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策划／马德民
1877年的某一天，曾经撰写了不朽著作《金沙江》的著名探险家William Gill川藏线考察，他第一次看到格聂峰，在传记中写道：“没有任何词语可以形容这座高大的山峰，在这里旅行者可以体会到藏族人民的心情，不由自主地称之为圣山……”他应该是到达这里的第一个西方人。两年后，匈牙利伯爵Bela Szechenyi地理学家LoczyLajosue前来探险，他们称这座山为Kangboune，并测量其高度为8100米。那时，格聂峰所属的理塘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产于四川盆地的川茶源源不断地由茶马古道和现今的川藏线输入藏区，理塘当然是必经之地。古时的茶马古道是从喇嘛垭翻越格聂山肩向西，不经海子山而经谷地里的波密乡直抵竹巴龙、巴塘。后来改建的川藏线也许为连通当时尚未撤除的义敦县(今措拉一带)，也许为避开格聂和巴塘境内海拔最高的央莫龙峰，所以绕了个大弧线。格聂峰下的这条旧道慢慢地就被废弃了，时光似乎把这座巨峰遗忘在南康巴的一个角落里。人们都知道蜀山之王贡嘎山，把四姑娘山称为蜀山之后，也许遗忘了格聂峰。但是，这丝毫不减格聂峰的气势和威严。相反，它更冷竣，更孤傲，以其威名坐守南康一方。直到2006年底，查理·福勒和克里斯汀·博斯科芙离奇失踪，才使人们注意到格聂峰的存在，而2006年5月意大利队和10月的美国队的攀登，告诉我们那些富于探索精神的攀登者们正在用好奇打开神秘的山门，寻找被时光遗忘的角落里的珍宝。
格聂的秘密
——2006年意大利队格聂峰东北山脊路线首登
撰文／Leonardo Pagani 编译／李大为
拔营前我们全队聚在一块，度过了在“奇迹山谷”的最后一晚。在这特殊的时刻，月亮与星星闪烁在头顶的夜空，就连格聂似乎也向我们呈现出它最后的秘密。我们把在神山北壁上完成的新路线称为“格聂的秘密”，现在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北壁首登路线。我们必须离开，但我们还会回来：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而且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喇嘛们，无论年轻抑或年老，当然也包括他们照顾的孤儿——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永远记住这片山谷的理由。
当我们三周前满怀对远方的憧憬离开意大利时，对将要探索的这个地区仅有的了解就是几张卫星照片，相关信息知之甚少。
进山的路程本身就是一段冒险：我们乘着吉普车穿越重重峡谷，翻越一个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垭口，向青藏高原驶去。越接近目标，路况也越差，最后一天91公里竟然花去了八小时。然而沿途经历的难以置信的美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忘却了行进的艰辛。汉文化的痕迹逐渐淡化，藏文化及其宗教的氛围却越来越浓。我们雇佣了牦牛和马匹，穿过主峡谷，终于进入到来路上已眺望多时的格聂山系的腹地。
我们见到了向往已久的藏传佛教寺院冷古寺，并在它旁边建立了大本营。这里甚至比我们来之前想像的还要迷人，还要不可思议。一名队员把这唤作“奇迹山谷”，在它的四周环绕着两面花岗岩绝壁，其上耸立着白雪皑皑的雄伟顶峰。山谷的底部植被繁茂，蜿蜒的河流也放慢了脚步，与遍布两岸的鲜花和绿草共同创造出一片绿洲。这里的环境对于大本营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海拔只有4060米，非常舒适。此后两天的适应中，我们探索了山谷的核心区域，登上一座只有5000米高，难度不大的山峰，期望能更清晰地理解它隐藏的秘密。站在山顶，格聂摄人心魄的北壁尽收眼底，而在山谷的四周还有无数未知的山峰显现。我们乐坏了。
有趣的是，我们自己也成了冷古寺的喇嘛们探索的目标。由于极少与西方世界接触，在他们眼中，我们显然成了某种稀有动物。喇嘛们都很友善，初见时的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他们给我们讲了关于这片山谷的传说，大多与宗教有关，他们还告诉我们这些山峰之所以被奉为神山，是因为在过去人们认为它们是不可接近的。事实上，在这些未被打扰的神山脚下都可以看到喇嘛们堆砌的玛呢石。在他们眼中，这些白雪覆盖的高峰，尤其是正对着寺院的格聂北壁和东北壁，是无法被人类攀登的。
我们能成为发现格聂秘密的探险者吗？摄影师Armin和Hans Peter忙着记录下身边出现的每样新鲜事物，当然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惊喜。他们将要制作的纪录片会为全世界揭开这里神秘的面纱。
在大本营待了一周后，我们开始尝试攀登格聂，虽然我们觉得还没有完成充分的准备去应付6000米级别的山峰。但那个时间段里每天的天气都异常出色，我们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Walter Nones、SimonKehrer、Gerold Moroder和KarlJnterkircher计划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格聂：那意味着在登顶前我们不会回头。
我们5月15日出发，没有雇佣牦牛和运输工，到达海拔5060米建好C1营地，帐篷就扎在格聂北侧鞍部旁边，景色很美。第二天我们稍微起晚了点，九点才离开C1。喇嘛曾告诉我们今年春季的天气不好，并且上个冬天下了很多雪。东壁受到阳光的强烈照射，气温较高，雪也很软。我们首先从一段沟壑攀登到山肩，随后再沿山脊到顶。我们认为北山脊路线是最安全并且也最合理的路线。
预报显示好天气窗口就要开始，于是我们攀登到北山嘴下面约海拔5000米的C1营地，并在那里过夜。我们轻装攀登，以两两结组的方式上到一面120米高的冰墙。冰面很硬，冰锥也无法完整拧进去。过了这段后，山脊变得很暴露，以岩石路线为主，但难度不大。然后是上攀中的最后一处难点：冰塔。我们紧贴它左侧勉强通过。在冰塔的上面，积雪依然很深。经历了九小时攀登后，我们一步步慢慢走向山顶。出于对这座佛教神山的敬意，我们没有登上它的最高点。第二天，也就是5月16日在连续攀登了九小时，经历了糟糕的雪况，完成了一些技术难度很高的路段后，当地时间下午5：40，我们登上了格聂顶部的平台。出于对山峰在藏民信仰中神圣地位的尊重，我们没有站上地理意义上的最高点。
我们选择从南面下撤，越过了巨大的南壁，穿过冰川的半途中天就黑了，我们很幸运在凌晨一点时露营，已经离开了巨大的冰川与坚硬的岩石群。5月17日回到大本营，我们决定把这条路线命名作“格聂的秘密”。
随后的中午，所有登顶队员均安然返回大本营，状态良好。登顶的兴奋，以及在和喇嘛们的交往中对他们的文化、信仰、宗教观的认知都给了我们继续探索这片神秘山谷的理由。我们发现，即使之前从没有人完整穿越这片山系，喇嘛们还是给每座山都起了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位神灵，而这座山也就成了他的居所。正因为此，我们才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给这里的山峰命名，而 是遵循了它们最原初的称谓。我们觉得这么做是正确、恰当的。
旅行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前往格聂山系“大脑”的路上，伴随着一连串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与Sa-Shung(一位藏传佛教神灵的名字)一见钟情。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东壁所散发出的无法抗拒的吸引。我们的第二座山峰是霞兄，我们估计它的高度在5800米左右。我们没有完成东壁路线，这也成了秋季再回来的理由。
另一个攀登的理由则是为了这里的喇嘛，是他们投入巨大的热情帮助我们修建了C1营地。然而世事总是不能如意，季风(要不就是它的亲戚)恰在此时光临了山谷。我们在担心是否山神对我们的打扰感到愤怒。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喇嘛们向我们担保，这仅仅是次巧合的天气现象。不过山谷似乎并不欢迎我们，它让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开始长时间降雨，没日没夜地下。空气的湿度近乎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露水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极限 衣服、帐篷以及睡袋。
我们就着脏兮兮的玻璃杯喝着尝起来像橘子汁的热果汁。绝望的情绪在悄悄蔓延：雨天让摄影师没法工作；四名攀登者只能呆坐在帐篷里看着暴雨在外面肆虐。我们几次试图离开营地，但都是没走多远就被迫撤了回来。不过，好奇心与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渴望最终还是战胜了对坏天气的担忧。我们把全队分为两组。Karl和Walter计划穿越几条横向山谷中的一条，两位同样具备探索精神的喇嘛将陪他们上路，顺利的话，他们会在转了一圈后从相反方向回到大本营。出发时，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两张模糊不清的卫星照片和两颗勇敢的心。
与此同时，Simon和Gerold决定再次前往攀登，那有他们留下的东西攀登装备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的目标是在覆盖冰雪的花岗岩裂缝上完攀“未完成”路线，期间计划在东壁露营一次。
Karl和Walter在第三天晚上回到大本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持续的暴风雪与坏天气，和牧民及牦牛群不期而遇，还走过茂密的森林，其中Karl在一次过河时不慎失足挫伤了一根肋骨。两位喇嘛最后也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只有疯子才会想继续走下去。尽管困难重重，两人还是按照计划走完了全程，带回了大量图片以及关于一道海拔5160米的无名山口与路途上众多温泉的细节描述，当然也累得筋疲力尽。
这时担负探险队领队职责的是具有殖民时期英国探险家风范的Charles Underchurch爵士。成功穿越的消息迅速为僧侣们知晓，他们纷纷赶来祝贺我们，队员们也开心地笑着，看得出对这次探索非常满意。
这段时间里，降雨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整片山谷都在它的笼罩下，而Simon和Gerold依然在岩壁上奋力攀登。虽然我们随后也赶去接应，但在抗争了三天半后，他们还是认为风险太大，决定放弃。
拔营前，我们全队聚在一块，度过了在“奇迹山谷”的最后一晚。在这特殊的时刻，月亮与星星闪烁在头顶的夜空，就连格聂似乎也向我们呈现出它最后的秘密。我们把在神山东北山脊上完成的新路线称为“格聂的秘密”，现在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首登路线。我们必须离开，但我们还会回来 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而且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喇嘛们，无论年轻抑或年老，当然也包括他们照顾的孤儿一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永远记住这片山谷的理由。
我依稀记得在K2上泪流满面的时刻，但这片山谷带给我的震撼却毫不逊色：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自由飞翔的鸟儿、光临营地的野兔，还有在花岗岩绝壁上自由穿梭的岩羚羊。
回家的时候到了。每个人都在心里划出了一个独立的区域留给格聂与这片“奇迹山谷”。回程漫长而艰苦，但所有人都会因为在世界上最偏远地区的探索经历而更加富有。
涅槃
——2006年美国－加拿大联队5716峰首登
撰文／Dave Anderson 编译／李大为
我和一位牙齿几乎全掉光的老年喇嘛坐在寺院前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共通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微笑与肢体语言交流。落日的余辉为四周的群山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他拍拍我的肩膀，先指了指我，又指着他自己、头顶的雪峰，然后做了一个围成圈的手势，把这些全部联系在一起。我微笑着回应，告诉他我懂了。上完这即兴的一课后，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吟诵着那句广为人知的佛教六字箴言。
我曾经多次读到过伟大的攀登者讲述在山上如何面对极度危险和艰难的境地，他们能够将全部能量集中于一点，进入一种高度清醒并且平和的精神状态，佛教徒称之为涅槃。意思是指众生摆脱所有的恐惧和苦难，达到忘我的境界。如果说我也曾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过类似时刻的话，那么我想就是现在。身处遥远中国一座未登峰上海拔5900米的高度，手脚并用塞进我曾经攀爬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花岗岩裂缝中，我已经无法再奢求上天赐予更多的奖赏，惟有忘我地攀登。
“该死，我们为什么不多带些机械塞？”我边咒骂着边把最后一个保护器材塞进一道细裂缝中。稀薄的空气加速了身体的疲惫，我的力量正迅速地流逝。紧接着我的手指从裂缝中滑脱，人沿着悬崖快速坠落下七米。我急速跌落到绳子末端，看着夕阳正随着大风奔向地平线，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冲顶是不是就要在此处终结。
数月前我正忙于寻找一个少有西方人拜访的地方去探索和攀登，最终我的目光集中在了四川西部，也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康巴地区的一片山系。日本著名探险家中村保前往这片伟大山脉的考察中探访了格聂山系，他这样写道：“这个地区的最高峰是海拔6204米的格聂，藏传佛教神山，1987日本队首登。然而，仍然有至少十座高度在5800米以上的岩石角峰及雪山从未被触及，它们在等待着攀登者的到来。特别是一座海拔5965米、状如锋利鸟嘴的雄伟塔峰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位于岩石尖塔群的怀抱中，有着600年历史的冷古寺及其四周的美景也是格外迷人。”
在读完中村保文章六周后，我和我的搭档们就已经坐在成都一家旅社的阁楼上用早餐了。与我一道探险的是来自爱达荷州维克托市的新婚夫妇Molly和Andy Tyson，还有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工作的攀登向导Sarah Hueniken。我们四人间的相同处就是都曾在国立户外领队培训学校(NOLS)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登山指导。
“嘿，哥们，准备得怎样了？”成都人Lion走进旅社时大声问道。“太棒了，你们已经为我点了香蕉松饼，真酷!”Lion感叹道，随手拽过一把椅子在餐桌旁坐下。只有25岁的Lion本身就参与攀岩及攀冰运动，最近他开始从事一些零星的向导工作。很自然，他能够从攀登者的角度看待这次远征，为我们所提供的帮助要远远超过一名单纯的官方联络员。 我们雇佣他安排前往格聂攀登的后勤补给。Lion会说汉语、藏语及英语，对美式俚语的熟悉程度超过我们所有人。起初，他的年轻与过分的自信让我们有点抓狂，但他非常开朗，乐于听取建议，随着远征的进行他也证明了自己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进入格聂首先要沿半竣工状态的川藏高速公路行驶640公里到理塘。然后从理塘再开120公里路况不明的泥土路到达一个叫喇嘛垭的村庄，我们跟当地村民租了马匹，又徒步一天终于来到格聂山脚下。为了能更方便地进出山区，我们从Lion的朋友那里租用了一辆1998年的科曼奇四轮驱动吉普车。它配备有巨大的泥地轮胎、空气减震器以及废气通道系统，能够涉过深水。装载了一个月的食品与攀登器材后，我们驾着底盘已经降到最低的吉普车，于10月11日离开成都，驶向未知的山野。
随着道路进入山区，我们也渐渐远离了潮湿的空气与茂盛的亚热带植被，迎来了青藏高原的干燥气候。恰逢收获的季节，沿途人家的院子里都铺满了正在晒干的谷物，阳光的照耀下呈现着明亮的橘黄色。从成都出发四天后，我们最终跟着驼载物资的马队走进了将格聂山系切割开的宽阔山谷。
刚进入山谷，我们的目光就被高耸于山坡上，具有巴塔哥尼亚风格的一座花岗岩尖塔吸引住了。
“Sachun，”一位冷古寺的喇嘛说道，微笑着指向山峰。
具有600年历史的冷古寺是少数在“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寺院之一。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寺院建筑没有遭遇较大损坏，但这个地区的喇嘛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有多达266名僧侣居住在冷古寺，时至今日只剩下7人还在空空如也的寺院中祈祷、诵经。想要恢复寺院往日的兴盛不仅需要时间，还有大量的资金，不过喇嘛们已然有了自己的计划。徒步进入格聂地区的中外旅行者正逐年增多，他们希望能修建一座旅社，通过为旅行者提供简单的食宿，从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Andy、Molly、Sarah和我用了一天时间帮他们挖地基、刨光木材，后者将支撑起未来旅社的屋顶。
几天后我们背着承重的背包继续向山谷深处前进，然后距Sachun顶峰约1200米的地方建立了营地。计划很简单：背上攀登中需要的所有物资，在凌晨夜幕中出发，希望凭借我们四人合起来超过30年的山野经验顺利找到一条冲顶路线，当天登顶并返回营地。我们手头上没有关于这座山峰的数据与路线图，因此不需要去特意担心什么，但即将迈入未知世界的压力也折磨得我们无法入睡。
闹钟定在凌晨三点，随后我们开始攀登，睁着疲惫的双眼向上经过约300米长，难度在Ⅲ到Ⅳ级间的地形接近冰川。上到冰川后，我们选择结组然后继续向路线起点前进。最初几段绳距是难度适中的花岗岩质地的雪面及混合路线。晨光微露时，我已经开始攀登山峰北侧陡峭的雪坡。Sarah担负领攀，迅速解决掉几段混合绳距。其中一段，我看着Sarah平稳地把镐尖凿入断断续续的裂缝系统中，依靠冰面边缘微小的突起支撑住冰爪前齿来保持平衡，单手抓住支点锁好自己，然后重复上面的操作，直到她攀上垂直岩壁下的一块小平台，我们希望能从那儿登顶。
在攀爬顶峰下面岩石绳距时，里面裂缝的质量让我非常惊讶——都是非常破碎的裂缝类型(splittercracks)，裂缝结束后以小的岩板为主，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去放置保护继续向上。我爬完最后一段涨手到涨拳大小的陡峭裂缝后，上到山坳，此时我与顶峰间惟一的阻碍就是一段八米高、无法设置保护的花岗岩壁。
如果把此刻的场景置换成优胜美地的周末练习，我肯定会毫不含糊地攀上最后块岩石。但现在我是在中国，是在连续攀登十个多小时后身处海拔接近6000米的位置，我真希望能变出一副梯子来。这是一次费心的、大强度的攀登，但难度大约只有5.9。接近顶端的时候，我拂去表层的积雪，踩着斜坡上的支点，登上了圆形的顶峰。
顶峰的石块是表面光滑、寒冷的高山花岗岩，没有裂缝或凸角等可以放保护的地形。感觉就像是在攀爬鲸鱼巨大的背部。没找到可资利用的锚点，我决定趁着心智还算清醒赶紧下撤。一天的攀登后，我的内衣已经完全汗湿了，在腰部它与皮肤紧贴在一起，顺着脊柱传来阵阵寒意。我的动作越来越紧，腿也开始发抖。
“停住!”我冲自己的腿发怒道，好像那是两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似的。我朝下移动左腿，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一块嵌入花岗岩中的巨大石英结晶上。没有任何征兆，脚点突然间折断了。在重力起作用前，我还来得及往下看了一眼有可能会撞击到的区域。
我现在的境地就像拉斯维加斯一名就要输光的赌徒，没有太多退路可选。只要手一松开，其结果就是垂直跌落八米撞在下面山坳的岩石上，然后腿脚骨折。于是我孤注一掷，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往顶峰尖塔左侧的空间推去。
我的身体在坠落中翻滚，胳膊与腿在空气中徒劳挣扎着，我试图用手抓住些什么，任何能使我重新获得平衡的东西就好。我就记得 声闷响，随后眼前一黑，身体水平撞击在一块覆盖有粉雪的大平台上。
这里离顶峰有十米，我立刻从坠落砸出的凹坑中跳了起来，以确信自己还活着。我擦去脸上的雪，抬头看了看刚才掉下来的地方，然后低头看见了几圈绳子松散地躺在我脚下。由于没有保护制止我的冲坠，因此从我跌落起直到撞上平台的过程中绳子丝毫没有受力。它一头连接在我身上，另一头往上通过垭口后再折向下40米连接在Sarah身上，而她对刚才的事情一无所知。幸运的是积雪有效缓解了冲撞的力量。我被吓得够呛，却很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
我迅速爬回垭口，朝着下面Sarah的方向大声喊去，终于她为我做好了保护。稍稍平静一点后，我又回头望了眼坠落时砸出的雪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雪天使”(snowangel，是指人躺在雪地上，挥动手脚，留下痕迹，像是天使的翅膀与袍子，这个动作就叫作雪天使)这个词又有了完全崭新的一层意思。借助上攀时留下的大部分锚点，我们很快就绳降回到了营地，此时距离出发刚好17小时。
作为纪念，我们把路线命名为Dang Ba’Dren Pa(5.10 M5.70度)，以纪念我们的朋友ToddSkinner、Karen McNeill和Sue Nott，藏语的意思是“启发，感激和进步”。
第二天，Andy和Molly“闪电战”拿下了另一座矗立在格聂山谷尽头的未登峰。他们的路线从山体东侧的雪槽开始，延伸到一段暴露的岩石刃脊，再顺着它登顶。当天飘忽不定的天气制造了几场阵雪，致使攀登中的大部分时间能见度都只有几米远。尽管环境有些麻烦，夫妇俩还是于当天晚些时候登顶。他们决定 把山峰命名为Phurpa，藏语意为匕首。随后的一个半礼拜，我们又接连尝试了这个地区的四座未登峰，但在Sachun与Phurpa的成功后，我们心中对首登的渴望已渐渐冷却。虽然没能登顶，但我们对自己在这些山峰上做出的努力感到满意。
在等待马队帮我们把器材运输出山的前天晚上，我和一位牙齿几乎全掉光的老年喇嘛坐在寺院前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共通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微笑与肢体语言交流。落日的余辉为四周的群山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他拍拍我的肩膀，先指了指我，又指着他自己、头顶的雪峰，然后做了一个围成圈的手势，把这些全部联系在一起。我微笑着回应，告诉他我懂了。上完这即兴的一课后，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吟诵着那句广为人知的佛教六字箴言。
雪落格聂
——2007年查理·福勒＆克里斯汀·博斯科芙搜索纪实
撰文／Ted Callahan 编译／李大为
查理·福勒与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两位美国最优秀攀登群体的杰出代表，于2006年12月在探索四川西部的格聂峰时失踪。随着时间的流逝，朋友们不无担心：这不会是一起简单的攀登者失踪事件。福勒与博斯科芙都拥有多年的山野活动经验，既登顶过8000米级别山峰，也完成过众多高难度的攀岩、攀冰路线。他们是在荒野中迷路了?还是被困于崇山峻岭?或者他们只是决定继续旅行?本文作者Ted Callahan，博斯科芙生前好友，同时也是疯狂山峰公司的高山向导，他将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这场大规模搜索中最真实的细节。
查理·福勒离去的那天一定玩得很爽。适宜的温度以及罕见的稳定天气(除了新近的一些降雪外)，都让他觉得计划中最后一座山峰的顶端唾手可得。他在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一起攀登，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旅行：开辟之前被多支队伍觊觎并攻顶未果的雅拉神山(5820米)新路线，差一点就要拿下在官方资料中依然为未登峰的神山央迈勇(5958米)。此时此刻，这对美国最优秀的攀登者正在通往格聂神山顶峰的新路线上前进，这是一座位于四川省偏远山谷中的美丽山峰，之后他们将返回美国。
2006年12月4日，福勒与博斯科芙没有如期登上回家的航班。两天后，他们在科罗拉多州Telluride及西雅图的朋友选择了报警——联系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检阅两人在中国期间发回的电子邮件、检索福勒电脑中的文档，并且在攀登者中寻求线索。博斯科芙在11月18日于理塘发回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透露，他们已经计划好了“最后一趟为期两周的前往格聂地区的考察与攀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这一点都不像博斯科芙的行事风格，她不会如此长时间地不与我们互通邮件。如果计划有变，她会告诉我们的。”疯狂山峰的总裁MarkGunlogson说，他和博斯科芙共同拥有这家登山向导服务公司。
然而，没有人愿意往最坏的地方想。他们可能是迷路了，或者是受困于恶劣天气。他们也有可能是被捕，被禁止与外界联络。也有可能他们仅仅就是决定延长旅行计划，因为在福勒电脑中找到的文档显示他们对于青藏高原东段的众多隐秘山峰有着浓厚兴趣。但是朋友们都为此担忧——应当说是非常焦急。“得知福勒没有上飞机的消息后，我非常担心，”福勒的老友John McCall说，“以他的性格，这家伙可不会无缘无故浪费掉一张机票。”
52岁的福勒因其多年来位于美国攀登界的先锋地位而闻名于世——涉猎范围几乎囊括了攀登的各个领域——为人熟知的还包括他从数次山难中全身而退的不可思议的能力。1984年，他在攀登Longs峰积雪的“北侧烟囱”路线时跌落120米，结果除了折断一副冰爪外毫发无损。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大胆的Solo则进一步将自己推向极限。他于1992年首攀了巴塔哥尼亚CerrcCatedral(VI 5.10 A4 )东壁，而他在圣‘胡安山脉与犹他沙漠中的冰岩成就更是数不胜数。同时，福勒还出了名的低调。当被问及他以“Freesolo”方式实现Longs峰钻石岩壁的“Integral”路线(IV 5.10-)的第二次完攀的感受时，他只是淡淡地说：“那真的很平常。”日后，福勒在回答时用到的“Casual”这个词也取而代之，成为这条路线的新名字。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你不禁会担心福勒是否差不多用完了他所有的运气。1997年在西藏攀登时，他与绳伴滑坠450米，在随后史诗般的“爬”出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严重的冻伤，并因此失去了大部分脚趾。痊愈后他很快复出，稍事锻炼后就又能爬5.12了。近几年，他把部分精力投入到喜玛拉雅山脉的远征中——登顶了包括珠峰在内的三座8000米高峰。
39岁的博斯科芙已经登顶了六座8000米——这其中还包括在珠峰的多次尝试。2000年，第一次尝试珠峰时，她在适宜冲顶的天气窗口开启前就已经四次往返于海拔7900米的C4营地。如此突出的表现令她的搭档彼得·哈伯勒评价说：“克里斯汀真是会享受痛苦。”
1997年，博斯科芙与前夫一起买下了总部在西雅图的“疯狂山峰”向导服务公司。随着事业规模的扩大，她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在个人的攀登目标与运营一家拥有超过30名向导的商业公司之间寻找平衡。每年，博斯科芙给自己制定的计划表强度之大，已近乎超人的水准。就拿2006年攀登季为例，她N次带队前往科罗拉多州与华盛顿州，去俄罗斯带队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然后又赶往卓奥友率队成功登顶，紧接下来就是与福勒前往中国的两个月旅行(按照原定计划，她还应该在2007年初担任文森峰攀登向导)。
博斯科芙最要好的朋友JaneCourage在2000年介绍两人认识。博斯科芙与福勒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兴趣：以自助旅行的方式探索地处偏远的技术型雪山。他们在2000年攀登了希夏邦玛峰，在2002年又以阿尔卑斯方式尝试K2南壁，后因雪况危险在海拔6900米处下撤。这次远征实际上也宣告了博斯科芙8000米攀登生涯的终结。(“克里斯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遥远地区，无人关注，但却拥有开创伟大路线可能性的6000米级别山峰，”Courage说。)其实在他们刚相识不久的2001年，两人就结伴攀登了四姑娘山幺妹峰，虽然未能登顶，但却深深爱上了四川的山峰。
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是隆起的青藏高原与中部平原的结合地带。在这片辽阔的地域内，有着数不清的令人目眩的未登峰与从没被人类打扰过的隐秘山谷。居民以康巴藏族为主，大多信仰佛教，这里的很多山峰(包括格聂在内)都被他们奉作神山。福勒与博斯科芙最终下决心攀登这些山。在发给2006年同样计 划去格聂地区攀登的美国人DaveAnderson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福勒透露了自己的设想。
12月14日，在四川有着多年攀登经验，并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美国人曾山安排了数支由中国当地攀登者组成的队伍，搜寻了两人可能会感兴趣的几座6000米级别未登峰附近的村庄及进山道路。虽然已尽可能聚焦搜索范围，留给人们的依然是一片巨大的荒野——面积等同于科罗拉多州、山峰数目与体量却两倍于它的山区。
地理位置的不确定并不是惟一困难。筹措资金同样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在中国要想获得军方的空中搜索支援代价将极其昂贵。很多人慷慨解囊，这至少保证搜索行动能顺利开启。据估算，整个过程所需的费用约为七万五千美元，为此，两个专门负责募集资金的搜索基金会在西雅图与Telluride迅速成立。
四支先期搜索队结束在山村及各主要进山路口为期一周的详细调查后，惟确认的就是福勒与博斯科芙在11月初到达理塘，这是他们最后被看到以及最后与外界联系的地方。如果要进入格聂地区，福勒与博斯科芙可以有两个选择，即从理塘驱车四小时到达道路尽头的两个村庄：喇嘛垭或是章纳乡，然后再从那里徒步前往有700年历史，鼎盛时期拥有二百余名僧人的冷古寺。看上去，他们似乎并没有拜访格聂山谷，那么剩下的惟一可能就是福勒在电子邮件中所写的，“我们即将出发前往一个更加独特的地区，尝试一座6000米的山峰，以及稍矮些的山峰。”
12月12日，Gunlogson与我联系后，我立刻就答应参与搜救。一方面是因力我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离中国相对较近，而且我还能说流利的汉语，此外我愿意前往中国还有着一层私人原因。我已经认识克里斯八年了，并且在她的疯狂山峰公司担任向导。有年夏天，我就借住在她位于西雅图的公寓的地下室，而她向我提出的租金则是每月一箱微酿啤酒。不久前，我们还一起带队攀登了厄尔布鲁士峰。也是在这次旅行中，有天我们从酒吧疯到很晚才回来，到旅社时才发现忘带了钥匙，于是我让克里斯站在我的肩膀上从屋顶的天窗爬进去开门，为此我们差点被正巧路过的巡警逮捕。至于查理，他更是我长久以来所尊敬的攀登英雄之一。我依然记得在巴塔哥尼亚的老版广告片中，他驾驶着一辆挡风玻璃前悬挂着玩具骰子的敞蓬跑车，前方遥远的沙漠中屹立着高大的岩石，随着镜头的移动，一位身材惹火的金发美人正在他身边不远处攀登。我当时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做一个四处旅行的攀登者。
12月17日，我赶到成都，与搜索联络人玛丽会合。她在当地开有一家咖啡馆，提供无线上网及无限续杯的服务，她将负责协调美国两个基金会与前方搜索队之间的信息沟通。我们抽空看了关于北美胡德山搜索的新闻报道，必须承认他们能拥有直升飞机与专业营救人员的条件确实让人羡慕，毕竟我们所有的只是三台笔记本电脑、四部手机以及五车在中国购置的物资。
在当地人的建议下，玛丽和我决定出价4000美元悬赏能提供帮助的线索，并让各搜索队在他们负责地区的乡村发布这则消息。考虑到大部分有希望的搜索地区均位于以理塘为圆心、半径为数天车程的范围内，于是我在那儿设立了二级联络点，并开始为进山搜寻安排后勤。与此同时，玛丽则继续待在成都，负责领事馆、中国政府及美国搜索基金会间的沟通工作。
由于整件事紧随在胡德山山难之后，因此我们的搜索行动吸引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当我们离开成都的时候，同行的还有CNN的一个报道组。两天后，我们到达海拔4600米的理塘，此时CNN的伙计们正忍受着腹泻与高反的双重折磨。第一天，我们首先侦察了福勒与博斯科芙如果从北面进入格聂可能会走的几条山路，但没有考虑南面的村庄。CNN希望能拍到一些有冲击力的镜头——而不是我们挨家挨户拜访、调查这样千篇一律的画面。耗了半小时后，我们要求，也可以说是命令他们打好背包、穿上所有防寒衣物，徒步去理塘西边数小时路程的小山包，适应兼作拍摄。结果这一路上他们拍下的东西就成了在中国“最崎岖的地区”所进行的“山地搜索”的备用镜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也越发渺茫，尽管我们都知道福勒与博斯科芙具有超越常人的坚韧。Telluride搜索总部的人们也已经咨询了高山医疗专家，结论是在野外度过这么长时间后他们只是在理论上还具有存活的可能。然而从西雅图接受的信息还是很明确：搜索目标是依然活着的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4日，在CNN的朋友离开后，我们接到消息：一名理塘当地的司机曾经招待过福勒与博斯科芙，后来又开车送两人直到公路尽头，他们还在他那里寄存了两件包裹。我们在包里找到了博斯科芙的日记，里面透露了他们准备11月10日从章纳乡出发，然后花两周时间在格聂山谷攀登的计划。司机确认他是在11月11日带两人到达进山路口，但却是从喇嘛垭进入，而不是计划中的章纳乡，并且当时还曾约好11月24日回来接他们出山。根据他的陈述，在约定那天没有接到电话后，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美国人实际所说的出山日期应该是1 2月24日，因此也就没有报警(他之所以在日期一事上如此“困惑”，更大的可能是在当地无证经营家庭旅社属于违法行为)。
当天下午，司机本人、以及由12人组成的搜索队(多数成员为当地的藏族向导)，驱车从理塘赶到喇嘛垭。圣诞节清晨，我们沿着司机最后一次见到两位攀登者的山路出发。我们在沿途的每个村庄及牧民的露营地打探消息，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走到冷古寺，这里的海拔比喇嘛垭高出900米，水平相距约16公里。终于，我们在寺院旁边遇到了一位牧民，他还能记得大约一月前，曾有一对外国男女进入过格聂山谷。他从我们出示的照片中认出那就是福勒与博斯科芙。
到达冷古寺后我们立即就开始工作，与两位宣称曾于11月13日见到过福勒与博斯科芙的喇嘛深入交谈。他们指出了两人当天扎营的位置，就在冷古寺上方不远的地方，然后又准确无误地描述了两人所携带的装备。
看到眼前的环境后——严寒、降雪，还有雪崩冲刷后留下的沟壑——我们不禁想到最坏的结果。喇嘛告诉我们，福勒与博斯科芙到达前这里就已经在下雪，他们到后又连下了三天，总的积雪量估计有15厘米。对于格聂山谷的地形而言，在上述条件下是极易引发雪崩的，这很可能就是这对情侣最终的归宿。
格聂神山是一座被冰川覆盖的高大雪山，坐落在一群傲然屹立的岩石尖塔组成的海洋中。它是峡谷中最醒目，同时也最容易接近的目标。尽管格聂之前仅被登顶过两次——1987年日本队首登和2006年春季由意大利队完成——但均是经由相对简单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的 无疑是陡峭东壁上一条900米长的以混合地形攀登为主的直上路线。
冷古寺就在东壁的正下方，海拔4200米，通向格聂顶端的漫长山脊就沿着与南北地轴平行的方向直达主峰，高差约2000米。一个长条状的平台在5200米的位置横贯过东壁，在它上面就将开始技术路段的攀登。一方面，这个平台会是非常理想的大本营，但同时它也毫无遮挡地暴露于东壁顶端的雪檐与悬冰川的威胁下。
就目前的情况看，最合理的推断是一次攀登事故导致了两人的失踪，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当地的喇嘛告诉我们现在山上的积雪很厚——局部地方可能超过一米——尤其是在山谷的深处，也就是福勒他们计划前往攀登的地方。“但是，”其中一位说，“就算那儿真有什么发现，你们也得等到积雪融化后才能找到。”考虑到福勒可能害怕触犯藏民的禁忌，因此没有明确告诉喇嘛他们想要攀登的是格聂神山，于是我们决定把搜索目标定在格聂，继续沿山路向上方前进。
12月27日，五支双人搜索队分头出发，事先都得到明确指令，如果发现遗体后，在现场做好标记就先行离开，不要擅自挖掘。当晚，四支队伍无功而返，失望的队员们蹒跚着走回营地。下午五点左右，第五支队伍撤回，并且宣布：“我们找到了一具遗体。”一位队员还拍摄了数码照片，攀登者的头部与躯干都被积雪覆盖，但仍能够看见散落在附近的装备——高山靴，冰爪、雪套及一只手套——均是西方攀登者常用的款式。在把所有发现集中到一起仔细确认后，我联系了领事馆与成都的玛丽，并让后者代为通知美国搜索基金会。接下来，我为明天有可能要进行的运输遗体的工作制定好计划，随后我回到自己的帐篷，颓然地躺下。
当晚，天开始下雪。第二天清晨，尽管路线被新雪覆盖，我依然照原计划顺着一道陡峭的碎石坡上攀了三小时，到达海拔5300米处遇难攀登者被发现的地方。遗体就躺在主峰正下方的长条状平台上，附近有近期雪崩留下的清晰痕迹；斜坡上的积雪场也极其不稳定。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经过一小时的挖掘，确认遗体属于福勒。我们没能找到博斯科芙的踪迹，而且持续的降雪也使得继续搜索变得非常危险。其实能发现福勒已属幸运——再迟一天，他的遗体就可能会被新雪完全掩埋。2007年元旦，查尔斯·邓肯·福勒的遗体被火化。
根据最合理的推断，查理·福勒与克里斯汀·博斯科芙的遇难日期应该介于11月13日至22日间。如果他们到达时正在下雪，按常规他们应该放弃格聂，转而选择攀登一座以岩石路线为主的尖塔作为替代。但他们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依然从主道徒步进山，并沿碎石坡一直到达平台。再往上，他们应该是进入一段相当窄、两边均被众多岩石立柱包围的雪槽。这条沟壑从平台开始朝上延伸出500米，宽度约10米，坡度在50°上下。如果他们再往上爬个几百米，就能在右手边岩石立柱下的背风处设立过渡营地，就有机会从这里出发快速攻顶。在它上面，是一段向右横切的斜坡直达岩石突兀的北山脊，然后再延伸到顶峰。这是一条合理、直接，也相对安全的路线……除了最初的这段雪槽，它的末尾加宽，整体形状就像一个大号的漏斗。
福勒的遗体就位于雪槽下方的坠落轨迹中，比平台约高出100米，体表亦有长距离滑坠所导致的外伤。他着装轻便，腰部系着一件抓绒衣。在他背包的顶包中，我们找到了他的雪镜盒，不过是空的，还有羊毛帽，因此事发时应当是在白天，并且相当暖和。背包里有一条睡袋，少许御寒衣物，炉头及燃料、3～4天食品、罐子、长度足够做安全带的扁带及一捆绳子。很明显，他撤营后没攀登太远就遭遇事故。此时后面的博斯科芙应该正背负着所有的攀登与露营器材，外加上她自己的装备。在雅拉与央迈勇这两座比格聂略低一些的山峰上，他们都是在海拔5200米左右设立前进营地，随后经过一整天漫长的攀登直接登顶再返回。看上去在格聂他们还准备沿用相同的计划，然而一些未知的因素夺走了他们的性命——雪崩、落冰、雪檐崩塌等等在他们顺着雪槽向计划中的营地前进时袭击了他们。
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事故的确切过程。对于福勒与博斯科芙这种级别的攀登者，这段雪槽真的只有用简单来形容，这点从福勒遗体上没有绳子与安全带等必要的攀登装备上也可以证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福勒与博斯科芙应该是同时遇难，否则后者完全可以独自下撤到冷古寺，毕竟这中间只有一小时的轻松路程。(即使她在事故中受伤，也能“爬”出去求援，因为这一路上的地形并不复杂。)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然后赶上了一场罕见的事故——一场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事故，因此失去了生命。
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依然躺在格聂顶峰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在来年开春冰雪融化后的后续搜索中找到她，带她回家。我们知道查理·福勒不想把她一人丢在这里。如果不幸无法找到克里斯汀，我们会遵照福勒家人的意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抛撒在格聂脚下，让这对有情人永远守候着圣洁美丽的格聂山谷。
1877年的某一天，曾经撰写了不朽著作《金沙江》的著名探险家William Gill川藏线考察，他第一次看到格聂峰，在传记中写道：“没有任何词语可以形容这座高大的山峰，在这里旅行者可以体会到藏族人民的心情，不由自主地称之为圣山……”他应该是到达这里的第一个西方人。两年后，匈牙利伯爵Bela Szechenyi地理学家LoczyLajosue前来探险，他们称这座山为Kangboune，并测量其高度为8100米。那时，格聂峰所属的理塘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产于四川盆地的川茶源源不断地由茶马古道和现今的川藏线输入藏区，理塘当然是必经之地。古时的茶马古道是从喇嘛垭翻越格聂山肩向西，不经海子山而经谷地里的波密乡直抵竹巴龙、巴塘。后来改建的川藏线也许为连通当时尚未撤除的义敦县(今措拉一带)，也许为避开格聂和巴塘境内海拔最高的央莫龙峰，所以绕了个大弧线。格聂峰下的这条旧道慢慢地就被废弃了，时光似乎把这座巨峰遗忘在南康巴的一个角落里。人们都知道蜀山之王贡嘎山，把四姑娘山称为蜀山之后，也许遗忘了格聂峰。但是，这丝毫不减格聂峰的气势和威严。相反，它更冷竣，更孤傲，以其威名坐守南康一方。直到2006年底，查理·福勒和克里斯汀·博斯科芙离奇失踪，才使人们注意到格聂峰的存在，而2006年5月意大利队和10月的美国队的攀登，告诉我们那些富于探索精神的攀登者们正在用好奇打开神秘的山门，寻找被时光遗忘的角落里的珍宝。
格聂的秘密
——2006年意大利队格聂峰东北山脊路线首登
撰文／Leonardo Pagani 编译／李大为
拔营前我们全队聚在一块，度过了在“奇迹山谷”的最后一晚。在这特殊的时刻，月亮与星星闪烁在头顶的夜空，就连格聂似乎也向我们呈现出它最后的秘密。我们把在神山北壁上完成的新路线称为“格聂的秘密”，现在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北壁首登路线。我们必须离开，但我们还会回来：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而且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喇嘛们，无论年轻抑或年老，当然也包括他们照顾的孤儿——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永远记住这片山谷的理由。
当我们三周前满怀对远方的憧憬离开意大利时，对将要探索的这个地区仅有的了解就是几张卫星照片，相关信息知之甚少。
进山的路程本身就是一段冒险：我们乘着吉普车穿越重重峡谷，翻越一个个海拔4000米以上的垭口，向青藏高原驶去。越接近目标，路况也越差，最后一天91公里竟然花去了八小时。然而沿途经历的难以置信的美景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忘却了行进的艰辛。汉文化的痕迹逐渐淡化，藏文化及其宗教的氛围却越来越浓。我们雇佣了牦牛和马匹，穿过主峡谷，终于进入到来路上已眺望多时的格聂山系的腹地。
我们见到了向往已久的藏传佛教寺院冷古寺，并在它旁边建立了大本营。这里甚至比我们来之前想像的还要迷人，还要不可思议。一名队员把这唤作“奇迹山谷”，在它的四周环绕着两面花岗岩绝壁，其上耸立着白雪皑皑的雄伟顶峰。山谷的底部植被繁茂，蜿蜒的河流也放慢了脚步，与遍布两岸的鲜花和绿草共同创造出一片绿洲。这里的环境对于大本营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海拔只有4060米，非常舒适。此后两天的适应中，我们探索了山谷的核心区域，登上一座只有5000米高，难度不大的山峰，期望能更清晰地理解它隐藏的秘密。站在山顶，格聂摄人心魄的北壁尽收眼底，而在山谷的四周还有无数未知的山峰显现。我们乐坏了。
有趣的是，我们自己也成了冷古寺的喇嘛们探索的目标。由于极少与西方世界接触，在他们眼中，我们显然成了某种稀有动物。喇嘛们都很友善，初见时的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了。他们给我们讲了关于这片山谷的传说，大多与宗教有关，他们还告诉我们这些山峰之所以被奉为神山，是因为在过去人们认为它们是不可接近的。事实上，在这些未被打扰的神山脚下都可以看到喇嘛们堆砌的玛呢石。在他们眼中，这些白雪覆盖的高峰，尤其是正对着寺院的格聂北壁和东北壁，是无法被人类攀登的。
我们能成为发现格聂秘密的探险者吗？摄影师Armin和Hans Peter忙着记录下身边出现的每样新鲜事物，当然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惊喜。他们将要制作的纪录片会为全世界揭开这里神秘的面纱。
在大本营待了一周后，我们开始尝试攀登格聂，虽然我们觉得还没有完成充分的准备去应付6000米级别的山峰。但那个时间段里每天的天气都异常出色，我们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Walter Nones、SimonKehrer、Gerold Moroder和KarlJnterkircher计划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格聂：那意味着在登顶前我们不会回头。
我们5月15日出发，没有雇佣牦牛和运输工，到达海拔5060米建好C1营地，帐篷就扎在格聂北侧鞍部旁边，景色很美。第二天我们稍微起晚了点，九点才离开C1。喇嘛曾告诉我们今年春季的天气不好，并且上个冬天下了很多雪。东壁受到阳光的强烈照射，气温较高，雪也很软。我们首先从一段沟壑攀登到山肩，随后再沿山脊到顶。我们认为北山脊路线是最安全并且也最合理的路线。
预报显示好天气窗口就要开始，于是我们攀登到北山嘴下面约海拔5000米的C1营地，并在那里过夜。我们轻装攀登，以两两结组的方式上到一面120米高的冰墙。冰面很硬，冰锥也无法完整拧进去。过了这段后，山脊变得很暴露，以岩石路线为主，但难度不大。然后是上攀中的最后一处难点：冰塔。我们紧贴它左侧勉强通过。在冰塔的上面，积雪依然很深。经历了九小时攀登后，我们一步步慢慢走向山顶。出于对这座佛教神山的敬意，我们没有登上它的最高点。第二天，也就是5月16日在连续攀登了九小时，经历了糟糕的雪况，完成了一些技术难度很高的路段后，当地时间下午5：40，我们登上了格聂顶部的平台。出于对山峰在藏民信仰中神圣地位的尊重，我们没有站上地理意义上的最高点。
我们选择从南面下撤，越过了巨大的南壁，穿过冰川的半途中天就黑了，我们很幸运在凌晨一点时露营，已经离开了巨大的冰川与坚硬的岩石群。5月17日回到大本营，我们决定把这条路线命名作“格聂的秘密”。
随后的中午，所有登顶队员均安然返回大本营，状态良好。登顶的兴奋，以及在和喇嘛们的交往中对他们的文化、信仰、宗教观的认知都给了我们继续探索这片神秘山谷的理由。我们发现，即使之前从没有人完整穿越这片山系，喇嘛们还是给每座山都起了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位神灵，而这座山也就成了他的居所。正因为此，我们才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给这里的山峰命名，而 是遵循了它们最原初的称谓。我们觉得这么做是正确、恰当的。
旅行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前往格聂山系“大脑”的路上，伴随着一连串意料之外的惊喜，比如与Sa-Shung(一位藏传佛教神灵的名字)一见钟情。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东壁所散发出的无法抗拒的吸引。我们的第二座山峰是霞兄，我们估计它的高度在5800米左右。我们没有完成东壁路线，这也成了秋季再回来的理由。
另一个攀登的理由则是为了这里的喇嘛，是他们投入巨大的热情帮助我们修建了C1营地。然而世事总是不能如意，季风(要不就是它的亲戚)恰在此时光临了山谷。我们在担心是否山神对我们的打扰感到愤怒。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喇嘛们向我们担保，这仅仅是次巧合的天气现象。不过山谷似乎并不欢迎我们，它让我们什么事都做不成。开始长时间降雨，没日没夜地下。空气的湿度近乎无法忍受。无处不在的露水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极限 衣服、帐篷以及睡袋。
我们就着脏兮兮的玻璃杯喝着尝起来像橘子汁的热果汁。绝望的情绪在悄悄蔓延：雨天让摄影师没法工作；四名攀登者只能呆坐在帐篷里看着暴雨在外面肆虐。我们几次试图离开营地，但都是没走多远就被迫撤了回来。不过，好奇心与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渴望最终还是战胜了对坏天气的担忧。我们把全队分为两组。Karl和Walter计划穿越几条横向山谷中的一条，两位同样具备探索精神的喇嘛将陪他们上路，顺利的话，他们会在转了一圈后从相反方向回到大本营。出发时，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两张模糊不清的卫星照片和两颗勇敢的心。
与此同时，Simon和Gerold决定再次前往攀登，那有他们留下的东西攀登装备和坚定的信念。他们的目标是在覆盖冰雪的花岗岩裂缝上完攀“未完成”路线，期间计划在东壁露营一次。
Karl和Walter在第三天晚上回到大本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持续的暴风雪与坏天气，和牧民及牦牛群不期而遇，还走过茂密的森林，其中Karl在一次过河时不慎失足挫伤了一根肋骨。两位喇嘛最后也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在如此恶劣的天气状况下，只有疯子才会想继续走下去。尽管困难重重，两人还是按照计划走完了全程，带回了大量图片以及关于一道海拔5160米的无名山口与路途上众多温泉的细节描述，当然也累得筋疲力尽。
这时担负探险队领队职责的是具有殖民时期英国探险家风范的Charles Underchurch爵士。成功穿越的消息迅速为僧侣们知晓，他们纷纷赶来祝贺我们，队员们也开心地笑着，看得出对这次探索非常满意。
这段时间里，降雨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整片山谷都在它的笼罩下，而Simon和Gerold依然在岩壁上奋力攀登。虽然我们随后也赶去接应，但在抗争了三天半后，他们还是认为风险太大，决定放弃。
拔营前，我们全队聚在一块，度过了在“奇迹山谷”的最后一晚。在这特殊的时刻，月亮与星星闪烁在头顶的夜空，就连格聂似乎也向我们呈现出它最后的秘密。我们把在神山东北山脊上完成的新路线称为“格聂的秘密”，现在还不能确定它是不是首登路线。我们必须离开，但我们还会回来 这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而且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喇嘛们，无论年轻抑或年老，当然也包括他们照顾的孤儿一这给了我们又一个永远记住这片山谷的理由。
我依稀记得在K2上泪流满面的时刻，但这片山谷带给我的震撼却毫不逊色：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自由飞翔的鸟儿、光临营地的野兔，还有在花岗岩绝壁上自由穿梭的岩羚羊。
回家的时候到了。每个人都在心里划出了一个独立的区域留给格聂与这片“奇迹山谷”。回程漫长而艰苦，但所有人都会因为在世界上最偏远地区的探索经历而更加富有。
涅槃
——2006年美国－加拿大联队5716峰首登
撰文／Dave Anderson 编译／李大为
我和一位牙齿几乎全掉光的老年喇嘛坐在寺院前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共通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微笑与肢体语言交流。落日的余辉为四周的群山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他拍拍我的肩膀，先指了指我，又指着他自己、头顶的雪峰，然后做了一个围成圈的手势，把这些全部联系在一起。我微笑着回应，告诉他我懂了。上完这即兴的一课后，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吟诵着那句广为人知的佛教六字箴言。
我曾经多次读到过伟大的攀登者讲述在山上如何面对极度危险和艰难的境地，他们能够将全部能量集中于一点，进入一种高度清醒并且平和的精神状态，佛教徒称之为涅槃。意思是指众生摆脱所有的恐惧和苦难，达到忘我的境界。如果说我也曾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过类似时刻的话，那么我想就是现在。身处遥远中国一座未登峰上海拔5900米的高度，手脚并用塞进我曾经攀爬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花岗岩裂缝中，我已经无法再奢求上天赐予更多的奖赏，惟有忘我地攀登。
“该死，我们为什么不多带些机械塞？”我边咒骂着边把最后一个保护器材塞进一道细裂缝中。稀薄的空气加速了身体的疲惫，我的力量正迅速地流逝。紧接着我的手指从裂缝中滑脱，人沿着悬崖快速坠落下七米。我急速跌落到绳子末端，看着夕阳正随着大风奔向地平线，我不禁怀疑我们的冲顶是不是就要在此处终结。
数月前我正忙于寻找一个少有西方人拜访的地方去探索和攀登，最终我的目光集中在了四川西部，也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康巴地区的一片山系。日本著名探险家中村保前往这片伟大山脉的考察中探访了格聂山系，他这样写道：“这个地区的最高峰是海拔6204米的格聂，藏传佛教神山，1987日本队首登。然而，仍然有至少十座高度在5800米以上的岩石角峰及雪山从未被触及，它们在等待着攀登者的到来。特别是一座海拔5965米、状如锋利鸟嘴的雄伟塔峰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位于岩石尖塔群的怀抱中，有着600年历史的冷古寺及其四周的美景也是格外迷人。”
在读完中村保文章六周后，我和我的搭档们就已经坐在成都一家旅社的阁楼上用早餐了。与我一道探险的是来自爱达荷州维克托市的新婚夫妇Molly和Andy Tyson，还有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工作的攀登向导Sarah Hueniken。我们四人间的相同处就是都曾在国立户外领队培训学校(NOLS)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登山指导。
“嘿，哥们，准备得怎样了？”成都人Lion走进旅社时大声问道。“太棒了，你们已经为我点了香蕉松饼，真酷!”Lion感叹道，随手拽过一把椅子在餐桌旁坐下。只有25岁的Lion本身就参与攀岩及攀冰运动，最近他开始从事一些零星的向导工作。很自然，他能够从攀登者的角度看待这次远征，为我们所提供的帮助要远远超过一名单纯的官方联络员。 我们雇佣他安排前往格聂攀登的后勤补给。Lion会说汉语、藏语及英语，对美式俚语的熟悉程度超过我们所有人。起初，他的年轻与过分的自信让我们有点抓狂，但他非常开朗，乐于听取建议，随着远征的进行他也证明了自己可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进入格聂首先要沿半竣工状态的川藏高速公路行驶640公里到理塘。然后从理塘再开120公里路况不明的泥土路到达一个叫喇嘛垭的村庄，我们跟当地村民租了马匹，又徒步一天终于来到格聂山脚下。为了能更方便地进出山区，我们从Lion的朋友那里租用了一辆1998年的科曼奇四轮驱动吉普车。它配备有巨大的泥地轮胎、空气减震器以及废气通道系统，能够涉过深水。装载了一个月的食品与攀登器材后，我们驾着底盘已经降到最低的吉普车，于10月11日离开成都，驶向未知的山野。
随着道路进入山区，我们也渐渐远离了潮湿的空气与茂盛的亚热带植被，迎来了青藏高原的干燥气候。恰逢收获的季节，沿途人家的院子里都铺满了正在晒干的谷物，阳光的照耀下呈现着明亮的橘黄色。从成都出发四天后，我们最终跟着驼载物资的马队走进了将格聂山系切割开的宽阔山谷。
刚进入山谷，我们的目光就被高耸于山坡上，具有巴塔哥尼亚风格的一座花岗岩尖塔吸引住了。
“Sachun，”一位冷古寺的喇嘛说道，微笑着指向山峰。
具有600年历史的冷古寺是少数在“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寺院之一。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寺院建筑没有遭遇较大损坏，但这个地区的喇嘛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曾经有多达266名僧侣居住在冷古寺，时至今日只剩下7人还在空空如也的寺院中祈祷、诵经。想要恢复寺院往日的兴盛不仅需要时间，还有大量的资金，不过喇嘛们已然有了自己的计划。徒步进入格聂地区的中外旅行者正逐年增多，他们希望能修建一座旅社，通过为旅行者提供简单的食宿，从而开辟新的收入来源。Andy、Molly、Sarah和我用了一天时间帮他们挖地基、刨光木材，后者将支撑起未来旅社的屋顶。
几天后我们背着承重的背包继续向山谷深处前进，然后距Sachun顶峰约1200米的地方建立了营地。计划很简单：背上攀登中需要的所有物资，在凌晨夜幕中出发，希望凭借我们四人合起来超过30年的山野经验顺利找到一条冲顶路线，当天登顶并返回营地。我们手头上没有关于这座山峰的数据与路线图，因此不需要去特意担心什么，但即将迈入未知世界的压力也折磨得我们无法入睡。
闹钟定在凌晨三点，随后我们开始攀登，睁着疲惫的双眼向上经过约300米长，难度在Ⅲ到Ⅳ级间的地形接近冰川。上到冰川后，我们选择结组然后继续向路线起点前进。最初几段绳距是难度适中的花岗岩质地的雪面及混合路线。晨光微露时，我已经开始攀登山峰北侧陡峭的雪坡。Sarah担负领攀，迅速解决掉几段混合绳距。其中一段，我看着Sarah平稳地把镐尖凿入断断续续的裂缝系统中，依靠冰面边缘微小的突起支撑住冰爪前齿来保持平衡，单手抓住支点锁好自己，然后重复上面的操作，直到她攀上垂直岩壁下的一块小平台，我们希望能从那儿登顶。
在攀爬顶峰下面岩石绳距时，里面裂缝的质量让我非常惊讶——都是非常破碎的裂缝类型(splittercracks)，裂缝结束后以小的岩板为主，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去放置保护继续向上。我爬完最后一段涨手到涨拳大小的陡峭裂缝后，上到山坳，此时我与顶峰间惟一的阻碍就是一段八米高、无法设置保护的花岗岩壁。
如果把此刻的场景置换成优胜美地的周末练习，我肯定会毫不含糊地攀上最后块岩石。但现在我是在中国，是在连续攀登十个多小时后身处海拔接近6000米的位置，我真希望能变出一副梯子来。这是一次费心的、大强度的攀登，但难度大约只有5.9。接近顶端的时候，我拂去表层的积雪，踩着斜坡上的支点，登上了圆形的顶峰。
顶峰的石块是表面光滑、寒冷的高山花岗岩，没有裂缝或凸角等可以放保护的地形。感觉就像是在攀爬鲸鱼巨大的背部。没找到可资利用的锚点，我决定趁着心智还算清醒赶紧下撤。一天的攀登后，我的内衣已经完全汗湿了，在腰部它与皮肤紧贴在一起，顺着脊柱传来阵阵寒意。我的动作越来越紧，腿也开始发抖。
“停住!”我冲自己的腿发怒道，好像那是两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似的。我朝下移动左腿，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一块嵌入花岗岩中的巨大石英结晶上。没有任何征兆，脚点突然间折断了。在重力起作用前，我还来得及往下看了一眼有可能会撞击到的区域。
我现在的境地就像拉斯维加斯一名就要输光的赌徒，没有太多退路可选。只要手一松开，其结果就是垂直跌落八米撞在下面山坳的岩石上，然后腿脚骨折。于是我孤注一掷，用尽最后的力气把自己往顶峰尖塔左侧的空间推去。
我的身体在坠落中翻滚，胳膊与腿在空气中徒劳挣扎着，我试图用手抓住些什么，任何能使我重新获得平衡的东西就好。我就记得 声闷响，随后眼前一黑，身体水平撞击在一块覆盖有粉雪的大平台上。
这里离顶峰有十米，我立刻从坠落砸出的凹坑中跳了起来，以确信自己还活着。我擦去脸上的雪，抬头看了看刚才掉下来的地方，然后低头看见了几圈绳子松散地躺在我脚下。由于没有保护制止我的冲坠，因此从我跌落起直到撞上平台的过程中绳子丝毫没有受力。它一头连接在我身上，另一头往上通过垭口后再折向下40米连接在Sarah身上，而她对刚才的事情一无所知。幸运的是积雪有效缓解了冲撞的力量。我被吓得够呛，却很惊异地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
我迅速爬回垭口，朝着下面Sarah的方向大声喊去，终于她为我做好了保护。稍稍平静一点后，我又回头望了眼坠落时砸出的雪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雪天使”(snowangel，是指人躺在雪地上，挥动手脚，留下痕迹，像是天使的翅膀与袍子，这个动作就叫作雪天使)这个词又有了完全崭新的一层意思。借助上攀时留下的大部分锚点，我们很快就绳降回到了营地，此时距离出发刚好17小时。
作为纪念，我们把路线命名为Dang Ba’Dren Pa(5.10 M5.70度)，以纪念我们的朋友ToddSkinner、Karen McNeill和Sue Nott，藏语的意思是“启发，感激和进步”。
第二天，Andy和Molly“闪电战”拿下了另一座矗立在格聂山谷尽头的未登峰。他们的路线从山体东侧的雪槽开始，延伸到一段暴露的岩石刃脊，再顺着它登顶。当天飘忽不定的天气制造了几场阵雪，致使攀登中的大部分时间能见度都只有几米远。尽管环境有些麻烦，夫妇俩还是于当天晚些时候登顶。他们决定 把山峰命名为Phurpa，藏语意为匕首。随后的一个半礼拜，我们又接连尝试了这个地区的四座未登峰，但在Sachun与Phurpa的成功后，我们心中对首登的渴望已渐渐冷却。虽然没能登顶，但我们对自己在这些山峰上做出的努力感到满意。
在等待马队帮我们把器材运输出山的前天晚上，我和一位牙齿几乎全掉光的老年喇嘛坐在寺院前的一条长凳上。没有共通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微笑与肢体语言交流。落日的余辉为四周的群山染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他拍拍我的肩膀，先指了指我，又指着他自己、头顶的雪峰，然后做了一个围成圈的手势，把这些全部联系在一起。我微笑着回应，告诉他我懂了。上完这即兴的一课后，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吟诵着那句广为人知的佛教六字箴言。
雪落格聂
——2007年查理·福勒＆克里斯汀·博斯科芙搜索纪实
撰文／Ted Callahan 编译／李大为
查理·福勒与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两位美国最优秀攀登群体的杰出代表，于2006年12月在探索四川西部的格聂峰时失踪。随着时间的流逝，朋友们不无担心：这不会是一起简单的攀登者失踪事件。福勒与博斯科芙都拥有多年的山野活动经验，既登顶过8000米级别山峰，也完成过众多高难度的攀岩、攀冰路线。他们是在荒野中迷路了?还是被困于崇山峻岭?或者他们只是决定继续旅行?本文作者Ted Callahan，博斯科芙生前好友，同时也是疯狂山峰公司的高山向导，他将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这场大规模搜索中最真实的细节。
查理·福勒离去的那天一定玩得很爽。适宜的温度以及罕见的稳定天气(除了新近的一些降雪外)，都让他觉得计划中最后一座山峰的顶端唾手可得。他在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一起攀登，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旅行：开辟之前被多支队伍觊觎并攻顶未果的雅拉神山(5820米)新路线，差一点就要拿下在官方资料中依然为未登峰的神山央迈勇(5958米)。此时此刻，这对美国最优秀的攀登者正在通往格聂神山顶峰的新路线上前进，这是一座位于四川省偏远山谷中的美丽山峰，之后他们将返回美国。
2006年12月4日，福勒与博斯科芙没有如期登上回家的航班。两天后，他们在科罗拉多州Telluride及西雅图的朋友选择了报警——联系美国驻中国领事馆、检阅两人在中国期间发回的电子邮件、检索福勒电脑中的文档，并且在攀登者中寻求线索。博斯科芙在11月18日于理塘发回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中透露，他们已经计划好了“最后一趟为期两周的前往格聂地区的考察与攀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这一点都不像博斯科芙的行事风格，她不会如此长时间地不与我们互通邮件。如果计划有变，她会告诉我们的。”疯狂山峰的总裁MarkGunlogson说，他和博斯科芙共同拥有这家登山向导服务公司。
然而，没有人愿意往最坏的地方想。他们可能是迷路了，或者是受困于恶劣天气。他们也有可能是被捕，被禁止与外界联络。也有可能他们仅仅就是决定延长旅行计划，因为在福勒电脑中找到的文档显示他们对于青藏高原东段的众多隐秘山峰有着浓厚兴趣。但是朋友们都为此担忧——应当说是非常焦急。“得知福勒没有上飞机的消息后，我非常担心，”福勒的老友John McCall说，“以他的性格，这家伙可不会无缘无故浪费掉一张机票。”
52岁的福勒因其多年来位于美国攀登界的先锋地位而闻名于世——涉猎范围几乎囊括了攀登的各个领域——为人熟知的还包括他从数次山难中全身而退的不可思议的能力。1984年，他在攀登Longs峰积雪的“北侧烟囱”路线时跌落120米，结果除了折断一副冰爪外毫发无损。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大胆的Solo则进一步将自己推向极限。他于1992年首攀了巴塔哥尼亚CerrcCatedral(VI 5.10 A4 )东壁，而他在圣‘胡安山脉与犹他沙漠中的冰岩成就更是数不胜数。同时，福勒还出了名的低调。当被问及他以“Freesolo”方式实现Longs峰钻石岩壁的“Integral”路线(IV 5.10-)的第二次完攀的感受时，他只是淡淡地说：“那真的很平常。”日后，福勒在回答时用到的“Casual”这个词也取而代之，成为这条路线的新名字。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你不禁会担心福勒是否差不多用完了他所有的运气。1997年在西藏攀登时，他与绳伴滑坠450米，在随后史诗般的“爬”出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严重的冻伤，并因此失去了大部分脚趾。痊愈后他很快复出，稍事锻炼后就又能爬5.12了。近几年，他把部分精力投入到喜玛拉雅山脉的远征中——登顶了包括珠峰在内的三座8000米高峰。
39岁的博斯科芙已经登顶了六座8000米——这其中还包括在珠峰的多次尝试。2000年，第一次尝试珠峰时，她在适宜冲顶的天气窗口开启前就已经四次往返于海拔7900米的C4营地。如此突出的表现令她的搭档彼得·哈伯勒评价说：“克里斯汀真是会享受痛苦。”
1997年，博斯科芙与前夫一起买下了总部在西雅图的“疯狂山峰”向导服务公司。随着事业规模的扩大，她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在个人的攀登目标与运营一家拥有超过30名向导的商业公司之间寻找平衡。每年，博斯科芙给自己制定的计划表强度之大，已近乎超人的水准。就拿2006年攀登季为例，她N次带队前往科罗拉多州与华盛顿州，去俄罗斯带队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然后又赶往卓奥友率队成功登顶，紧接下来就是与福勒前往中国的两个月旅行(按照原定计划，她还应该在2007年初担任文森峰攀登向导)。
博斯科芙最要好的朋友JaneCourage在2000年介绍两人认识。博斯科芙与福勒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兴趣：以自助旅行的方式探索地处偏远的技术型雪山。他们在2000年攀登了希夏邦玛峰，在2002年又以阿尔卑斯方式尝试K2南壁，后因雪况危险在海拔6900米处下撤。这次远征实际上也宣告了博斯科芙8000米攀登生涯的终结。(“克里斯现在更感兴趣的是那些遥远地区，无人关注，但却拥有开创伟大路线可能性的6000米级别山峰，”Courage说。)其实在他们刚相识不久的2001年，两人就结伴攀登了四姑娘山幺妹峰，虽然未能登顶，但却深深爱上了四川的山峰。
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是隆起的青藏高原与中部平原的结合地带。在这片辽阔的地域内，有着数不清的令人目眩的未登峰与从没被人类打扰过的隐秘山谷。居民以康巴藏族为主，大多信仰佛教，这里的很多山峰(包括格聂在内)都被他们奉作神山。福勒与博斯科芙最终下决心攀登这些山。在发给2006年同样计 划去格聂地区攀登的美国人DaveAnderson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福勒透露了自己的设想。
12月14日，在四川有着多年攀登经验，并在这里工作、生活的美国人曾山安排了数支由中国当地攀登者组成的队伍，搜寻了两人可能会感兴趣的几座6000米级别未登峰附近的村庄及进山道路。虽然已尽可能聚焦搜索范围，留给人们的依然是一片巨大的荒野——面积等同于科罗拉多州、山峰数目与体量却两倍于它的山区。
地理位置的不确定并不是惟一困难。筹措资金同样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在中国要想获得军方的空中搜索支援代价将极其昂贵。很多人慷慨解囊，这至少保证搜索行动能顺利开启。据估算，整个过程所需的费用约为七万五千美元，为此，两个专门负责募集资金的搜索基金会在西雅图与Telluride迅速成立。
四支先期搜索队结束在山村及各主要进山路口为期一周的详细调查后，惟确认的就是福勒与博斯科芙在11月初到达理塘，这是他们最后被看到以及最后与外界联系的地方。如果要进入格聂地区，福勒与博斯科芙可以有两个选择，即从理塘驱车四小时到达道路尽头的两个村庄：喇嘛垭或是章纳乡，然后再从那里徒步前往有700年历史，鼎盛时期拥有二百余名僧人的冷古寺。看上去，他们似乎并没有拜访格聂山谷，那么剩下的惟一可能就是福勒在电子邮件中所写的，“我们即将出发前往一个更加独特的地区，尝试一座6000米的山峰，以及稍矮些的山峰。”
12月12日，Gunlogson与我联系后，我立刻就答应参与搜救。一方面是因力我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离中国相对较近，而且我还能说流利的汉语，此外我愿意前往中国还有着一层私人原因。我已经认识克里斯八年了，并且在她的疯狂山峰公司担任向导。有年夏天，我就借住在她位于西雅图的公寓的地下室，而她向我提出的租金则是每月一箱微酿啤酒。不久前，我们还一起带队攀登了厄尔布鲁士峰。也是在这次旅行中，有天我们从酒吧疯到很晚才回来，到旅社时才发现忘带了钥匙，于是我让克里斯站在我的肩膀上从屋顶的天窗爬进去开门，为此我们差点被正巧路过的巡警逮捕。至于查理，他更是我长久以来所尊敬的攀登英雄之一。我依然记得在巴塔哥尼亚的老版广告片中，他驾驶着一辆挡风玻璃前悬挂着玩具骰子的敞蓬跑车，前方遥远的沙漠中屹立着高大的岩石，随着镜头的移动，一位身材惹火的金发美人正在他身边不远处攀登。我当时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做一个四处旅行的攀登者。
12月17日，我赶到成都，与搜索联络人玛丽会合。她在当地开有一家咖啡馆，提供无线上网及无限续杯的服务，她将负责协调美国两个基金会与前方搜索队之间的信息沟通。我们抽空看了关于北美胡德山搜索的新闻报道，必须承认他们能拥有直升飞机与专业营救人员的条件确实让人羡慕，毕竟我们所有的只是三台笔记本电脑、四部手机以及五车在中国购置的物资。
在当地人的建议下，玛丽和我决定出价4000美元悬赏能提供帮助的线索，并让各搜索队在他们负责地区的乡村发布这则消息。考虑到大部分有希望的搜索地区均位于以理塘为圆心、半径为数天车程的范围内，于是我在那儿设立了二级联络点，并开始为进山搜寻安排后勤。与此同时，玛丽则继续待在成都，负责领事馆、中国政府及美国搜索基金会间的沟通工作。
由于整件事紧随在胡德山山难之后，因此我们的搜索行动吸引了媒体广泛的关注，当我们离开成都的时候，同行的还有CNN的一个报道组。两天后，我们到达海拔4600米的理塘，此时CNN的伙计们正忍受着腹泻与高反的双重折磨。第一天，我们首先侦察了福勒与博斯科芙如果从北面进入格聂可能会走的几条山路，但没有考虑南面的村庄。CNN希望能拍到一些有冲击力的镜头——而不是我们挨家挨户拜访、调查这样千篇一律的画面。耗了半小时后，我们要求，也可以说是命令他们打好背包、穿上所有防寒衣物，徒步去理塘西边数小时路程的小山包，适应兼作拍摄。结果这一路上他们拍下的东西就成了在中国“最崎岖的地区”所进行的“山地搜索”的备用镜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也越发渺茫，尽管我们都知道福勒与博斯科芙具有超越常人的坚韧。Telluride搜索总部的人们也已经咨询了高山医疗专家，结论是在野外度过这么长时间后他们只是在理论上还具有存活的可能。然而从西雅图接受的信息还是很明确：搜索目标是依然活着的人。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4日，在CNN的朋友离开后，我们接到消息：一名理塘当地的司机曾经招待过福勒与博斯科芙，后来又开车送两人直到公路尽头，他们还在他那里寄存了两件包裹。我们在包里找到了博斯科芙的日记，里面透露了他们准备11月10日从章纳乡出发，然后花两周时间在格聂山谷攀登的计划。司机确认他是在11月11日带两人到达进山路口，但却是从喇嘛垭进入，而不是计划中的章纳乡，并且当时还曾约好11月24日回来接他们出山。根据他的陈述，在约定那天没有接到电话后，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美国人实际所说的出山日期应该是1 2月24日，因此也就没有报警(他之所以在日期一事上如此“困惑”，更大的可能是在当地无证经营家庭旅社属于违法行为)。
当天下午，司机本人、以及由12人组成的搜索队(多数成员为当地的藏族向导)，驱车从理塘赶到喇嘛垭。圣诞节清晨，我们沿着司机最后一次见到两位攀登者的山路出发。我们在沿途的每个村庄及牧民的露营地打探消息，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走到冷古寺，这里的海拔比喇嘛垭高出900米，水平相距约16公里。终于，我们在寺院旁边遇到了一位牧民，他还能记得大约一月前，曾有一对外国男女进入过格聂山谷。他从我们出示的照片中认出那就是福勒与博斯科芙。
到达冷古寺后我们立即就开始工作，与两位宣称曾于11月13日见到过福勒与博斯科芙的喇嘛深入交谈。他们指出了两人当天扎营的位置，就在冷古寺上方不远的地方，然后又准确无误地描述了两人所携带的装备。
看到眼前的环境后——严寒、降雪，还有雪崩冲刷后留下的沟壑——我们不禁想到最坏的结果。喇嘛告诉我们，福勒与博斯科芙到达前这里就已经在下雪，他们到后又连下了三天，总的积雪量估计有15厘米。对于格聂山谷的地形而言，在上述条件下是极易引发雪崩的，这很可能就是这对情侣最终的归宿。
格聂神山是一座被冰川覆盖的高大雪山，坐落在一群傲然屹立的岩石尖塔组成的海洋中。它是峡谷中最醒目，同时也最容易接近的目标。尽管格聂之前仅被登顶过两次——1987年日本队首登和2006年春季由意大利队完成——但均是经由相对简单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的 无疑是陡峭东壁上一条900米长的以混合地形攀登为主的直上路线。
冷古寺就在东壁的正下方，海拔4200米，通向格聂顶端的漫长山脊就沿着与南北地轴平行的方向直达主峰，高差约2000米。一个长条状的平台在5200米的位置横贯过东壁，在它上面就将开始技术路段的攀登。一方面，这个平台会是非常理想的大本营，但同时它也毫无遮挡地暴露于东壁顶端的雪檐与悬冰川的威胁下。
就目前的情况看，最合理的推断是一次攀登事故导致了两人的失踪，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当地的喇嘛告诉我们现在山上的积雪很厚——局部地方可能超过一米——尤其是在山谷的深处，也就是福勒他们计划前往攀登的地方。“但是，”其中一位说，“就算那儿真有什么发现，你们也得等到积雪融化后才能找到。”考虑到福勒可能害怕触犯藏民的禁忌，因此没有明确告诉喇嘛他们想要攀登的是格聂神山，于是我们决定把搜索目标定在格聂，继续沿山路向上方前进。
12月27日，五支双人搜索队分头出发，事先都得到明确指令，如果发现遗体后，在现场做好标记就先行离开，不要擅自挖掘。当晚，四支队伍无功而返，失望的队员们蹒跚着走回营地。下午五点左右，第五支队伍撤回，并且宣布：“我们找到了一具遗体。”一位队员还拍摄了数码照片，攀登者的头部与躯干都被积雪覆盖，但仍能够看见散落在附近的装备——高山靴，冰爪、雪套及一只手套——均是西方攀登者常用的款式。在把所有发现集中到一起仔细确认后，我联系了领事馆与成都的玛丽，并让后者代为通知美国搜索基金会。接下来，我为明天有可能要进行的运输遗体的工作制定好计划，随后我回到自己的帐篷，颓然地躺下。
当晚，天开始下雪。第二天清晨，尽管路线被新雪覆盖，我依然照原计划顺着一道陡峭的碎石坡上攀了三小时，到达海拔5300米处遇难攀登者被发现的地方。遗体就躺在主峰正下方的长条状平台上，附近有近期雪崩留下的清晰痕迹；斜坡上的积雪场也极其不稳定。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经过一小时的挖掘，确认遗体属于福勒。我们没能找到博斯科芙的踪迹，而且持续的降雪也使得继续搜索变得非常危险。其实能发现福勒已属幸运——再迟一天，他的遗体就可能会被新雪完全掩埋。2007年元旦，查尔斯·邓肯·福勒的遗体被火化。
根据最合理的推断，查理·福勒与克里斯汀·博斯科芙的遇难日期应该介于11月13日至22日间。如果他们到达时正在下雪，按常规他们应该放弃格聂，转而选择攀登一座以岩石路线为主的尖塔作为替代。但他们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依然从主道徒步进山，并沿碎石坡一直到达平台。再往上，他们应该是进入一段相当窄、两边均被众多岩石立柱包围的雪槽。这条沟壑从平台开始朝上延伸出500米，宽度约10米，坡度在50°上下。如果他们再往上爬个几百米，就能在右手边岩石立柱下的背风处设立过渡营地，就有机会从这里出发快速攻顶。在它上面，是一段向右横切的斜坡直达岩石突兀的北山脊，然后再延伸到顶峰。这是一条合理、直接，也相对安全的路线……除了最初的这段雪槽，它的末尾加宽，整体形状就像一个大号的漏斗。
福勒的遗体就位于雪槽下方的坠落轨迹中，比平台约高出100米，体表亦有长距离滑坠所导致的外伤。他着装轻便，腰部系着一件抓绒衣。在他背包的顶包中，我们找到了他的雪镜盒，不过是空的，还有羊毛帽，因此事发时应当是在白天，并且相当暖和。背包里有一条睡袋，少许御寒衣物，炉头及燃料、3～4天食品、罐子、长度足够做安全带的扁带及一捆绳子。很明显，他撤营后没攀登太远就遭遇事故。此时后面的博斯科芙应该正背负着所有的攀登与露营器材，外加上她自己的装备。在雅拉与央迈勇这两座比格聂略低一些的山峰上，他们都是在海拔5200米左右设立前进营地，随后经过一整天漫长的攀登直接登顶再返回。看上去在格聂他们还准备沿用相同的计划，然而一些未知的因素夺走了他们的性命——雪崩、落冰、雪檐崩塌等等在他们顺着雪槽向计划中的营地前进时袭击了他们。
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事故的确切过程。对于福勒与博斯科芙这种级别的攀登者，这段雪槽真的只有用简单来形容，这点从福勒遗体上没有绳子与安全带等必要的攀登装备上也可以证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福勒与博斯科芙应该是同时遇难，否则后者完全可以独自下撤到冷古寺，毕竟这中间只有一小时的轻松路程。(即使她在事故中受伤，也能“爬”出去求援，因为这一路上的地形并不复杂。)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然后赶上了一场罕见的事故——一场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事故，因此失去了生命。
克里斯汀·博斯科芙依然躺在格聂顶峰下的某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在来年开春冰雪融化后的后续搜索中找到她，带她回家。我们知道查理·福勒不想把她一人丢在这里。如果不幸无法找到克里斯汀，我们会遵照福勒家人的意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抛撒在格聂脚下，让这对有情人永远守候着圣洁美丽的格聂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