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来，英国在喜马拉雅的攀登一直是耀眼的先驱者，而马洛里是第一代英国喜马拉雅攀登者的标志，之后是希普顿和特尔曼，1960年代乃至1970年代，则属于鲍宁顿与斯科特等人。1934年，希普顿和特尔曼在珠峰及喜马拉雅挥扬青春之时，鲍宁顿刚出生于汉普斯特。鲍宁顿12岁开始攀岩、16岁开始登山，经历了漫长的登山生涯之后，他成为许多年轻登山者的偶像。某种程度上，鲍宁顿等人就是大英帝国1960、1970乃至1980年代攀登者的缩影，他们延续了马洛里和希普顿的光荣的英国传统。
　　
　　鲍宁顿说：“我从16岁开始登山，经常把自己逼退到与生命挑战的处境，害怕，浑身冷汗地在岩壁上战斗，这完全是不成熟的。我继续登山是因为我忘性大，很快、容易遗忘那些恐惧，这样也就此继续下去。总之，最强烈的情绪来自登山自身的乐趣，新发现的颤栗与兴奋，以及一个登山者自我成长的过程。阿尔卑斯山中连日暴风雪中的攀登，风雪在我的套头外套上撕扯，它覆盖在肢体上；当心灵与理性伸展到最大的极限，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我一直保持在最巅峰的状态。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的攀登很少有肉体上的乐趣，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吃力而劳累的，然而探险登山的挑战与梦想则远大于低海拔的登山。”
　　鲍宁顿被视为登山界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不仅仅是他个人作为登山运动员参与攀登。1975年以后，新一代欧洲登山者重新诠释了喜马拉雅登山的形式，包含高海拔大岩壁攀登及以阿尔卑斯式方式无氧攀登8000米冰壁新路线等，鲍宁顿是其中的中坚活跃分子。更重要的一面是，在登山社会中，鲍宁顿在二战后英国阿尔卑斯俱乐部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
　　同时，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能维持登山、生活与经济平衡的登山家之一。从1966年他开始给英国大报《每日电讯报》撰写探险稿件，他把他的故事讲述给了全世界的读者。到今天为止，鲍宁顿已正式出版发行了15本著作。这些大多关于登山、探险的故事，本本都是畅销书。其中《Annapurna South Face》与《Everest the Hard Way》两本书，成为许多组织或参与喜马拉雅探险登山队的必读经典作品。
　　在鲍宁顿的尖峰岁月中，最知名的攀登除了1977年的魔鬼奥格雷以外，还有1962年的阿尔卑斯艾格尔北壁，而1970年安纳普尔娜南壁登顶则完全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一流登山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他的攀登与探险个个都光彩夺目，单审视那些攀登山峰列表，随便从中拿出一座山峰，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登山家，你只要攀登这其中一座，就足可
　　以为自己奠定一个“世界”地位。这些列表：1972试登珠峰；1974首登印度著名刀刃山峰禅嘎邦Changabang；1975年西南坡登顶珠峰(迄今依然是经典)；1978年K2西山脊试登；1981年的新疆公格尔；1983年首登shivling西峰；1985年重返珠峰；1987和1988年门隆则……
　　人们都说鲍宁顿是一个“不老的传说”，世界上攀登如此多的喜马拉雅山高峰的人尚有一些，但活下来的屈指可数。西方知名攀登者大都有着以其命名的登山、慈善基金，不过多数是在其死后由后人创建的，而鲍宁顿则是个例外。他是一代登山NGO组织的现代管理、登山运动的大众普及者。今天这位74岁的老伯爵(因攀登贡献被英女王授爵)依然很健康，依然积极活跃在英国境内和喜马拉雅山区，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
　　在登山界里，官方荣誉与民间声誉、个人健康与品行，经济与写作、寿命与攀登本身都能致力到此完美境界的，我想当今世界迄今恐怕只有鲍宁顿一人。我们总是从经验中得到启迪，在经验的累积中学习更好地掌控自己。那些最酣畅也最深刻的记忆，往往是各种因素交织、最恶劣情况下，奋斗带来的乐趣。我相信无数人都在幻想一生中能经历鲍宁顿般如此绚丽的尖峰岁月，能拥有鲍宁顿般如此丰富的生命经历——并且最终活着、并未遇难于冰山……