顶着烈日威风八面地向前走去，狗老远就躲开，猫也不敢在道上遛达。堂伯迈着八字步，脚下带风，衣襟被风吹起，忽闪忽闪如同鸟的翅膀。从后面看，堂伯不是走，而是飞。堂伯“飞”到古槐下，踮脚、伸手，从树杈处够出铁锤，别过脸，钟声随之响起。“当”“当”“当”，三下一组，中间略有停顿，连敲三次。堂伯踮脚，把铁锤放回原处，顺手拿起铁皮喇叭，面对全村喊话，男社员干何活，女社员做什么通过铁皮喇叭传递出去，社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吃完饭的不敢磨蹭，拿起家伙出门去。听到路上有脚步声，没吃完的加快速度，仰脸喝下碗里稀饭，用手抹一把嘴，快步往堂伯指定的地点赶去。也有特殊，有时钟会在晚上响起。晚上静寂，星星像芝麻撒满天空；月亮还没升起，门外黑得对面不见人影，村里除了狗叫和虫鸣，没别的声音。男人丢下饭碗，拿起烟袋享受清闲，女人在灶上洗碗，孩子就着灯光玩耍，猪一边拱门一边吼叫，狗不停摇尾想讨一口吃食……
队长一职给堂伯带来莫大好处，让他收获权力结出的硕果。
缺衣少食的年代，别人家两年生不出一个孩子，而堂伯用不到10年时间，让伯母的肚子鼓起下去，下去再鼓起，数次反复后，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一角二角三角四角顺利来到人间。八个孩子粗胳膊胖腿，一身嫩肉，躺在炕席上像一窝小猪仔，依次站好，犹如一级级台阶，令人欣喜，也让人羡慕。说堂伯是台高效优质播种机，不如说伯母是块高产稳产的肥沃田。看伯母的那一对巨乳，如强行塞进内衣里的两只肥兔，伯母身子一动，它们就活蹦乱跳，看得人胆战心惊，怕她的内衣承受不住顶撞而撕裂开。伯母的两瓣屁股肥硕圆润，高高翘起，堪比磨面的两扇石磨。内行的男人私下里议论，说伯母的一对大奶蓄满奶水，一个孩子吃不完；还说伯母的翘臀是肥田沃土，见到种子就发芽。這样的女人旺夫兴家，谁找着是谁福气。
这不，堂伯就当了队长，还生了八个胖孩子。事实明摆着，毋庸置疑，不可辨驳。
对别人家而言，让孩子吃上饱饭并非易事，青黄不接时，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多数家庭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堂伯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八个孩子，碗里的饭比别人家厚实，偶尔还能吃顿面疙瘩。每到吃饭时，伯母都叫一元关上院门。关门是严守秘密，不让邻居家的孩子来串门。吃面疙瘩更谨慎，院门不仅关上，还要留人把守，一旦有人串门，把门的孩子从门缝看清是谁，回来报告给伯母，伯母也就有了应对的办法。伯母的办法是将面疙瘩倒进锅里，从另一口锅里舀出稀饭。稀饭是道具，专为串门人准备。戏演得天衣无缝，串门人很难看出端倪。串门人走后，面疙瘩重新上桌。堂伯看伯母像变戏法，问她哪来的稀饭。伯母说：“做的呀。”
堂伯说：“有面疙瘩吃，做稀饭是脱裤子放屁。”
伯母反问：“真的多此一举？”
堂伯看一眼重新关上的院门，一时无语。
人说谁娶到伯母这样的女人就是谁的福气，这话没有错。
堂伯家的面，说起由来，只有堂伯和伯母清楚，八个孩子无一知晓实情。人说猪不吃昧心食，其实人也一样，看堂伯的八个孩子，那一身身小肥肉，全是好饭吃出来的。
堂伯是队长，他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其中一把能打开粮仓的锁。这把锁有两把钥匙，另一把挂在保管员的腰上。学习结束，社员们走出队部，一个个消失在黑夜里。侧耳听，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狗叫声随之而起，那是狗在尽它们的守家之职。堂伯锁上队部的门，还用力拉一下锁，看锁梁是否落下。他摸黑到粮仓这边，推一推门，门是锁着的。堂伯回身看一眼，确定身后无人，他熟练地摸出钥匙串中的一把钥匙，插入锁孔，锁梁“啪”地跳起，门枢“吱溜”一声，堂伯闪身进屋。堂伯从粮仓出来时，褂子口袋里就多了几把粮食。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堂伯的形象高大、威武，像个英雄，与《地道战》中那个头缠白毛巾的敲钟人比毫不逊色。《地道战》是孩子们百看不厌的电影，敲钟人也是孩子们崇拜的对象。那时小孟庄的孩子们很崇拜堂伯，有志向有理想的孩子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目标是一致的——长大了当队长，像堂伯一样披着外衣，早迎朝阳午顶烈日阔步走向古槐，用铁锤把钟敲得当当响，然后再举起铁皮喇叭对着全村人喊话。
权力充满诱惑，令人神往。
出乎大家预料，堂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大权旁落，成为一介平民。堂伯丢官成民，孩子们一时难以适应，仿佛吃了一记闷棍，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太阳还是那颗太阳，铁钟还是那口铁钟，高高挂在古槐的那根横枝上，但是它不再属于堂伯。一段时间，铁钟像哑巴一样不再发声；又一段时间，铁钟像犯了神经，会无缘由地响起。村民置若罔闻，他们知道那是调皮孩子在戏闹玩耍，过一过敲钟瘾。
准确说，堂伯不是丢官，是辞官。
分田到户，土地不再属于集体，队级建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小组。由队而组，如果仅仅是叫法上的不同，体制没变，权力依旧，堂伯会继续干。组长就组长吧，称呼变化无伤大雅，换汤没换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问题是组长已不能呼风唤雨，更不能指手画脚，与社员划等号。小孟庄五百多口人，人人回归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播种希望，收获快乐。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分田到户后人心的真实写照。堂伯看大势已去，组长成了鸡肋，继续干可能是公公驮儿媳吃力不落好。一番权衡，堂伯选择回归田园，与伯母一道侍弄田地，养育四双儿女。 辞官回家，堂伯好些日子不能适应，每到往日敲钟喊话时辰，堂伯都骚动不安，如坐针毡，几次披衣外出，出门又返回。伯母见了说：“他大，别操心，人家早下田去了。”堂伯语不成句，梦游似的在院子里转圈圈，走了一会说：“噢，噢，那我也去田里。”说后出门走了。伯母见堂伯没带工具，拿上铁锹追赶出去。
堂伯做队长时，村里有几个出了名的懒货，到田里没多久，不是拉屎就是撒尿，一走老长时间。
堂伯知道他们的小伎俩，但又无法阻止，等他们返回，堂伯笑骂他们是懒牛上场——尿屎多。往田里走，堂伯经过几个懒货田头。懒货们全在干活，与往日判若两人，有一个竟然打着赤膊，堂伯和他说话都没有停手。堂伯一路感慨，来到自家田里，脱去上衣开始干活。做队长时，堂伯是指挥员，动口不动手，现在他成了社员。是社员就得干活，干了一会，汗出来了，腰酸手也疼。堂伯看手，两只手心都有水泡，再握锹把，钻心疼。堂伯忍痛继续干，伯母来到田里，见堂伯神情不对，掰开他的手一看，劈手夺他的锹，堂伯不松手，咬牙坚持。堂伯想的是，他是男人，家庭的顶梁柱，他不干活，责任田谁来耕种？一日三顿用什么喂养家里那八张嘴？
堂伯家在小孟庄是名副其实的大户，四个儿子娶四房媳妇，四个闺女嫁四房女婿；各家都有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两三个。新年儿女们回家拜年，堂屋里容不下，灶屋还要放两张桌子供孩子用。每年的这个时候，堂伯和伯母就到邻居家借桌搬凳，忙得像办喜事。我眼拙，至今没把四房媳妇和四房女婿与他们的配偶对上号，经常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一群孩子，有叫我叔，也有叫我舅的，我点头答应，也不问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乡间风俗，长辈仙逝，儿女不能远行，要守在身边，传说缺谁，下辈子谁就不是这家人的儿女。一元是长子，因我在这里，他一直没离开。堂屋人多，虽有吊扇，不知是乡间电力弱，还是开的档位低，吊扇的风力像个危重病人有气无力，吹在身上毫无凉爽之感。堂伯还是我来时样子，呼吸均匀，两眼一眨不眨地盯住房顶，仿佛要把那里看个洞，抄近道直接从洞口去天堂似的。二元三元四元进进出出，给人感觉他们没有闲着，一直在为堂伯忙碌；一角二角三角站在门外，三姐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露出隐隐的笑意，此时她们可能想起童年某件趣事。是啊，这里是她们出嫁前生活生长的地方，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粒泥土都存有她们成长的身影，镌刻着她们的欢笑，记录着她们的趣事。只有四角待在屋里，不离我左右，还不时看我一眼，似有话想与我说，是关于堂伯的。人有知情欲，也有窥探欲，我也不例外。我撒了个谎，与一元说有要事要与朋友联系，说后上了车。车里热，我发动车，打开空调。四角见我走，过了会走出堂屋，在院子里转了转，见无人注意，出了前屋，一头钻进车里，坐到后座上。
我对四角说：“四角啊，你生错年代了，否则搞地下工作倒是块好料。”
四角没有说话，我回头看，四角眼里盈满泪水，两滴泪晃晃悠悠的，眼看就要决堤而出。泪水是导语，我知道四角心里憋着话，倾诉即将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
“晓翔哥，我家兄妹多，大、妈把我们八个人喂饱养大不容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四姐妹找婆家不是问题，难的是四个哥。鸟成家筑巢，男成家造屋。造屋谈何容易？不易也得造，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待把四个哥的屋造好，又一一娶上媳妇，大、妈的腰弯了，头发稀了，也白了。
“妈没福气，老巴子四元娶上媳妇，没大事办了她却甩手走人，丢下大一个人过生活。大是四兄弟的大，也是四姐妹的大。我们商量好，要他在我们八兄妹家轮流过。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大脾气倔，不愿来我们家。强扭的瓜不甜，我们由着他，大就转车轱辘，四个哥每家一个月。这个月轮到三元家。三元两口子在深圳打工，孩子也跟了过去，家用一把大锁锁上。大那天过去，打开铁锁推开门，心情沉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知哪时，两条腿像断了筋骨失去力气，身子一软瘫倒在地，待被发现，再送到医院，医生说已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说起治疗，兄妹八人分成两派，四姐妹一派，意见一致：死马当作活马医；四兄弟一派，但又各揣心思。一元说大八十了，是高寿。二元接过话说，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大多活十年，赚大了。三元有压力，大在他家出的事，他怕多出份子做冤大头，半天憋出一句，说深圳开销大，孩子花钱多，苦一年存不下几个。四元是老巴子，他倚小卖小，两手插进裤兜，像个闲人到处乱晃，他想的是天塌下由哥哥们顶。
“晓翔哥，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今天我就要扬一扬，让你知道他们有多丑陋！”
我点头，让她继续说。
“我说哥哥们各揣心思，说穿了就是怕花钱，望大早一天走！”
我插话：“不会吧，乌鸦还知反哺呢。”
四角像与我吵架，声音高起来：“他们不如乌鸦！晓翔哥，只要晓得点好歹的人都懂得时间对一个危重病人有多重要，而他们却在拖延。我们四姐妹要治疗，他们不表态。医生看不下去，出于人道，对大施救。第三天大苏醒，他把我们八个人挨个看一遍。一角对着大的耳朵说话，大没反应。过了许久，大的手动了动，尔后向我们伸出拇指与小指。我们不知何意。二元眼睛一转，说大在交代后事，两个指头表达的可能是他的存款。一元三元四元闻后，摩拳擦掌，像吃了兴奋剂。一元把嘴凑到大的耳边，问存款是多少。先问六千，大没反应；又问六万，大还是没反应；再问六十万，大依然没反应。二元眼睛又转了转，试探着问，六百？大的头动了一下，像是点头。二元满腹狐疑，看着一元说，不会这么少吧，大是当过干部的。一角看不下去，对二元嚷了一句，说你们平时谁给过钱？大能有六百不少了！一元说别吵，大有多少钱，回家看看去。谁回去，四兄弟对谁都不放心，他们丢下大，刮风似的全走了，把大居住过的老宅梳篦式地寻找一遍，最终有所获——在床头的砖缝里发现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着六张百元票。四兄弟风风火火返回医院，向大求证，得到证实，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可气可恨的是二元。本来大已往好的方面转化，医生说照此下去，恢复如初不敢说，拄拐行走指日可待。二元说拄拐，我们都打工，谁照料？说后提议，兄妹八人出份子，为大买口棺材，以防不测。一元赞同，三元四元同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四姐妹只能服从。大一天天好起来，虽吐字不清，但我们能听个大概。大还没痊愈，四兄弟提出要出院，医生拧不过，尊重四兄弟意见。出院前，医生向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大听说出院了，多日不见的笑容回到了脸上。
“回家就是回老宅，大的饮食起居由我们四姐妹轮流照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家第二天，二元不守诺言，把买棺材的事告诉大。大听后脸色陡变，当天开始绝食绝水，拒绝服药，到今天已是第五天，昨天一元和二元把大从床上移到地下，就等着办后事……”
四角语速很快，说完兀自下车，看得出，这话在她心里已憋了几天。八个兄妹，四角排在末位，人微言轻，她把心里话告诉我，对己是发泄，与我是知情。堂伯的病有因，绝食绝水也有因。正逢高温天气，如果任其下去，堂伯将有生命之虞。想到这，我关掉空调，将车子熄火，下车去堂屋。一元见我问：“和朋友联系过了？”我没理他，俯身看堂伯。堂屋里人来人往，还有孩子嬉笑打闹。我小声驱赶孩子，要他们到外面耍去。回过头，发现堂伯的眼睛动了一下。我怀疑看错了，盯着堂伯的眼睛看。堂伯没再眨眼睛，眼球却在慢慢转动，好像在寻找什么。我叫一声：“大伯。”堂伯的眼睛仿佛锈住一般，干涩、沉重、缓慢，半天才转过来，直直地对着我。他认出是我，嘴角痉挛似的动了动。看得出，他有话想对我说，但是疾病已让他无法把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我把堂伯的手握在手里，想让他通过手，把想说的话告诉我。堂伯的手有凉意，与正常人的手有所区别。四兄弟站在堂伯的另一侧，二元口无遮拦，说话无所顾忌，他见堂伯欲说不能的样子，对我说：“晓翔兄弟，大这是回光返照。”听了这话，堂伯的手轻轻颤动，仿佛怕冷的人遭受冷风刺激打的寒颤。我狠狠地看了二元一眼，生气道：“有这样说话的吗！”堂伯的手在我掌心挣了一下，我想他是不舒服了，于是松开手。堂伯看着我，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又用力抬起，竖起食指指一指四个儿，尔后指自己，再后收回手指，手无力地滑落到身体一侧。四兄弟面面相觑，不明何意。一元问我，我想起四角在车上说的话，两相对照，意思就出来了，我像手语翻译向他们解释：“大伯刚才的意思是，我养你们小，你们不养我老。你们的良心何在？”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
我的解释，让四兄弟无地自容。
聽到我的话，堂伯的嘴又动了动，脸上似笑非笑，继而轻合双眼，呼吸变弱，心跳渐止……
正是夏季，日头亮晃晃地挂在天空。走出空调房间，裸露的皮肤一阵刺痛，仿佛被谁兜头泼了一盆辣椒水。我快步进入地下车库，一头钻进车内，打开空调，驾车直奔堂伯家。
去堂伯家的路（也是我昔日回家路），我是跑熟了的，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回想刚工作那会，每个月都要回去一二次，帮父母干些农活。那时交通不便，回去都是骑车，百里路当天来回，即便年轻也累得够呛。后来父母移居南方，我与那里渐渐疏远，几年也不去一次。
昔日的石子路早变成柏油路，还是双车道。往农村跑的车少，又是大热天，我把旧别克开出奔驰的速度。路旁的纸屑、枯叶在气流的带动下像蝴蝶一样飞舞，打着旋落到别处。才几十分钟，车已进入小孟庄。我放下车窗，便于与熟人打招呼。小孟庄的人讲礼仪，晚辈见长辈要问候，若骑在车上也要捏刹下车，否则将被视为没规矩，不懂礼貌。子不孝父之过，闹不好这家大人也要吃挂落，被人拉出来议论一番。我的辈分不晚，但长时间不回来，见到人透过车窗招呼一声总不是坏事。村路上没人，我摇上车窗，继续享受空调带给我的舒爽快意。舒爽是短暂的，堂伯家就在眼前。
听到汽车引擎声，一元出门迎接。四目相对，我们用眼睛交流一下，一元转身在前，我紧随其后，直奔堂屋而去。刚进院子，一口棺材赫然在目——棺盖放在一边，棺口洞开，像敞开的大门热情地迎迓堂伯，欢迎他早日入住。我的脚像被绳索绊住，每迈一步都很吃力。堂伯真的走了？是什么病让他舍弃儿女，把天国当作永久栖息地？一元见我逡巡不前，回头拉我一把，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堂屋，抬眼看，我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堂伯没走，他穿着寿衣，头南脚北地睡在冷铺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屋顶。我扑下身子，叫了声：“大伯，晓翔看你来了……”堂伯没有应声，身体也一动不动。我拉一拉他的手，手温热，掌心有汗；侧耳细听，呼吸尚在，清晰可闻。我不解地看着一元。一元把嘴巴凑过来，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弥留之际，快上路了。”再看二元三元四元，他们全像旁观者，脸上并无失怙之痛，冷铺上躺着的仿佛不是他们的大，而是别人的父亲。我在人群中寻找四姐妹，发现只有四角悲悲戚戚，不时用手掌抹一抹眼睛，其他姐妹在院内说话，看“帮办”烹制食物，往圆桌上摆放杯碟碗筷。看得出，大家正有条不紊地为堂伯的后事做准备，已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堂伯的生命长度八十载，而立之年应该大书特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一下，如果疏漏掉他人生风光的这一页，他就与无数靠天吃饭，在土里刨食的老农一样，不足挂齿。人与人是有差别的，仿佛海滩上的沙子，迎着阳光打着凉棚看，总有几粒闪着金光，璀璨夺目。堂伯就是那闪着金光的一粒沙——而立那一年，命运之神偏袒堂伯，让他在学“毛选”活动中脱颖而出。那年的某一天，堂伯所在的大队举办学“毛选”竞赛，堂伯代表小孟庄参加比赛，结果在这次竞赛中大显身手，如黄牛过河——头角显露，一举成名。竞赛之前，堂伯与绝大多数小孟庄人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慵懒生活，不同的是他在私塾馆里与书本打过一年交道。读过书与没读书是有区别的，前者不怯场，后者怕抛头露面。那天竞赛，轮到堂伯上场，他穿上罩褂，不慌不忙地纽好衣扣，还用手由上而下抹几把，让衣服平整起来；低头看，鞋面有土，抬脚猛跺几下，圆口鞋面上的土纷纷脱落。收拾停当，堂伯昂首挺胸，阔步走到场中。堂伯没有拿书，他面对众人鞠了一躬，然后把“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一字不落地背诵一遍。赶巧，那天上午，堂伯所在的那个公社的党委书记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下农村检查工作，一路走一路看，沿途看到了诸多不如意。书记在心里骂了几句娘，想在下次的“三干会”上狠狠地批评一些人；暗中还决定在下次整风中对某些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干部不能心慈手软，当整则整，当剔则剔，让新鲜血液进入革命队伍。自行车继续前行，书记很想看到高兴事，把心中的不快驱赶走，这就来到了孟庄大队。书记见队部那里聚集好多人，像看戏，于是跳下车，支起车子，背着手走过去。原来是学毛选竞赛。书记到来时，正逢堂伯上场，堂伯的表现被书记看个正着。比赛结束，堂伯毫无争议地拿了第一，奖品是一本软面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堂伯上台领奖时，书记带头鼓掌。大队支书老孟听人群中有人拍手，抬眼一看是公社书记，高兴坏了，跑过来把书记请上台，要他给群众说几句。竞赛时堂伯不紧张，上台领奖也不紧张，书记讲话他紧张了，汗水从头发根往下流，流进脖子里，湿了前胸潮了后背。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堂伯知道要有好事从天而降。
竞赛不久，掰指头细数，满打满算半个月，堂伯就荣任小孟庄的“政治队长”，进入队干部领导班子；第二年转任队长，成为队级建制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全大队最年轻的生产队长，前途不可限量。 小孟庄近百户，五百多口人，只有两户不姓孟。这两户也不是外人，往上数两代就发现，一户是姓孟人的外甥，另一户是姓孟人的入赘女婿，全部沾亲带故。如此说，五百多口人还是一家子。堂伯当了队长，就是这家人的家长。家长有权，权力生威，全队包括他的家人都得听从指挥。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何时耕田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除草，何时收割何时储藏，全听堂伯指挥；男人下田是修渠还是挑土，女人出工是拔草还是间苗，也是堂伯安排。累活挣高分，轻活拿低分，堂伯说了算。小孟庄人仿佛算盘珠子，堂伯不拨他们不动。村口有棵古槐，树龄百岁之上，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古槐的一个横枝上挂着一口铁钟。钟如铁锅，倒扣在树下，远看像古树结出的巨果。这颗“巨果”是权力的象征，为堂伯专用，别人碰不得。别人碰了，有篡权谋位嫌疑。小孟庄人不傻，无人去惹火烧身。
正常情况下，钟一天响两次，一次早饭后，一次午饭后。堂伯走向古槐时，将外衣披在肩上，不苟言笑，迎着朝阳或是顶着烈日威风八面地向前走去，狗老远就躲开，猫也不敢在道上遛达。堂伯迈着八字步，脚下带风，衣襟被风吹起，忽闪忽闪如同鸟的翅膀。从后面看，堂伯不是走，而是飞。堂伯“飞”到古槐下，踮脚、伸手，从树杈处够出铁锤，别过脸，钟声随之响起。“当”“当”“当”，三下一组，中间略有停顿，连敲三次。堂伯踮脚，把铁锤放回原处，顺手拿起铁皮喇叭，面对全村喊话，男社员干何活，女社员做什么通过铁皮喇叭传递出去，社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吃完饭的不敢磨蹭，拿起家伙出门去。听到路上有脚步声，没吃完的加快速度，仰脸喝下碗里稀饭，用手抹一把嘴，快步往堂伯指定的地点赶去。也有特殊，有时钟会在晚上响起。晚上静寂，星星像芝麻撒满天空；月亮还没升起，门外黑得对面不见人影，村里除了狗叫和虫鸣，没别的声音。男人丢下饭碗，拿起烟袋享受清闲，女人在灶上洗碗，孩子就着灯光玩耍，猪一边拱门一边吼叫，狗不停摇尾想讨一口吃食……
队长一职给堂伯带来莫大好处，让他收获权力结出的硕果。
缺衣少食的年代，别人家两年生不出一个孩子，而堂伯用不到10年时间，让伯母的肚子鼓起下去，下去再鼓起，数次反复后，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一角二角三角四角顺利来到人间。八个孩子粗胳膊胖腿，一身嫩肉，躺在炕席上像一窝小猪仔，依次站好，犹如一级级台阶，令人欣喜，也让人羡慕。说堂伯是台高效优质播种机，不如说伯母是块高产稳产的肥沃田。看伯母的那一对巨乳，如强行塞进内衣里的两只肥兔，伯母身子一动，它们就活蹦乱跳，看得人胆战心惊，怕她的内衣承受不住顶撞而撕裂开。伯母的两瓣屁股肥硕圆润，高高翘起，堪比磨面的两扇石磨。内行的男人私下里议论，说伯母的一对大奶蓄满奶水，一个孩子吃不完；还说伯母的翘臀是肥田沃土，见到种子就发芽。這样的女人旺夫兴家，谁找着是谁福气。
这不，堂伯就当了队长，还生了八个胖孩子。事实明摆着，毋庸置疑，不可辨驳。
对别人家而言，让孩子吃上饱饭并非易事，青黄不接时，吃了上顿愁下顿，是多数家庭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避不了。堂伯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八个孩子，碗里的饭比别人家厚实，偶尔还能吃顿面疙瘩。每到吃饭时，伯母都叫一元关上院门。关门是严守秘密，不让邻居家的孩子来串门。吃面疙瘩更谨慎，院门不仅关上，还要留人把守，一旦有人串门，把门的孩子从门缝看清是谁，回来报告给伯母，伯母也就有了应对的办法。伯母的办法是将面疙瘩倒进锅里，从另一口锅里舀出稀饭。稀饭是道具，专为串门人准备。戏演得天衣无缝，串门人很难看出端倪。串门人走后，面疙瘩重新上桌。堂伯看伯母像变戏法，问她哪来的稀饭。伯母说：“做的呀。”
堂伯说：“有面疙瘩吃，做稀饭是脱裤子放屁。”
伯母反问：“真的多此一举？”
堂伯看一眼重新关上的院门，一时无语。
人说谁娶到伯母这样的女人就是谁的福气，这话没有错。
堂伯家的面，说起由来，只有堂伯和伯母清楚，八个孩子无一知晓实情。人说猪不吃昧心食，其实人也一样，看堂伯的八个孩子，那一身身小肥肉，全是好饭吃出来的。
堂伯是队长，他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其中一把能打开粮仓的锁。这把锁有两把钥匙，另一把挂在保管员的腰上。学习结束，社员们走出队部，一个个消失在黑夜里。侧耳听，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狗叫声随之而起，那是狗在尽它们的守家之职。堂伯锁上队部的门，还用力拉一下锁，看锁梁是否落下。他摸黑到粮仓这边，推一推门，门是锁着的。堂伯回身看一眼，确定身后无人，他熟练地摸出钥匙串中的一把钥匙，插入锁孔，锁梁“啪”地跳起，门枢“吱溜”一声，堂伯闪身进屋。堂伯从粮仓出来时，褂子口袋里就多了几把粮食。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堂伯的形象高大、威武，像个英雄，与《地道战》中那个头缠白毛巾的敲钟人比毫不逊色。《地道战》是孩子们百看不厌的电影，敲钟人也是孩子们崇拜的对象。那时小孟庄的孩子们很崇拜堂伯，有志向有理想的孩子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目标是一致的——长大了当队长，像堂伯一样披着外衣，早迎朝阳午顶烈日阔步走向古槐，用铁锤把钟敲得当当响，然后再举起铁皮喇叭对着全村人喊话。
权力充满诱惑，令人神往。
出乎大家预料，堂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大权旁落，成为一介平民。堂伯丢官成民，孩子们一时难以适应，仿佛吃了一记闷棍，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太阳还是那颗太阳，铁钟还是那口铁钟，高高挂在古槐的那根横枝上，但是它不再属于堂伯。一段时间，铁钟像哑巴一样不再发声；又一段时间，铁钟像犯了神经，会无缘由地响起。村民置若罔闻，他们知道那是调皮孩子在戏闹玩耍，过一过敲钟瘾。
准确说，堂伯不是丢官，是辞官。
分田到户，土地不再属于集体，队级建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村民小组。由队而组，如果仅仅是叫法上的不同，体制没变，权力依旧，堂伯会继续干。组长就组长吧，称呼变化无伤大雅，换汤没换药，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问题是组长已不能呼风唤雨，更不能指手画脚，与社员划等号。小孟庄五百多口人，人人回归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在自己的责任田里挥洒汗水，播种希望，收获快乐。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分田到户后人心的真实写照。堂伯看大势已去，组长成了鸡肋，继续干可能是公公驮儿媳吃力不落好。一番权衡，堂伯选择回归田园，与伯母一道侍弄田地，养育四双儿女。 辞官回家，堂伯好些日子不能适应，每到往日敲钟喊话时辰，堂伯都骚动不安，如坐针毡，几次披衣外出，出门又返回。伯母见了说：“他大，别操心，人家早下田去了。”堂伯语不成句，梦游似的在院子里转圈圈，走了一会说：“噢，噢，那我也去田里。”说后出门走了。伯母见堂伯没带工具，拿上铁锹追赶出去。
堂伯做队长时，村里有几个出了名的懒货，到田里没多久，不是拉屎就是撒尿，一走老长时间。
堂伯知道他们的小伎俩，但又无法阻止，等他们返回，堂伯笑骂他们是懒牛上场——尿屎多。往田里走，堂伯经过几个懒货田头。懒货们全在干活，与往日判若两人，有一个竟然打着赤膊，堂伯和他说话都没有停手。堂伯一路感慨，来到自家田里，脱去上衣开始干活。做队长时，堂伯是指挥员，动口不动手，现在他成了社员。是社员就得干活，干了一会，汗出来了，腰酸手也疼。堂伯看手，两只手心都有水泡，再握锹把，钻心疼。堂伯忍痛继续干，伯母来到田里，见堂伯神情不对，掰开他的手一看，劈手夺他的锹，堂伯不松手，咬牙坚持。堂伯想的是，他是男人，家庭的顶梁柱，他不干活，责任田谁来耕种？一日三顿用什么喂养家里那八张嘴？
堂伯家在小孟庄是名副其实的大户，四个儿子娶四房媳妇，四个闺女嫁四房女婿；各家都有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两三个。新年儿女们回家拜年，堂屋里容不下，灶屋还要放两张桌子供孩子用。每年的这个时候，堂伯和伯母就到邻居家借桌搬凳，忙得像办喜事。我眼拙，至今没把四房媳妇和四房女婿与他们的配偶对上号，经常张冠李戴，乱点鸳鸯谱；一群孩子，有叫我叔，也有叫我舅的，我点头答应，也不问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乡间风俗，长辈仙逝，儿女不能远行，要守在身边，传说缺谁，下辈子谁就不是这家人的儿女。一元是长子，因我在这里，他一直没离开。堂屋人多，虽有吊扇，不知是乡间电力弱，还是开的档位低，吊扇的风力像个危重病人有气无力，吹在身上毫无凉爽之感。堂伯还是我来时样子，呼吸均匀，两眼一眨不眨地盯住房顶，仿佛要把那里看个洞，抄近道直接从洞口去天堂似的。二元三元四元进进出出，给人感觉他们没有闲着，一直在为堂伯忙碌；一角二角三角站在门外，三姐妹不时耳语几句，脸上露出隐隐的笑意，此时她们可能想起童年某件趣事。是啊，这里是她们出嫁前生活生长的地方，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粒泥土都存有她们成长的身影，镌刻着她们的欢笑，记录着她们的趣事。只有四角待在屋里，不离我左右，还不时看我一眼，似有话想与我说，是关于堂伯的。人有知情欲，也有窥探欲，我也不例外。我撒了个谎，与一元说有要事要与朋友联系，说后上了车。车里热，我发动车，打开空调。四角见我走，过了会走出堂屋，在院子里转了转，见无人注意，出了前屋，一头钻进车里，坐到后座上。
我对四角说：“四角啊，你生错年代了，否则搞地下工作倒是块好料。”
四角没有说话，我回头看，四角眼里盈满泪水，两滴泪晃晃悠悠的，眼看就要决堤而出。泪水是导语，我知道四角心里憋着话，倾诉即将开始，而且一发不可收——
“晓翔哥，我家兄妹多，大、妈把我们八个人喂饱养大不容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四姐妹找婆家不是问题，难的是四个哥。鸟成家筑巢，男成家造屋。造屋谈何容易？不易也得造，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待把四个哥的屋造好，又一一娶上媳妇，大、妈的腰弯了，头发稀了，也白了。
“妈没福气，老巴子四元娶上媳妇，没大事办了她却甩手走人，丢下大一个人过生活。大是四兄弟的大，也是四姐妹的大。我们商量好，要他在我们八兄妹家轮流过。出门的闺女泼出门的水，大脾气倔，不愿来我们家。强扭的瓜不甜，我们由着他，大就转车轱辘，四个哥每家一个月。这个月轮到三元家。三元两口子在深圳打工，孩子也跟了过去，家用一把大锁锁上。大那天过去，打开铁锁推开门，心情沉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知哪时，两条腿像断了筋骨失去力气，身子一软瘫倒在地，待被发现，再送到医院，医生说已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说起治疗，兄妹八人分成两派，四姐妹一派，意见一致：死马当作活马医；四兄弟一派，但又各揣心思。一元说大八十了，是高寿。二元接过话说，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大多活十年，赚大了。三元有压力，大在他家出的事，他怕多出份子做冤大头，半天憋出一句，说深圳开销大，孩子花钱多，苦一年存不下几个。四元是老巴子，他倚小卖小，两手插进裤兜，像个闲人到处乱晃，他想的是天塌下由哥哥们顶。
“晓翔哥，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今天我就要扬一扬，让你知道他们有多丑陋！”
我点头，让她继续说。
“我说哥哥们各揣心思，说穿了就是怕花钱，望大早一天走！”
我插话：“不会吧，乌鸦还知反哺呢。”
四角像与我吵架，声音高起来：“他们不如乌鸦！晓翔哥，只要晓得点好歹的人都懂得时间对一个危重病人有多重要，而他们却在拖延。我们四姐妹要治疗，他们不表态。医生看不下去，出于人道，对大施救。第三天大苏醒，他把我们八个人挨个看一遍。一角对着大的耳朵说话，大没反应。过了许久，大的手动了动，尔后向我们伸出拇指与小指。我们不知何意。二元眼睛一转，说大在交代后事，两个指头表达的可能是他的存款。一元三元四元闻后，摩拳擦掌，像吃了兴奋剂。一元把嘴凑到大的耳边，问存款是多少。先问六千，大没反应；又问六万，大还是没反应；再问六十万，大依然没反应。二元眼睛又转了转，试探着问，六百？大的头动了一下，像是点头。二元满腹狐疑，看着一元说，不会这么少吧，大是当过干部的。一角看不下去，对二元嚷了一句，说你们平时谁给过钱？大能有六百不少了！一元说别吵，大有多少钱，回家看看去。谁回去，四兄弟对谁都不放心，他们丢下大，刮风似的全走了，把大居住过的老宅梳篦式地寻找一遍，最终有所获——在床头的砖缝里发现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着六张百元票。四兄弟风风火火返回医院，向大求证，得到证实，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蔫了。
“可气可恨的是二元。本来大已往好的方面转化，医生说照此下去，恢复如初不敢说，拄拐行走指日可待。二元说拄拐，我们都打工，谁照料？说后提议，兄妹八人出份子，为大买口棺材，以防不测。一元赞同，三元四元同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四姐妹只能服从。大一天天好起来，虽吐字不清，但我们能听个大概。大还没痊愈，四兄弟提出要出院，医生拧不过，尊重四兄弟意见。出院前，医生向我们交代了许多注意事项。大听说出院了，多日不见的笑容回到了脸上。
“回家就是回老宅，大的饮食起居由我们四姐妹轮流照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回家第二天，二元不守诺言，把买棺材的事告诉大。大听后脸色陡变，当天开始绝食绝水，拒绝服药，到今天已是第五天，昨天一元和二元把大从床上移到地下，就等着办后事……”
四角语速很快，说完兀自下车，看得出，这话在她心里已憋了几天。八个兄妹，四角排在末位，人微言轻，她把心里话告诉我，对己是发泄，与我是知情。堂伯的病有因，绝食绝水也有因。正逢高温天气，如果任其下去，堂伯将有生命之虞。想到这，我关掉空调，将车子熄火，下车去堂屋。一元见我问：“和朋友联系过了？”我没理他，俯身看堂伯。堂屋里人来人往，还有孩子嬉笑打闹。我小声驱赶孩子，要他们到外面耍去。回过头，发现堂伯的眼睛动了一下。我怀疑看错了，盯着堂伯的眼睛看。堂伯没再眨眼睛，眼球却在慢慢转动，好像在寻找什么。我叫一声：“大伯。”堂伯的眼睛仿佛锈住一般，干涩、沉重、缓慢，半天才转过来，直直地对着我。他认出是我，嘴角痉挛似的动了动。看得出，他有话想对我说，但是疾病已让他无法把自己所思所想表达出来。我把堂伯的手握在手里，想让他通过手，把想说的话告诉我。堂伯的手有凉意，与正常人的手有所区别。四兄弟站在堂伯的另一侧，二元口无遮拦，说话无所顾忌，他见堂伯欲说不能的样子，对我说：“晓翔兄弟，大这是回光返照。”听了这话，堂伯的手轻轻颤动，仿佛怕冷的人遭受冷风刺激打的寒颤。我狠狠地看了二元一眼，生气道：“有这样说话的吗！”堂伯的手在我掌心挣了一下，我想他是不舒服了，于是松开手。堂伯看着我，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又用力抬起，竖起食指指一指四个儿，尔后指自己，再后收回手指，手无力地滑落到身体一侧。四兄弟面面相觑，不明何意。一元问我，我想起四角在车上说的话，两相对照，意思就出来了，我像手语翻译向他们解释：“大伯刚才的意思是，我养你们小，你们不养我老。你们的良心何在？”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
我的解释，让四兄弟无地自容。
聽到我的话，堂伯的嘴又动了动，脸上似笑非笑，继而轻合双眼，呼吸变弱，心跳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