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自成一派，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称为“阳明学派”，被誉为继孔子、朱熹等人之后封建社会的又一圣贤。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生涯可以用战功赫赫、百战百胜来形容。史载：“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守仁能以一介书生，纵横疆场，连战连捷，与他对情报艺术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密不可分的。

书香世家中的言兵者

　　王守仁出生在公元1472年，即明成化八年，病逝于1529年，即嘉靖七年。生活的年代经历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王阳明生活在明朝的中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边患不断，“民变”事件四起。正是明朝中期的这些军事危机，让从小生活在书香弥漫家庭中的王守仁，在青少年时代立下安邦治国、抵御外辱的大志，并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王守仁即对兵学展现出了偏爱。据史料《王阳明出身靖乱录》记载：“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帜，付群儿持立四面，自己为大将，居中调度。左旋右转，略如战阵之势。”14岁，“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尝曰：‘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他在京師独自出游了当时的军事要塞——居庸关。史载：“出游居庸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然而，15岁的王守仁不仅感慨一番塞外的大好风光，还对当时各种关隘及边防情况进行了考察，而且和少数民族青年一起骑马射箭，“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王守仁对兵学的热爱不只停留在少年时代的兴趣爱好层面，青年时代的他对军事开始了自觉理性的研究。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26岁的王守仁开始潜心研究古代兵家留下的军事文献。凡是兵家的书籍，他都会认真地去研读。这个时候对兵法的研习，在后来王守仁带兵打仗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仅如此，王守仁还特别重视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每遇宾客，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虽然仍属于纸上练兵，却大有助于他军事理论的完善发展。弘治十二年（1499年）春，28岁的王守仁考中进士，观政工部，奉命为功勋卓著的威宁伯王越督造坟墓。王守仁运用兵法安排民工的工作、休息和饮食，在施工之余，还利用民工演练各种阵法。这次任务虽然不是正式的带兵打仗，却是对他研习兵法的切身实践，对王守仁日后行军打仗具有重大意义。

重视情报搜集，熟审战情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45岁的王守仁在兵部尚书王琼的荐举下，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专门负责剿匪工作，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形极为险峻复杂，历来是匪徒盘踞之地。先前对这一地区的围剿，往往是官军扑来，悍匪如鸟散林，在大山中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去自如。
　　王守仁虽然对军事颇有研究，但是作为一位文弱书生，亲自领兵在山中与悍匪作战，还是首次。《孙子·谋攻》明确提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即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情报的胜利，基于情报对战争重要性的认识，王守仁赴任之初，并不急于用兵，而是首先对匪军和官军情况进行详细的情报搜集、调查研究，为以后的剿匪作战做好准备。

　　为尽可能充分地掌握敌情，王守仁随即发文，条列16项攸关抚剿暴民的事宜，问计于所属大小衙门。他的调查项目包括山川地理、道路险夷、风俗善恶、匪军据点分布、敌我对比、兵力来源、军饷筹措、军事设施以及队伍建设等，可以说涵盖了与作战有关的种种情况，以求达到“知己知彼”的理想境地。
　　通过对情报搜集工作的重视和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使得王守仁施展军事才华时有了基础和舞台。通过战前大量的情报搜集与分析，王守仁已找到暴民之祸长期不得根治的原发性病因。一是地方正规军队战斗力素质低下，不能为之所用。史料记载，当时的地方正规军队的实际情况是：“就赣州一府观之，财用耗竭，兵力脆寡，卫所军丁，止存故籍。”也就是说，当时卫所军队的士兵大量逃亡，基本无战斗力可言，而当地府县的民兵也是当地政府为应付差事虚报的，所以这样的军队根本无力平定匪患。二是悍匪与民众之间势力串通。匪徒在官兵与百姓中间安插了许多耳目用以通风报信，以往剿匪大军往往还没开拔，山中匪徒早已收到情报，遁入大山而无影踪。三是征调客兵弊病很大。王守仁总结以往剿匪经验时注意到，征调客兵不仅靡费军粮，而且这些客兵生性剽悍枭勇，难以约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广泛的战略情报、战场情报和战术情报是正确决策、获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孙子在《始计》明确提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王守仁通过战前大量的情报搜集，获得了对敌我双方情况的详细了解，为下一步制定军事战略方针，采取军事行动，制胜敌人赢得了主动。

注重情报保密，剔除耳目

　　作为深受《孙子兵法》影响的一名儒将，王守仁深知“事莫密于间”的道理，情报保密是王守仁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障。通过之前的调查分析，王守仁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剔除匪徒在官军和民众中安插的众多耳目。于是，他一到军中，便开始整顿军纪，“知左右多贼耳目，乃呼老黠隶诘之，隶战栗不敢隐，因贳其罪，令嗣贼，贼动静无勿知”。

　　首先，为从根本上杜绝匪徒与民众的联系，以达到蔽其耳目、限其行动、剪其爪牙的目的，王守仁从制度设计上尝试解决防间保密的问题。王守仁在抵达赣州后，活用王安石的保甲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十家牌法。其法规定每十家为一牌，牌上注明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轮流巡查。一家隐匿匪徒，其余九家连坐。如有人口变动，需向官府申报，不然则被认定为“黑户”。实行这样的办法是为了能够制止在良民中再次出现“匪患”，也是为了防止有敌人的奸细混入普通百姓家中。
　　其次，针对官兵中纪律松散，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极易有间谍混入队伍中的情况，王守仁着手开始改革兵制。他将兵制改为由伍、队、哨、营、阵、军六级单位组成，各个层级的长官分别是小甲、总甲、长（二个协长辅佐）、官（二个参谋辅佐）、偏將、副将。“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哨有长，协哨二佐之；二哨为营，营有官，参谋二佐之；三营为阵，阵有偏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皆临事委，不命于朝；副将以下，得递相罚治。”按照固定的层级分定，各个层级的长官都是由下一级别的优秀人才任职，以此加强对部队的管控。王守仁给每伍分发一个牌子，称为“伍符”，牌子上写有同伍25人的姓名，让这25人相互都能非常熟悉。队、哨、营单位层级都有这样的牌子，叫做“队符”“哨符”“营符”，每一次层级两个符，一个由长官保管，一个由总部保管。王守仁的这一创造，严密了组织，克服了耳目渗透的情况，达到了《孙子兵法》所说的“治众如治寡”“斗众如斗寡”的效果。

巧用情报，多方误敌

　　广东省龙川县北抵江西，“其山谷贼巢，亡虑数百，而浰头最大。浰之贼肆恶以毒吾民者，亡虑数千，而池仲容最著”。龙川境内有条河，河名三浰水（今名浰江），发源于浰头山，顺着河流有上浰、中浰、下浰三处地名，这三处地方是池仲容（池大鬓）土匪集团的核心匪巢。相比于其他匪患，池仲容部有很强的政治割据企图，早在弘历末年，年轻的池仲容就做了一拨土匪集团的先锋。20年来，已经恶化成了祸害三省边界的大匪首。

　　王守仁在攻打江西暴民巢穴之前，为防止浰头乘虚出扰，派出官方安抚使者前往浰头匪巢，送去银两和慰问品，并送达《告谕浰头巢贼》通告，晓以祸福利害，劝其归降。除池仲容外，各寨酋长皆愿出降。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十二日，在王守仁攻破横水的时候，池仲容开始感觉到了危险，所以“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诣守仁亦降，即愿从征立功，实觇虚实为内应也”。王守仁将计就计，把他们另外编为一哨，暗中派人向附近被他们迫害的百姓询问情况，秘密集结了军队，静候桶冈战况。

　　十一月二日，王守仁率军攻破桶冈，池仲容更加恐惧，开始加修守备。王守仁见其胸中暗藏割据之志，便施以连环计策，步步为营，逼其就范。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第二次派使者前往浰头以慰问之名，探查匪巢情报，发现土匪山寨里戒备森严，处处加强武备的景象，毫无投降之意，并对使者谎称是为防备另一伙匪徒卢柯的偷袭。王守仁欲擒故纵，假装相信了池仲容的话，佯装要攻卢、郑二人。其实，早在大帽山之捷的时候，龙川的卢珂、郑志高、陈英就归降了王守仁。
　　巧用苦肉计，迷惑敌军。十二月十五日，卢柯前往赣州府南康县向提督衙门举报池仲容，正在联络各山寨，要共同抗击三省围剿的官军。王守仁当着池仲安的面斥责卢柯等人，曰：“大鬓方遣弟领兵报效，安得有此？”并且将三人下狱，并扬言要处斩卢柯。私下里，王守仁告诉卢柯这是计策，让他派人回山寨提前准备参加剿匪工作。
　　而后王守仁在赣州犒劳三军，做出要休兵的假象。与此同时，王守仁一边计诱池仲安告诉池仲容虽然卢柯等人被捉，不要放松警惕，如果能够主动前往，自证清白，卢柯死罪也就确定了；一边又通过官府收买的亲信劝说池仲容，官府每次厚礼相送，礼尚往来，理应亲自酬谢。史料《王守仁传》中记载：“大鬓信之，谓其下日：‘欲伸先屈，赣州伎俩，我亦欲行观之。’遂以勇贼百人裹甲来见。”池仲容到后，王守仁每日犒赏，使其放松警惕。随后，在池仲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擒获并斩首。与此同时，令官兵分九路并进，攻破上、下、中三浰大巢以及周边巢穴。次年三月三日，清剿行动宣告成功。

反间布疑，善用心理战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一月，王守仁因功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十五日，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卫所军人作乱事件，行至丰城县，惊闻宁王朱宸濠已于十四日在南昌起兵称乱的消息。朱宸濠的高祖宁献王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宸濠本人颇有政治野心，他招兵买马，结交权贵，苦心经营。朱宸濠叛乱后，形势非常紧张，战局对朝廷来说很不利。朱宸濠“夺船顺流攻南康，知府陈霖等遁走。进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遁，城俱陷”。在攻取南康、九江后，朱宸濠在江西的势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集兵号称十万。而且朱宸濠已在江西经营多年，南昌城是他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可以说此时的江西已基本是朱宸濠的势力范围了。 　　得知朱宸濠反叛的消息后，王守仁急忙易服潜至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返吉安。十八日上疏朝廷宁王叛变之事，一面马上与吉安知府伍文定调集兵粮，制造兵器船只，准备作战；一面发出征讨令，揭露宁王之罪，呼吁列郡起兵勤王。
　　王守仁在战前动员会上分析了战局：“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则南都不可保。”若朱宸濠直接袭取南京后，进而兵犯北京，两京将仓猝无备。所以，关键是如何用计加以阻挠，使朱宸濠迟留半月，以赢得作战准备时间。
　　为迟滞朱宸濠的行动，防止他以速度取胜，以给官军留下足够的军事准备时间，王守仁运用了一系列行间、用诈、反间、布疑等情报计谋，使他虽处绝对劣势却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建立了不世之功，从而成为后人叹服的“儒者之用”的典范。
　　首先，使用“死间”，迷惑敌人。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对自己本身的反叛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自然对自身的实力有所怀疑。王守仁抓住朱宸濠这一心思，大施疑兵之计，早在丰城时就让当地官员大造进攻南昌的声势，并亲自安排几名“死间”潜入省城，先给他们百金足以安置家人，将伪造的“两广机密火牌”缝入他们衣服中，谎称各道勤王兵马正分道而来，并详细嘱咐“死间”被抓后怎么说才能使朱宸濠最大程度地生疑。王守仁担心朱宸濠抓不到这几个间谍，于是故意捉放了朱宸濠第一军师李士实的家眷，让她“见证”了王守仁与各路勤王部队的联络过程，并故意让她逃跑。李士实的家眷火急逃到南昌报告朱宸濠。朱宸濠抓到这几个“死间”后，仔细审问，后来果生疑惧，不敢轻出。

　　其次，散布虚假情报，巧打心理战。“多遣间谍，檄府县言：都督许泰、郤永将边兵，都督刘暉、桂勇将京兵，各四万，水陆并进。南赣王守仁、湖广秦金、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合十六万，直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军法论。”这让朱宸濠以为王守仁已经掌握了大量可用之兵，从而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了“惑敌”让对手摸不着虚实的目的。
　　再次，运用“亲而离之”的策略瓦解对方内部的团结。王守仁伪造朱宸濠亲信李士实、刘养正的投降秘状，四处散布，还专门写回信，感谢他们“精忠报国之心”“然机事不密则害成，务须乘时待机有发乃可”。引发朱宸濠集团内部的互相猜忌，在李士实坚决主张出兵取南京、即大位时，朱宸濠却留守南昌，按兵不动。王守仁的反间计成功地为官军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等到七月三日，朱宸濠意识到中了王守仁的“缓兵之计”，开始发兵攻打南京时，王守仁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策——“围魏救赵”，直取其老巢南昌，迫使其回援。战事的进程一如王守仁的料想，南昌被攻下，朱宸濠在回援的过程中被生擒，仅仅35天就彻底平定了宁王叛乱。
　　纵观王守仁的一生，集思想巨子和常胜将军双重角色于一身。其在东征西讨的平叛战争中用兵善出奇谋，高潮迭起，往往率领极少部队与数量庞大的对手相抗，却能大败对手。其立下的赫赫战功每每让读史者驻足深思、佩服不已，在军事实践中精妙的“情报艺术”更能引起后来者拍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