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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传统的答案是：税收、就业、社会稳定、便捷的生活方式；当然还有污染、劳工剥削、安全隐患等硬币另一面不太美好的风光。然而，以社会责任的眼光来看同一个问题，答案的范畴将会宽广得多：环境、公共卫生、消除歧视、性别多元，很多有责任感的大公司正努力涉足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作出改良的努力。
那企业改良社会的最佳形式又是什么？没有唯一答案。设立CSR部门、成立基金会，这些都是已经在全球发育成熟的模式。不过，在GBCHealth（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肺结核、疟疾联合会）联合主席Michael Schreiber眼里，除了个体努力之外，如果在不同领域拥有资源和能力的企业们能够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将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这是仅靠单一个体的努力难以实现的。
GBCHealth（下简称GBC）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而成立的。2001年刚成立之际，它是一个专注于艾滋病的组织，愿景是利用私营企业的资源和影响力打击这种爆发式的流行病。短短几年，由于GBCHealth在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共享关于跨公司的知识、促进合作，使得以百万计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都增进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同时更有很多生命因为GBC而得到挽救。
由此，这种企业联盟的模式被认为对推动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凡影响力。2007年，GBC扩大了自己的关注范畴，把结核病和疟疾也容纳进来。如今，其已成为一个超过200家会员公司和组织的联盟，其会员包括微软公司、挪威国家石油、沃尔玛、BP、拜尔公司、BD公司、通用公司、路透社、NBA、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默克集团和中国的搜狐等。
与国内所熟悉的阿拉善SEE等由企业联合出资成立的基金会不一样的是：作为GBC成员的这些企业，并不单纯是出资方的角色；而GBC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介入全球健康议题、运作项目的手法，也与作为纯粹的第三部门的NGO有很大差异。GBC一直以来都专注于“私营企业的中心枢纽”的角色，试图寻找以商业力量及商业方式去解决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糖尿病以及其他卫生问题的方式。
在2012年9月18～19日举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上，GBC联合主席Michael Schreiber愉快地与《中国财富》分享了GBC如何在全球集结企业力量、影响公共政策、达到商业与社会双赢的经验。
Michael，能否谈谈GBC作为一个由国际企业组成的非政府组织，除了提供资金外，企业成员如何在组织里发挥作用？
GBC在11年前就开始和联合国合作，在全球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很多领域都有涉入，企业成员能起到的作用也很多。资金当然是首要的，这是最实际、最可触摸的，集中这些公司的资源可以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支持合作伙伴的机构、建立一个健康基地等，这是最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资金资助外，还有物资和服务的捐赠，比如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些医药公司，它们生产的药品在全球药品供应上占据了很重要位置，就能在一些需要大量药品捐献的项目中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些只是积木当中的一块。
另外一块呢，反映在健康领域的经验，以及一些以技能为基础的项目上。比方说，我们往往以为资金管理是一项很基本的技能，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公司和组织都缺乏这项技能。那我们的成员里有一些大银行，就能够进一步帮助获得资金支持的合作伙伴更好地管理、使用他们刚刚所获得的资金，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GBC现在有200多个公司成员，很多都是国际性的大企业，它们来自不同领域，不仅有医药方面的，也有来自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公司。这些企业经常在不同的领域间，不同的项目间彼此分享自己在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介入方面的个体经验。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与私营企业共同合作应对很多挑战，其中一方面就是说服一些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更好地帮助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私营部门相关方面的项目进行更多的投资。GBC一直认为，企业联盟在“主张”和“倡导”上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它可能比钱有更大的作用。
“主张”和“倡导”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全球排名前十的十家公司联合起来向政府提出一项公共诉求，它将是一个极大的驱动力。我举一个例子，以往有很多国家都明令限制艾滋病毒携带者入境旅游，这是一项歧视性的政策。前不久，全球25个大公司签署了一个反对协议，希望各国解除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旅游限制，其中包括辉瑞等顶级公司。由于这些公司的努力，南非最近改变了它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旅行的限制政策，所以说这种合力非常有影响力，不光是在健康，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
大企业的倡导同样是提高公众意识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说在阿根廷，很多证券公司都在开展提高HIV防护意识的项目，它引起了社会中来自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企业的联合倡导会对政府的决策迅速形成影响？企业联盟的倡导跟NGO的倡导影响路径有何差异？
首先，企业是创造GDP和就业机会的部门，大企业都雇用很多员工，每个政府都希望企业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工作机会，对于企业的建议，他们本身就比较重视。而一般来说，企业是做经营的，相对于公益组织，他们较少在政策层面发声，所以一旦他们发出声音，政府就会特别关注。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公益组织一直在做妇权的工作，不断向政府呼吁平等教育和就业，但都得不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个时候，一些大企业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政府提出诉求，说我们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我们工作，政府几乎马上就会配合，给女性提供更多教育机会。所以说当企业对政府发出声音，往往是具有一定分量的。
如何能把企业串联起来做这样的事？
这种案例（企业联合倡导）在欧美国家是很常见的。如何串联，要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时候代表某些行业的组织（像采矿、电讯这样的行业协会）会直接面对政府发声，这是最简单的形式。有时，需要第三方，比如像GBC这样的机构来发起，然后企业参与。 资助、捐赠、分享、倡导，企业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情？
我想这些私营企业也需要有一些方式来传播自己，包括在各方面分享自己的价值、体验，推崇自己的主张。
公众认知度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每当生产出一个产品，企业就要通过广告来提高品牌的认知度、产品曝光率和知名度来吸引公众关注。而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商业领域兴起了公益广告的趋势，公司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公益营销，以达到品牌传播和产品销售的目的。比如说，消费者愿意购买某个品牌的产品，很有可能是因为听说这家公司正在大力支持HIV防治的活动。
作为非营利组织，我们都要找到能够让有影响力的公司参与到社会议题里的方法。比如我们看到，公众/消费者常常面临着如何选择一个公司的困惑，而公司则需要有一些中间人和中间的桥梁，把他们和公众联系起来，增强他们与公众的沟通。GBC就是这样的桥梁与平台。
医药企业可以通过防治艾滋病的公益项目达到品牌宣传效果，这很顺理成章。但我想不通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跟通用公司和欧莱雅有什么关系。GBC如何与那些跟健康领域不相关的企业建立共同的愿景？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有很多非医疗或健康领域的公司觉得他们的CSR没必要和健康联系起来。但随着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就业、人权、环境、健康，它们的关联都是非常紧密的，比如说我们没法抛开环境保护的问题单独去谈健康。企业与这个社会的关系也是一样，不管你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焦点集中在哪个领域，其实都与健康有潜在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对CSR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变化，企业的CSR项目不再局限在与业务范围直接相关的领域。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企业层面，也包括媒体。Shuga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电视节目，目标观众年龄段从15～35岁。这个节目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因为它做了一系列很贴近HIV阳性携带者生活的内容，这带来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通过电视节目能够把防治HIV的知识及相关公益项目的曝光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也赢得了公众的更大认可，达到了双赢。
Levi's也是一个在HIV防治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公司。虽然Levi's的业务不在健康领域，但它的总部所在地面临着艾滋病蔓延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员工很希望公司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于是Levi's就拨出了一些资金，做了很多相关的宣传和教育项目。
另外一个例子是欧莱雅，我们知道欧莱雅是一个生产销售化妆品和护理用品的公司。在和消费者交流的过程中，欧莱雅发现，消费者每天都会花10到20分钟在护理方面，还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做美发。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所进入的很多地区都存在艾滋病隐患，所以他们就对美发沙龙的理发师做宣传，告诉理发师要注意清洁和卫生安全，因为一旦他们感染上HIV，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由于欧莱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并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去影响和教育分销商，有力地在一些地区提高了公众对HIV的认识，也提升了公众对其品牌的认可度。
这些例子都很好。那么GBC可以给企业提一些普遍性的建议吗？如何能通过CSR达到社会和企业的双赢？
综合我刚才所讲的几方面，第一就是在你自己了解的领域来开展社会责任。
第二，有一些公司可能有资金，但是缺乏渠道，每一个公司的优缺点都不一样，当你清楚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有时候企业需要和自己的竞争对手在社会企业责任方面进行合作，在某个社区，在共同的领域建立起特别的合作关系。
第三，有很多的公司，他们由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力很大，从而建立了很好的声誉，不管在当地还是在全球范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企业社会责任是需要得到大力宣传的。
最后一点，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一项义务。做这件事应该抱着做其他商业项目一样积极的心态，不要觉得是被迫的，不要因为是不得不肩负的责任才去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才能够赢得成功。
GBC这两年也开始有中国企业成员加入，甚至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你怎么看待企业在中国的CSR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GBC进入中国是一个必然，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会员来说，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这里不仅有他们的很多消费者，还有他们的供应链。所以今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在中国召开，我在这里参与了很多关于中国CSR的讨论，觉得很兴奋。
在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健康领域的问题很复杂，既有包括艾滋病、肺结核这些传统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兴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的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所以GBC非常有兴趣看到企业如何应对新的疾病，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
那企业改良社会的最佳形式又是什么？没有唯一答案。设立CSR部门、成立基金会，这些都是已经在全球发育成熟的模式。不过，在GBCHealth（全球企业抗艾滋病、肺结核、疟疾联合会）联合主席Michael Schreiber眼里，除了个体努力之外，如果在不同领域拥有资源和能力的企业们能够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将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这是仅靠单一个体的努力难以实现的。
GBCHealth（下简称GBC）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而成立的。2001年刚成立之际，它是一个专注于艾滋病的组织，愿景是利用私营企业的资源和影响力打击这种爆发式的流行病。短短几年，由于GBCHealth在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共享关于跨公司的知识、促进合作，使得以百万计的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都增进了有关艾滋病防治的知识，同时更有很多生命因为GBC而得到挽救。
由此，这种企业联盟的模式被认为对推动公共健康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凡影响力。2007年，GBC扩大了自己的关注范畴，把结核病和疟疾也容纳进来。如今，其已成为一个超过200家会员公司和组织的联盟，其会员包括微软公司、挪威国家石油、沃尔玛、BP、拜尔公司、BD公司、通用公司、路透社、NBA、渣打银行、花旗银行、默克集团和中国的搜狐等。
与国内所熟悉的阿拉善SEE等由企业联合出资成立的基金会不一样的是：作为GBC成员的这些企业，并不单纯是出资方的角色；而GBC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介入全球健康议题、运作项目的手法，也与作为纯粹的第三部门的NGO有很大差异。GBC一直以来都专注于“私营企业的中心枢纽”的角色，试图寻找以商业力量及商业方式去解决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糖尿病以及其他卫生问题的方式。
在2012年9月18～19日举行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上，GBC联合主席Michael Schreiber愉快地与《中国财富》分享了GBC如何在全球集结企业力量、影响公共政策、达到商业与社会双赢的经验。
Michael，能否谈谈GBC作为一个由国际企业组成的非政府组织，除了提供资金外，企业成员如何在组织里发挥作用？
GBC在11年前就开始和联合国合作，在全球与公共卫生相关的很多领域都有涉入，企业成员能起到的作用也很多。资金当然是首要的，这是最实际、最可触摸的，集中这些公司的资源可以做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支持合作伙伴的机构、建立一个健康基地等，这是最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除了资金资助外，还有物资和服务的捐赠，比如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些医药公司，它们生产的药品在全球药品供应上占据了很重要位置，就能在一些需要大量药品捐献的项目中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些只是积木当中的一块。
另外一块呢，反映在健康领域的经验，以及一些以技能为基础的项目上。比方说，我们往往以为资金管理是一项很基本的技能，但实际情况却是很多公司和组织都缺乏这项技能。那我们的成员里有一些大银行，就能够进一步帮助获得资金支持的合作伙伴更好地管理、使用他们刚刚所获得的资金，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GBC现在有200多个公司成员，很多都是国际性的大企业，它们来自不同领域，不仅有医药方面的，也有来自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公司。这些企业经常在不同的领域间，不同的项目间彼此分享自己在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介入方面的个体经验。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与私营企业共同合作应对很多挑战，其中一方面就是说服一些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更好地帮助解决公共卫生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对私营部门相关方面的项目进行更多的投资。GBC一直认为，企业联盟在“主张”和“倡导”上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它可能比钱有更大的作用。
“主张”和“倡导”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全球排名前十的十家公司联合起来向政府提出一项公共诉求，它将是一个极大的驱动力。我举一个例子，以往有很多国家都明令限制艾滋病毒携带者入境旅游，这是一项歧视性的政策。前不久，全球25个大公司签署了一个反对协议，希望各国解除对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旅游限制，其中包括辉瑞等顶级公司。由于这些公司的努力，南非最近改变了它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旅行的限制政策，所以说这种合力非常有影响力，不光是在健康，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的。
大企业的倡导同样是提高公众意识的一个重要方法。比如说在阿根廷，很多证券公司都在开展提高HIV防护意识的项目，它引起了社会中来自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企业的联合倡导会对政府的决策迅速形成影响？企业联盟的倡导跟NGO的倡导影响路径有何差异？
首先，企业是创造GDP和就业机会的部门，大企业都雇用很多员工，每个政府都希望企业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工作机会，对于企业的建议，他们本身就比较重视。而一般来说，企业是做经营的，相对于公益组织，他们较少在政策层面发声，所以一旦他们发出声音，政府就会特别关注。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公益组织一直在做妇权的工作，不断向政府呼吁平等教育和就业，但都得不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个时候，一些大企业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政府提出诉求，说我们需要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我们工作，政府几乎马上就会配合，给女性提供更多教育机会。所以说当企业对政府发出声音，往往是具有一定分量的。
如何能把企业串联起来做这样的事？
这种案例（企业联合倡导）在欧美国家是很常见的。如何串联，要看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时候代表某些行业的组织（像采矿、电讯这样的行业协会）会直接面对政府发声，这是最简单的形式。有时，需要第三方，比如像GBC这样的机构来发起，然后企业参与。 资助、捐赠、分享、倡导，企业为什么愿意做这些事情？
我想这些私营企业也需要有一些方式来传播自己，包括在各方面分享自己的价值、体验，推崇自己的主张。
公众认知度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每当生产出一个产品，企业就要通过广告来提高品牌的认知度、产品曝光率和知名度来吸引公众关注。而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商业领域兴起了公益广告的趋势，公司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公益营销，以达到品牌传播和产品销售的目的。比如说，消费者愿意购买某个品牌的产品，很有可能是因为听说这家公司正在大力支持HIV防治的活动。
作为非营利组织，我们都要找到能够让有影响力的公司参与到社会议题里的方法。比如我们看到，公众/消费者常常面临着如何选择一个公司的困惑，而公司则需要有一些中间人和中间的桥梁，把他们和公众联系起来，增强他们与公众的沟通。GBC就是这样的桥梁与平台。
医药企业可以通过防治艾滋病的公益项目达到品牌宣传效果，这很顺理成章。但我想不通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跟通用公司和欧莱雅有什么关系。GBC如何与那些跟健康领域不相关的企业建立共同的愿景？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有很多非医疗或健康领域的公司觉得他们的CSR没必要和健康联系起来。但随着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就业、人权、环境、健康，它们的关联都是非常紧密的，比如说我们没法抛开环境保护的问题单独去谈健康。企业与这个社会的关系也是一样，不管你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焦点集中在哪个领域，其实都与健康有潜在的相关性。
所以，我们对CSR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变化，企业的CSR项目不再局限在与业务范围直接相关的领域。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企业层面，也包括媒体。Shuga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电视节目，目标观众年龄段从15～35岁。这个节目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因为它做了一系列很贴近HIV阳性携带者生活的内容，这带来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通过电视节目能够把防治HIV的知识及相关公益项目的曝光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也赢得了公众的更大认可，达到了双赢。
Levi's也是一个在HIV防治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公司。虽然Levi's的业务不在健康领域，但它的总部所在地面临着艾滋病蔓延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员工很希望公司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于是Levi's就拨出了一些资金，做了很多相关的宣传和教育项目。
另外一个例子是欧莱雅，我们知道欧莱雅是一个生产销售化妆品和护理用品的公司。在和消费者交流的过程中，欧莱雅发现，消费者每天都会花10到20分钟在护理方面，还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做美发。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他们所进入的很多地区都存在艾滋病隐患，所以他们就对美发沙龙的理发师做宣传，告诉理发师要注意清洁和卫生安全，因为一旦他们感染上HIV，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由于欧莱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宣传，并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去影响和教育分销商，有力地在一些地区提高了公众对HIV的认识，也提升了公众对其品牌的认可度。
这些例子都很好。那么GBC可以给企业提一些普遍性的建议吗？如何能通过CSR达到社会和企业的双赢？
综合我刚才所讲的几方面，第一就是在你自己了解的领域来开展社会责任。
第二，有一些公司可能有资金，但是缺乏渠道，每一个公司的优缺点都不一样，当你清楚自己的需求后，你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进行优势互补。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有时候企业需要和自己的竞争对手在社会企业责任方面进行合作，在某个社区，在共同的领域建立起特别的合作关系。
第三，有很多的公司，他们由于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影响力很大，从而建立了很好的声誉，不管在当地还是在全球范围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企业社会责任是需要得到大力宣传的。
最后一点，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一项义务。做这件事应该抱着做其他商业项目一样积极的心态，不要觉得是被迫的，不要因为是不得不肩负的责任才去做，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才能够赢得成功。
GBC这两年也开始有中国企业成员加入，甚至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你怎么看待企业在中国的CSR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GBC进入中国是一个必然，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会员来说，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这里不仅有他们的很多消费者，还有他们的供应链。所以今年的企业社会责任亚洲峰会在中国召开，我在这里参与了很多关于中国CSR的讨论，觉得很兴奋。
在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健康领域的问题很复杂，既有包括艾滋病、肺结核这些传统的问题，也有一些新兴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的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所以GBC非常有兴趣看到企业如何应对新的疾病，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